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十一行走常州、鎮江、揚州、高郵之間（4）
歷史到底是一個什麼概念，如果說揚州學派都紛繁復雜到無法說清，歷史就更得是見仁見智的東西啦。好古，有人收藏古物，有人留連古籍，我其實更喜歡在某一個地方遇到某一位相隔無數年代的人，我也許僅僅只知道他的名字，至多了解他的二三事，但在這個點上我們相遇，可能還在另外的點上遇到另一環境中的他，他依著自己的邏輯生活著，但我看著他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遠古——春秋
本來在揚州，沒有想到要去鹽商盧氏故宅，因為火車票點離此較近，便循著地圖到此一游，沒有想到門口服務員的一句話，讓我生了好奇：旁邊是鹽宗廟，很小的，不要錢。來揚州，我們看的是鹽商的奢侈、鹽商對皇帝的巴結，但看到過鹽商的信仰嗎？從盧宅出來，一轉身就進了鹽宗廟。
如今鹽宗廟掛的小牌牌是曾公祠，紀念在兩淮任上故去的曾國藩，鹽商已經拿不出當年堆白塔時的財力了，便改自己崇信的鹽宗廟來充抵，算是兩神並一廟，三炷香問題都解決了，不過門楣上的陰刻“鹽宗廟”三字未易，也算是曾公體恤民情的體現。
現在除了兩廂和倒廈是曾公在揚州事跡展覽，迎面望去，正殿供的是最早造鹽的宿沙氏（中）、最早管理鹽業的管仲（左）、最早的鹽商膠鬲（右）。三個很新很不漂亮的塑像，每人的下面是他的介紹：
宿沙氏，距今約四五千年前，膠東的宿沙部落傳說中最早發明煮海為鹽的人。“宿沙氏煮海，謂之‘鹽宗’，尊之也。以其滋潤生人，可得置祠。”（北宋《太平寰宇記》）
管仲（？—公元前645年），春秋齊國穎上人，名夷吾，字仲。中國古代名相。由於制定“官山海”、“正鹽筴”，以及食鹽“民產官營”等一系列政策，使齊國很快富裕起來，被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稱為“仲父”。
膠鬲（約公元前1050年），初為商紂王的大夫，後隱遁經商在豐鎬及渭水一帶販賣魚鹽，被周文王發現擢為重臣，後世稱之為中國第一鹽商。
除了管仲，其它兩位我還是第一次聽說，而即使是管仲，也很少從這個角度去詮釋。
漢唐之際
從公元前至公元初，特別是兩晉交替之際，一時才俊皆避走江南，僅僅鎮江沿江一線，山東黃縣人太史慈、安徽定遠人魯肅、山西聞喜人郭璞，最終均落幕於此。若不是同學陪我，可能魯肅的墓就會失之交臂，書上說在鎮江一中內，但如今一中已經外遷，原址給了外國語學校。因為是假期，學校大門緊閉，同學上前解釋，放我們進去。學校很大，後面上山，整個操場就是在山上平出的。照著門衛的指示，我們爬上山去，卻找不到魯墓，同學只好下山再問，終於在被黃拍牆圍起的綠地裡塔松的下面發現一起記事碑：
正面寫：三國東吳魯肅墓舊址紀念碑記
北面寫：魯肅墓，據郡志稱：在城東大學山直指庵後。即今本校南山北側。清乾隆間，鎮江著名詩人鮑皋展拜魯墓時，曾有詩雲：“破虜封何在？巍然魯大夫。霸圖更代有，長者至今無。日暮煙平塹，江春酒滿壺。指囷猶可作，差免哭窮途。”魯大夫嘉行高誼，詩可概見。墓前原有“後漢東吳魯大夫墓”碑石一座，解放初期尚存，後校園屢經變革，墓及碑石俱漸次湮沒。癸酉（1993年）秋，市文管會為集中三國景點，移建墓址於北固山麓，致使魯墓原址蕩然無所指認。為弘揚民族文化，保存歷史原貌，以愛國主義和傳統美德教育莘莘學子，特於魯肅墓舊址鐫石立碑以示紀念。
