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安順東面的平壩縣天台山，一峰獨秀，號稱“黔南第一山”，群山之中，孤峰兀起，極為險峻。山頂有一寺，叫伍龍寺，建於明萬歷年間，其建築因形就勢，設計獨具匠心，規模宏偉，造型奇特，屬於明清時期屯堡古寺廟中的建築典範。牆壁上開極少的貓窗，一看便知其軍事堡壘的防御功能，四周城牆懷抱，是軍事與宗教功能合一的建築，內部本構件精雕細琢，特別是大殿前的木雕，一幅幅人物故事，生動逼真。各棟建築靈施巧布，在有限面積的山岩上，創造出了豐富的建築空間。
我們的旅行團來到這裡，只要是想看一條屯堡古村落，其次是天台山。生活在山下屯堡中的人，民族為漢，卻是漢人中較為特殊的群體，如同客家人一般。我們在這裡看過當地被稱為“戲劇活化石”的儺戲，覺得那似乎更像是苗人的文化。在貴州這種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漢文化的變異是合理成章的。
朱元璋在征服西南的土司後，采取屯田戍邊的政策，在滇黔古驛道兩側產糧區和關隘廣設“屯堡”。屯堡一詞從字面上（屯田堡壘）即已反映出這種亦兵亦農之意。屯堡人即明代屯軍的後代。如同現在的民兵，平時務農，戰時則變成軍隊。由於雲南經常有叛亂，所以他們就駐守在雲貴邊界。這種制度，我們在三國歷史中知道諸葛亮曾經在西北實行過，這一點類似我們今天的新疆建設兵團。隨著朝代更替、歲月流逝，一部份屯堡人的文化特性也隨之失去了。以安順市為中心方圓百裡的範圍內，如今仍保留著江南一帶移居過來的漢人和明朝屯軍文化的蹤影。
我們拾階而上，進入五龍寺院內，可見明清風格合圍式殿堂，嚴謹而工整，正面主殿居高，氣宇軒昂；下殿與左右偏殿，合圍成四合空間，上接青天下成天井；各殿堂皆和諧天成，形成最大的空間利用率，頗顯獨巨匠心。在不大的面積上竟能如此精巧布局，簡直令人贊嘆。
這是一處佛道儒合一的場所，前殿供佛祖，後殿供玉皇。據傳天台山祖師吳鳳和尚乃明末名將吳三桂之叔父。明末清初，吳三桂去雲南途中路經平壩，拜訪叔父，曾在天台山小住。當時，吳三桂將隨身寶劍、朝笏官服等物，贈給寺僧以作紀念。今物品尚存，已成文物，存於古剎之中。
真想不到，今天在這裡與這位大名鼎鼎的叛徒吳三桂撞個滿懷。
我一直認為吳三桂是個有趣的歷史人物，因為思考吳三桂的悲劇命運，竟然會涉及到中國人一直以來一個重要的倫理價值觀，那就是每個人與國家的關系問題。無論古今，這一直是中國人心中大是大非的問題。而且，這種個人與國家的關系一直被人為扭曲，是造成中國人國民素質低下的一個重要因素。
儒家思想自西漢董仲舒時被確立為正統之後，儒家的倫理就開始成為中國人的主流意識。我一直認為，孔子的思想一直被後人歪曲，至少是誤讀。人的生命並不屬於自己，而是祖先的恩賜，它附屬於父母和家族。所以，一個人生存的價值，乃是為了報答父母的養育之恩，光大家族的基業，延續家族的血統，令之發揚光大。這種責任重於個人的生命利益。將這種思維放大開來，整個社會就是一個大家族，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血緣關系的擴展。皇帝就是全社會的家長，他因上天的授權而享有至高無上的宗主權，普天之下莫非皇土。皇帝代表國家，普天下的人，都是皇恩的承受者，都有盡忠效命的責任。所以，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社會成員的一切行為，必須基於兩條基本准則，那就是對國家的“忠”和對家長的“孝”。這是協調一切社會關系的法寶，如果所有社會成員都能充分發揚忠孝，一切社會問題都迎刃而解。所以，以德治國的要訣就是培養人們的這種忠孝品質。一個朝代如果滅亡，作為皇恩的最大受益者的官員就有義務為他的國家無上光榮地盡忠殉國。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退一步，至少也應歸隱山林，不再為新王朝服務，這已是最起碼的要求了。
在某種意義上，忠孝已經脫離道德規範和範疇，而上升到價值本體的層面。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意義，就在於用行動去注解忠孝仁義這些倫理，否則你的生命將毫無價值，甚至禽獸不如。所以，叛徒、投降者、貳臣背叛的不僅是自己的主子，而且是整個國家、整個世界，注定要被拋棄。
歷朝歷代的忠臣烈士，源源不斷地占據著史書中的大幅版面，而且總是於王朝交替之際大量出現，史書總是為他們那些近乎雷同的事跡留出大量篇幅。他們中有些是在並無切身危險的情況下安然自裁，有的還同時殺死自己的妻子兒女。他們用這種殘酷的自殺方式為自己的精神世界贏得喝彩，由此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感。另外一部分，則是被俘後寧死不降而被殺的，文天祥就是著名的例子。這些人為了贏得死後的聲譽，以符合儒家的正統倫理，拿自己的人頭、有時還連同家族上下眾多人的性命作為交換。
