湖南長沙：歷史昭示的明天作者南國嘉木
晚清時期之湖南，幾以一省之人力，支撐舉國之危局，遂有鹹同之中興。青年時代的毛澤東，乃“湖南自治運動”的狂熱鼓吹、支持和擁護者，恐怕與此不無關系。近代以來，湘人為國為民流血最多，故而中華百年之國政，湘人縱橫捭闔之功力，尚無出其右者。晚清時期“中興將相，十九湖湘”這一空前但決非絕後的盛況，一直延續到了中共建國後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共歷屆政治局常委均有湘人的傳統迄未中斷（朱容基之後應有來者繼之），乃至當今的台灣政壇也是湘人扮演主角，堪當中流砥柱、定海神針，甚或有人大膽斷言：未來海峽兩岸的完全統一，台灣問題的順利解決，或許亦將仰仗於湘人之手。放眼所及，百余年來湘人為國建功立業的領域可謂多矣，唯台海時局尚無重大建樹。實而言之，近現代以降的百余位湖湘名人，幾成半部中國近代史；舍去湘人之事功，中國近代史將無從落筆。這不能不讓人嘆為觀止，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人文現像，蔚然已成中國歷史之一大奇觀，並使湖湘文化成為中國眾多地域文化中舉足輕重、獨樹一幟的主干力量。
如果說明末清初以“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而慷慨明志，並以“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之氣度境界自勉的衡陽人、“船山先生”王夫之，是近代湖湘文化無可爭辯的最為重要的肇始者，那麼省會長沙毫無疑問就是近代湖湘文化大放異彩，並使之逐漸發揚光大的主要策源地和唯一中心。縱覽自古至今的眾多湖湘名人，除宋楚瑜和馬英九這兩位現任台灣政要之父母籍貫湖南，但其本人自幼起即並未在湖南生活成長以外（盡管如此，“出口成章、落筆成文”的湖南才子本色，以及“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奮鬥精神與湖南騾子風格，在宋馬二人身上仍然表現得十分明顯；湖湘文化“經世致用”的精髓對其從政之路和成功經歷的影響，已經躍然紙上），其余人的求學或事功之路，都或多或少地與省城長沙存在一定的關聯。而在這百余位湖湘名人當中，幾近全部首先從三湘四水各地奔赴省城長沙求學求知，繼而從長沙走向全國，進而飲譽世界。近代長沙人才之盛，綜觀神州大地無出其右者，正如體育湘軍在悉尼奧運會上奪取7枚金牌雄居全國之首，而長沙健兒也以5枚金牌位居全國各大城市之首一樣。
須知古代湖南為文化荒蕪的“南蠻之地”，長沙亦是“瘴癘卑濕之地”，幾近政壇的“不毛之地”；至宋朝時，湖南出了個叫劉蛻的進士（也可能是個舉人什麼的），人稱“破天荒”，此亦“破天荒”之由來。雖然那時的湖南文化基礎薄弱，但四位外省精英（按照當今的行政區域劃分）由於種種不可名狀、難以言喻的復雜原因（多是出於無奈），背起各自沉重的行囊來到這裡，意外成為湖湘大地的播火者和布道者。很多人都熟悉他們的名字：戰國時代的湖北人屈原（楚國之皇親國戚），西漢時期的河南人賈誼（中原青年政治家），唐朝中期的河南人杜甫（雲游四海的現實主義“詩聖”），兩宋時期的山東人辛棄疾（輾轉南下的抗金名將、豪放派詞人）。感謝他們：因為他們的到來，開始讓這片古老沉睡的土地，逐漸有了靈動的氣像與痕跡。及至唐末五代之後的岳麓書院誕生，祖籍江西婺源的福建人朱熹與四川人張（木旁加式）在長沙湘江之畔會講（今人稱為“朱張渡”），給湘人帶來了巨大影響，並使厚積薄發的湖湘文化從此開始風生水起。誠然，湖南近代人才之盛還與宋元明清以降的數次移民（如著名的“江西填湖南”等）有關。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在內的不少湖湘名人祖籍地，亦多源於江西。
正如明清之際的河南、江西、山西一樣，湖南近代以降的人才之盛亦有斷層之虞。好在湖南尤其是長沙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一直不錯，假以時日，湘人報國之力自當不遜於先賢，進而重光湖湘英烈之遺風。其時恐非今日一朝一夕之功，然則靈風有期猶可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