一九九四年七月，楊積慶撰，鎮江第一中學立
相較而言同為東吳大將的太史慈墓太容易找了，在北固山公園裡，但也在一條比較偏僻的道上。訪郭璞墓是在第二天早上，金山寺和水漫金山的故事於我其實並不十分在意，只是覺得鎮江三山不到，如來北京不到長城一般，而更重要的理由是郭璞墓，注《爾雅》的郭璞是文學史上學過的，從那花鳥魚蟲的解釋就能看出這位文人的自然天性，而他甲者乙也，乙者丙也，丙者甲也的解詞方式，讓當初的我是多麼沮喪。
金山的範圍可算是鎮江三山最大的，甚至還用跨街橋連到公路的另一端，早上金山裡都是晨煉的人，從山根、水邊，直到佛寺院牆外，順著湖畔的路走上雲根島，立著的說明講郭璞墓就在這島上，四下打量，有一處像是墓，衝過去發現在是鎮江國土局立的測量基准點。小小一個島有數叢竹、幾塊石、一座亭，若干株各色的樹，還有這基准點，遍尋無墓，只好再向前走。
在一排水泥的丁步上，一個老年婦女蹲著順著丁步邊沿摸，身邊是一只塑料袋，裡面是小螺絲。直走到金山公園的後門，向剛剛上班的服務員問郭璞墓，一位年紀大些的說：出門沿路邊走，大橋下面有一塊石頭，一棵樹，那就是。出門果是大街，又遇到摸螺絲的奶奶，她說想吃了就來摸，一早上總能摸個一半斤。
大橋很快到了，但橋下是一片工地，大石頭和那棵樹很顯眼，但那樹已經半死了，如果是墓總要有墓碑，站在堤上，朝工地的狼籍裡仔細找，果然一塊方方正正的碑躺在泥裡，太小，根本看不見。把照相機調到最遠（還是最近？我也不太懂）照下來，然後再放大到最大，原來仍是一塊測量基准點的碑，很佩服鎮江基礎設施的完備，但郭璞墓依然是個謎。
郭璞故去大約50余年，戴颙出世了，鎮江的南山是一處與他有關的勝跡，在南山的一片群山中有一座是招隱山，據說原名獸窟山，因為戴颙曾隱居於此，又名戴公山。戴颙應該算真的隱士，他家有傳統，打他爹開始就好喜這個，然而他太有名，所以皇帝大官們都期望得其輔助，哪怕在自己身邊站著呢，所以便有了“招隱”。
不做官，戴颙的靈氣在藝術上，最突出的是琴和雕塑，網上資料說所作琴曲《游弦》、《廣陵》、《止息》在民間流傳甚廣，有點誇張，除了一曲《廣陵散》（還不知道是否戴先生的《廣陵》）目前是很知名的琴曲外，另外兩曲習者無多。至於雕塑，如今都是學院派學出來的，全部歐式，恐怕更無傳承，只能照錄書：“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颙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颙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嘆服焉。”
不知道為什麼招隱坊是1981年才立的，原來有嗎？碑額上是篆書“宋戴颙高隱處”，此宋為南朝宋齊梁陳之宋。但兩側的兩付對聯則說了三個人，除了戴颙外，還有在南山（只是讀書台、文選樓所在地的一種說法）編《文選》的蕭統、在鎮江住了40年（這是無人異議的）的襄陽人米芾。一座坊為了三個人，這買賣合算：
讀書人去留蕭寺（蕭統），招隱山空憶戴公（戴颙）。
經雨鶴林開畫本（米芾），春詠雞唱憶高蹤（戴颙）。
“北有石門銘，南有瘞鶴銘”，如同漢中有石門十三品，焦山也有摩崖群。小片和大片的摩崖還真是走了不少：桂林伏波山上的、祁陽浯溪邊的……古人留字的本領和氣慨遠比我們的“到此一游”宏大。當然最為有名的是漢中的石門和眼前的焦山。 2005年春節在漢中見到單獨供於一間的石門銘，也許正因為是室內，那破壁就越發顯得龐大了。而瘞鶴銘則比較秀氣，鎮江人也為之建殿，而且室內還模仿山崖的感覺，就比較協調了。
如果說石門的摩崖更為高古，那麼焦山的大多是宋以後的，不過名人為多，所以不比石門名氣小。而其中最著名的《瘞鶴銘》既有多位作者的猜想（無論陶弘景、王羲之、顧況、皮日休，當都在漢唐之間），又有幾番落水和打撈的話題，更添了神密。約在唐宋之際，刻有《瘞鶴銘》的山體崩落，墜入長江，慶歷八年（1048年），潤州太守錢子高曾從江中獲得了一塊殘石，仍置於焦山（頗有原地保護的意味），可惜數十年後無人照料或照料不當，石碑復墜江中。這一去近七百年，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才由鎮江知府陳鵬年募工從江中撈出。《瘞鶴銘》戀焦山可算得上歷千年而不去！
《瘞鶴銘》與《石門銘》另一個可以互比的地方是日本人，他們都奉二銘為神聖，每年都有專程來臨摩和膜拜的，在供石門銘的殿外角落還真的看到一塊小碑，是某位日本摩寫的石門銘，大約能有這樣的榮幸已經是眾多信徒中的佼佼者了，可惜在焦山未見，可惜中國人還沒有這樣的雅興。不過聽說最近鎮江又在通過技術手段打探出江底的殘石，正准備打撈，希望我們不僅要擁有更多的物質性遺產，還要有如同日本人崇拜二銘那樣的非物質性遺產。
大宋以降
中國煌煌數千年歷史，漢唐總是以恢弘的氣魄贏得更多人的羨慕和自豪，但我總是最喜歡宋明，可能看問題比較狹隘，我的關注點更多在文人的氣質：在宋，比如理學和心學共聚一堂研討學問的學術帶頭人朱熹和陸九淵，還有在蘇州建家族義莊修家譜又在沿海一帶修範公堤防海水倒灌的範仲淹；在明，比如立德立功立言的王陽明，還有那些堅決與皇帝辯論該立嫡或立能的文臣們。
宋明之風流在長江沿岸留下頗多的遺跡，匆匆走過，一處處地相逢從前在課本上、在千裡之外曾經相遇又擦肩而過的故人。在大明寺的西側，“遺構溯歐陽公為文章道德之宗侑客傳花也自徜徉詩酒，名區冠淮海我從豐樂醉翁而至攜雲戴鶴更教曠覽江山”，你可以感受到高闊的平山堂裡歐陽公仍在做著他那文章太守的微醉之夢，溫潤的空氣中，斑駁的雜樹把平山堂抱得緊緊的，立於堂前已經一點也感覺不到當年群峰平堂的氣勢。
從常州火車站步行是可以到艤舟亭的，沿街向前，也就是沿著運河向前，不遠處便有一個小亭，大約是常州市政的安排，走得倒也不寂寞。艤舟亭是蘇東坡往來常州的登岸處，據同學說其實東坡老兄實際的居處並不在常州，但常州人很願意考證出某處是蘇宅。來到一處工地，擋板裡，只看見徽式門楣上的“東坡園”三個字，接下來大約就要收門票了。權將園外的那一條迥廊連著的兩只小亭當作東坡灣船上岸的遺址吧，畢竟蘇東坡是終老常州轄內的。
北上高郵還有一處東坡遺址，那就是文游台。其實原來這裡是泰山廟，供奉東岳大帝和供奉財神一樣，各地皆有，高郵的泰山廟在城北的一處高台上，也算是秦觀能夠想到的家鄉可供游覽的去處了。沒想到蘇軾一游，泰山廟的地位就退居西路，王士禎為此處寫的“古文游台”四個字如今被刻在石碑坊上立在大門前，沿中路向上自然是文游台了。
文游台現在是高郵博物館，正門上四個字“淮堧名勝”，“第二字念什麼？”我買門票時順便問。“Luán，水邊的小塊高地。”大約同我一樣提問的太多了。博物館自然也是將高郵從遠古的出土文物至近代文物一一陳列，但也有特色，那是1931年高郵湖大水漫過運河泛濫裡下河的專廳，有不少當時在華的外國人冒險航拍照片，也如實記錄當時國民政府和地方鄉紳合作治水賑災的情況。另一個特色是作家汪曾祺的專廳，汪是高郵人，是很看不起其它地方鹹鴨蛋的高郵人（可是我買的雙黃鴨蛋打開是單黃的，而且很少油，算我倒霉）。
說到秦觀，戲裡的風流小生，也算是高郵最有名的人物了，高郵別名盂城，便來自他的詩“吾鄉如覆盂，地處揚楚脊”。如今高郵城內有一條路的名字就叫盂城路，在奎樓以東，我在那裡的小館吃午飯，一邊熟悉地形，便問店裡的小伙子，大約十七八歲。他很熱心，路出去幫我看路名，回來說：孟城路。我很詫異一個城裡能有字形如此相像的兩條街面，拿出地圖來，明明是盂城路嘛，小伙子不好意思地說：我也不熟悉，一直在外面打工，奶奶病了，這才回來。
2000年在襄樊訪過米芾的祠，來到鎮江不能不拜米芾的墓，與南山隔著鎮江的驕傲南徐大道，便是黃鶴山，黃鶴山和磨笄山之間有條小路，那就是著名的竹林路，沿竹林路來到一處丁字路口，前面很難說是一個村子，倒像城郊倉庫大院區，既雜亂又缺乏生氣。左拐不久，就見到一帶粉牆曲折，開著幾個門洞，從西向東，分別通五義士墓、山頂和米芾墓。
米芾墓最後一次重修是在1987年，墓碑是啟功所題，還特意寫上“曼殊後學”，尚不明了米芾與曼殊是否還有一段淵源。米芾是一位大名鼎鼎的畫家，他能夠留連數十年的鎮江山水，可想美到什麼地步，在焦山碑林裡據說還有米芾題寫的“城市山林”四個字。墓前石坊上的對聯說“抔土足千秋襄陽文史宣和筆，叢林才數弐宋朝郎署米家山”，叢林才數弐，是從招隱寺數到鶴林寺嗎？
去南山和米芾墓有同學開車並向導，但宗澤墓是頭一天，看了地圖突然決定去的。那是從焦山出來，已經差一刻4點了，下了渡輪，向大門口走，邊走邊看地圖，忽然發現安排在以後的宗澤墓離焦山近得很，雖然不知道有否公共汽車，但打車一定不貴的。說干就干出門就問出租車，遇上一位不那麼謹慎（如揚州找汪中墓的頭一位）的司機，瞟了一眼地圖，就應承了我。
鎮江不大，宗澤路已經是郊區了，地圖上的路不小，但實際上是很窄的一條路（但在宗澤墓處忽然很寬大了）。車上了宗澤路，司機開始二乎了：這墓在哪呢，你知道嗎？我也只有把地圖給他看，地圖上標著京峴山東側，不一會車就穿過了兩座山。“不對，前面可沒山了。”司機說著掉回頭去。
一邊開車，一邊打電話，我一聽樂了：你是四川人啊，怎麼在這兒開出租。司機承認打電話給熟人也不認識。寬大的街道，兩邊是空曠的田野，也沒個問人處，只好順著一條向右的路拐進去，問人，答曰：國土局過去就到了。“咱們看到國土局啦，過去什麼都沒有啊，一段圍牆，沒路口呀。”我說，司機不言語，再掉頭。
這次，我倆都緊盯著右手邊，先是一個碳素廠，然後是國土局，然後是牆……啊，一個豁口！豁口邊立了個牌子：鎮江市青少年教育基地。司機停了車問：“你敢進去嗎？”天晚了，山上的樹很濃密，特別是好得不得了的天此時已經布滿了雲，而且是黑雲，難道頭一天玩就遇到雨不成，雖然我帶了雨衣，但穿雨衣多少會減了游興。
“那有什麼不敢？”我給自己打氣，雖然不知道上山要找多久，但我永遠不相信平白無故地能碰上要害我的壞人，除此還有什麼可怕的？離城市這麼近蛇蟲螞蟻之類的大約也不會嚇人到什麼地步。付了出租車錢，向豁口走去，原來豁口中間那堆被綠藤蔓盤住的便是宗澤墓的保護單位銘牌，腳下就是通向墓所的磚路。
只是這路完全掩蓋下如傘的樹下，地上也半被藤蔓所遮，更顯得有些森然，沒走幾步，街上的各種車聲一點也聽不到了。路先是順著山熱緩緩上升，漸漸開始上台階，昏暗中見到了石坊：“大宋瀕危撐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在北宋最後的歷史上，就我們所學過的歷史勉力者不能算多，宗澤是很典型的代表，連他的死也頗有戲劇效果。
算我有運氣，就在我攀山之際，身後有數聲談笑，三個當地的年輕人也上來了，幫我照了像，雖然因為昏暗只能留做資料。回京後查資料，發現關於宗澤墓也有數個版本，鎮江正在積極證明此宗澤墓是全國獨一無二的，其實有什麼要緊呢，高呼渡河而亡的宗澤葬在鎮江的確最為合適，但不能擋著人家家鄉對鄉賢的熱愛，或者向往大一統崇敬宗忠簡公者而建衣冠塚。回到大道上，找公共汽車站，有一趟車直接回到鎮江最繁華的大市口。
到北固山也是下午，進門時工作人員很熱情讓我把東西存在門口省些力氣，再三囑我5點半之前一定要取，否則下班關門了。北固山的傳說大多是在甘露寺招親、吳蜀結盟共同抗曹，其實北固山的風光確在焦山和金山之上，人雲“焦山是山裹寺，金山是寺裹山，北固山是寺鎮山”，立於甘露寺下，的確能夠看到壁立千仞的氣勢，特別是在南方秀氣的山水之間尤為強烈。
北固山北臨長江，山壁陡峭，戰時為要塞，平時就是北望河山的憑吊處，所以又叫北顧山，據說登上北固山頂，東看焦山，西望金山，隔江相望，揚州平山堂清晰可見。個人感覺，北固山的獨特在於它的龍脊，從市內向江邊延伸，前峰、中峰和後峰，便到了北固樓，在網上只看到過一張這樣的照片頗有華山的感覺，其它的皆為泛泛的景點留影。
龍脊是一條主線，當我從中路直上後峰頂，於辛棄疾的“滿眼風光北固樓”遙望長江，可惜隨著瓜洲的崩塌，鎮江一側的淤積也讓我們沒有辦法再看到真正的長江了。這北固樓的正式名稱叫“多景樓”，與黃鶴樓、岳陽樓共為長江三大名樓，但我更願意隨著辛棄疾叫它北固樓。岳陽樓曾在夕陽下從旁而過，雖無緣一登，但我想永遠留住以一輪紅日為背景的岳陽樓印像；黃鶴樓地處鬧市，且有著電梯和商店，怎麼也感覺不到“故人西辭黃鶴樓”的意境。相較下的北固樓古樸但不乏親切，因為已經將近閉園，游人很少，沒有導游的哇啦哇啦，在這種環境中看北固樓真是好極了。
然而北固樓在平實又充滿豪邁氣慨，全憑著辛棄疾的一首詞。提起辛棄疾，2001年曾去江西鉛山訪過他的墓，這位生在失去土地上的青年，卻願意南歸並致力於抗金，今天怕已沒有可比之人。想起長於辛棄疾15歲，生於江南溫柔鄉的陸游，偏偏也以慷慨的抗金詩詞壓過他的那一段“紅酥手，黃藤酒”的愛情故事，真是時代使然。今次穿行於鎮揚之間，不禁又想起他的“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
離北固樓一步之遙是頭頭是道亭，一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攢頂小亭，我是在北固山下的導游圖上看到的名稱，但沒有注釋，回來也沒有在網上找到解釋。離頭頭是道亭一步之遙便是所謂的孫尚香祭江亭了。由此順著龍脊向下，過鐵塔還向下，人就更少了，道鋪得很好，但也很窄，幾乎一步可以跨過，向下望，竟也很深呢，如果不是兩側的樹密，真有自古華山一條路之感。
終於走到頭，腳下便是公園的欄杆，外面就是車水馬龍的大道，這便是被挖斷的龍脊中峰，隔著馬路向南望，後立著一座碑的便是北固山的前峰，如今是鎮江烈士陵園。在公園內如禿尾巴老李似的中峰埂上，新建一座碑，仿漢厥的模樣，上面刻的便辛棄疾那著名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揚州並不總是煙花三月的好，還是考驗民族氣節的所在，宋末的李庭芝、姜才就在這裡抗擊了元軍的入侵，明末的史可法更為揚州留下令人迥腸蕩氣的英雄史。今人江澤民亦不能忘記故鄉的這位史公祠，他說的一段話可以為如今隆而重之祭祀史公提供官方的背書：在揚州城外梅花嶺，有民族英雄史可法衣冠塚，塚前有一副對聯，叫做“數點梅花亡國恨，二分明月故臣心”就很能激發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愛國熱情。
揚州是一個旅游城市，特別是城北一帶，幾乎步步是景，史公祠已經完全融入了城北風景帶，大道邊的濃樹掩著樸素的史公祠，人不多，院落清淨。院正中為“饗堂”， 饗堂後為史公衣冠墓，墓前有3門磚砌牌坊，上額“史忠正公墓”， 墓後為梅花嶺，乍開題額嚇了一跳，原以為史公衣冠葬於梅花嶺下的梅花嶺無論如何也得是個小山吧，沒想到竟是院中土堆，據說嶺上遍植梅花，現在沒有開花，我也看不出來。
墓西是史公祠，神龕中懸史公遺像和牌位。兩下裡供奉的是與史可法一起戰死於揚州城的將士，一律用正宗的牌位，肅穆莊嚴，極具漢民族的祭祀儀軌。整體看來揚州的史公祠大多照舊安排，尋清代祭祀舊禮，但我覺得大都比較克制，充滿點到為止的官方的利用和參與者的隱忍。在開封還有個史可法的祠堂（史祖籍河南），雖然很小偏居於山陝會館的東北耳房，那裡有今人賀敬之的“史可法人可法書可法，史可法今可法永可法”，郭沫若的“騎鶴樓頭難忘十日，梅花嶺畔共仰千秋”。其實1938年4月，抗戰全面爆發前夕，《義勇軍進行曲》的作者田漢拜謁揚州史公祠時也就寫過：“江潮如吼打孤城，百世猶聞殺敵聲。今日危傾如昔日，梅花嶺上訪先生。”
在鎮江的焦山除了文人的摩崖之外，到了近代還為保衛鎮江貢獻了一份力量，半山腰的快炮台就是證明，在這板橋書屋前乍看到那凹下地面不多的圓盤，真想不出有什麼用途，失去大炮的炮台果然一無是處，旁邊的說明（有趣的是，裡面的“炮”字用的是“礮”，而其中的“馬”又寫作簡體的“馬”）說：
焦山頂快炮台兩座，結構為水泥砂石築成的圓形明台式，有護牆，內辟有直立炮彈的小龕，基階下有巷道與地營式彈藥房相通，此為防御帝國主義內侵的江防設施，洋務派代表人物兩江總督張之洞於光緒二十五年奏准添設四十五磅子阿姆斯脫郎快炮兩尊。同在焦山，下擺渡上島，左拐，走過偏於一側的舊碼頭，第一塊摩崖離我們非常近，一指時間1930年，二指位置路邊腳旁：“為廢不平約，呼號遍神州。來此暫偃息，行作世界游。民國十九年全國律師協會執委兼宣傳主任江西余江良翰**（兩字漫漶）書”。
我上網去查“余江、良翰”，果然在余江的網上查到：“吳邁（1885-1936）字良翰，余江縣平定鄉石背吳村人，16歲中秀才。”原來那漫漶兩字是良翰的名字“吳邁”，為什麼偏偏這兩個字壞了，而其它字那麼好地保存著？難道是有人故意所為？吳邁是一個幾乎不為人知的先烈，我把能查到的資料，整理出來，盡量全面留下來：
吳邁家貧好學，中秀才後，目睹國難日重，決心退出考場，閉門自修新學，潛心研究各國律法。他出行不走方步，交談只說方言，18歲時，其父病逝，吳邁不循禮教，戴孝而不守制。事聞於學政訓導，革除了他的功名，從此不得再進孔廟，他一笑置之……
辛亥革命成功後，就讀於江西法政學校，服務於司法界10年，抱定“不怕死、不怕苦、不做官、不薦官”的宗旨，先後在漢、寧、滬各地操律師業務。1928年，當選為全國律師協會執委兼宣傳主任，奔走大江南北，疾呼收回領事裁判權，向列強駐我國各通商口岸領事面提收回主權的嚴正要求（鎮江為通商口岸之一，西津渡即有英國領事館，上碑當為此時所刻）。
1928年12月13日，因在南京反日會上力主驅逐日本新黨俱樂部總裁床次出境，並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大禮堂公開面質蔣介石對外軟弱無能而被捕。脫險後，愈加積極於反帝宣傳。“九一八”事變後，多次率同上海學生赴南京請願，呼吁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並再次當眾指責蔣介石治軍不嚴，治家太寬等錯誤。
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後，獲悉上海市長吳鐵城奉密令向日乞和，簽訂《淞滬停戰四項協定》，怒而痛擊吳鐵城，受到市警察局長吳芷賢行凶報復。抗日反蔣之志願愈亦堅強。1932年6月，他北上泰山，訪謁愛國將領馮玉祥共商國是。
1933年1月17日，當選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分會執行委員，展開了維護民權，反對暴政的活動，曾為營救共產黨員廖承志、潘漢年、丁玲、羅登賢而奔走。6月，楊可佛被特務暗殺，因獲悉將禍及自身，遂只身赴兩廣，先後謁見李宗仁、李濟深等愛國將領。11月20日，隨李濟深等赴閩南，武裝反蔣。1934年春，潛回廣西，繼續進行抗日反蔣的巡回宣傳。
1935年春，為聯系海外愛國僑胞，共圖大事，同心反蔣，只身前往南洋，往來於華僑聚居的城市，作愛國動員宣傳。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變的電訊傳到海外，即自新加坡飛回香港，正要代表李濟深入陝，會見張學良將軍商洽大事，不幸事泄，竟遭暗殺。
同為1930年，可能比焦山上吳邁的摩崖更早一些的北固山，豎起了一座碑，一座簡簡單單的碑——“中山紀念林碑”與重慶的鄒容紀念碑頗有幾份相像，上面都是棱椎形，鄒容碑下面是八面，而紀念林碑則只有四面。紀念林碑建得有些草率吧，內容沒有文采，排版雜亂（四面皆右書豎排，便三面是四字一行，一面則是五字一行），書寫又很平庸：
總理遺訓/我們研究/到防止水/災與旱災/的根本方/法即是要/造森林
總理遺訓/要能夠防/水災便先/要造森林/有了森林/便可以免/去水禍
總理遺訓/有了森林天/氣中的水量/便可以調和/便可以常常/下雨旱災便/可以減少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江蘇省會/造林運動/委員會建
而這北固山上的那片林是中山紀念林呢？
走過更個的中國歷史，“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這一片土地上，朝代興替，永遠上演新鮮的故事……
(揚州的鹽宗廟)
(鎮江南山的招隱坊)
(常州的艤舟亭)
(高郵文游台的泰山廟)
(鎮江焦山1928年的摩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