我們今天重新思考吳三桂，是要弄清楚我們個人與國家民族之間的利害關系。我們為何要為國家犧牲自己？或者說，我們值得為這個國家犧牲個人嗎？
對於這個命題研究，吳三桂是個最合適不過的人選，他跨越兩個朝代，三次叛變。歷代的叛變者中，沒有一個有他那樣的經歷，峰回路轉又蕩氣回腸，他的叛變對歷史的影響如此重要。探索他的心理歷程，就可以了解儒家道德在社會某些非常時刻對人們行為的支配機制。
在對待叛徒的態度上，東西方的差異極大，這恐怕也是源於人文思想在內涵上的差異。面對強權，放棄道德原則而苟且偷生是否人性中的正常表現？面對強奸，是反抗，無奈接受，還是閉目享受？我想去找些書看看，看看西方在這方面的一些現像，再來個中西方對比，可能會發現有趣的答案。
在明末，先有祖大壽一門三雄降清，接著，另一位最有才干的將領洪承疇也投降了。據說洪承疇剛被俘的時候，也曾經想一心殉國，只求速死，為自己死後贏得個好名聲。
但洪承疇最終居然投降了。在與滿洲人交戰的過程中，他感受到了這個少數民族的前途，還有皇太極的個人魅力。道德上的耀眼之星在轉眼之間就成了可恥的叛徒，一夜之間就從道德的制高點墜落下來。這個轉變實在太快，叫人難以適應。
看來孔孟之道的說教如此不堪一擊，畢竟敵不過人類的求生本能。
忠奸善惡之間的界線竟然如此模糊。做人難啊！一個人，常常會突然陷入外部情勢所造成的精神紛擾之中。你所依附的王朝滅亡了，你必須面臨盡忠還是求生的選擇。這種選擇對於儒家思想框架下的人是多麼艱難的事情。王朝更迭，不想做忠臣就只能選擇做貳臣，不成君子只能成為小人，不進入聖祠就只能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在這種情況下，死亡反而是最簡單輕松的選擇。而活下來，卻需要勇氣。你必須承受社會輿論和內心負罪感的雙重挑戰，這些挑戰往往會超越一般人的心理承受能力。
基本價值觀念是一個社會作為凝聚人心、整合社會意識形態的精神支柱，是每個社會成員的精神出發點和歸宿。因此，每個社會總是竭力宣揚這種價值觀，鞏固這種向心力的效果。
在人類的政治模式中，以道德治天下和以法治治天下是兩種最基本的模式。以中國的趨勢來看，未來肯定是走向以法治國的。在以德治天下的社會，對人的道德自覺性非常重視，把它作為維系社會運轉的基礎，每一例合乎道德的行為立刻會被社會輿論納入倫理綱常系統而大加褒揚，出於鼓勵，社會為此形成了相應的賞罰機制：德行能直接換取官官爵地位。根據這種思維方式，父子人倫是最基本的社會關系，從一個人對父母的態度，可以推斷他對國家的態度。“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就成了必然的邏輯。
但是，以德治國的最大弊端就是，道德口號往往是空泛的，人們容易對他人進行道德上的指責，而一旦自己身陷角色，則道德的束膊就變得異常脆弱，因為我們的立場會改變我們的道德觀。每個人都會呼喊高調的道德口號，甚至揮舞道德的大棒對他人施暴。當事情輪到自己頭上的時候，則是另外一番情形了。歷史上的道德楷模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是一個時代的歷史縮影。能夠在時間上歷久不衰的道德楷模只有宗教上的神靈，而神靈並非人。這也就是說，世上眾多關於人類真善美的標准並非是恆久不變的。
我們無需為道德的淪喪而懊惱，而是需要反省的是我們的法律制度。要知道，法律是社會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道德最後還是被限制在法律的框架之內，如果我們覺得當今社會世風日下，那肯定是我們的法律制度也由此出了問題。因此，法治建設在今天的中國是一項如此迫切的任務，最終以以法治國代替以德治國，中國就將會邁進現代富強的國家行列。
大明朝正在走向覆亡。它就像一艘千瘡百孔的破船，在風雨飄搖之中，不知還能支撐多久。末代皇帝的命運往往都是悲慘的，崇禎做夢也想成為一代勵精圖治的“明君”，竭力地希望挽救大明於覆亡危難之中，但於事無補。以他多疑和猶豫寡斷的性格，所做的一切成了驚慌失措的垂死掙扎，加速了這個滅亡過程。
明朝的問題不在於遍地的天災、李自成和關外虎視眈眈的後金，在這些的背後，支撐社會正常運轉的精神支柱其實已經腐朽不堪了。
歷史上沒有那個朝代像明代那樣重視綱常禮教。朱元璋本質上是一個講求實用主義的農民，他的所有努力就是想把天下人的頭腦裝進儒教綱常的框架內，讓社會在君臣父子的教條之下一直延續下去。
如果說孔子是哲學家，倒不如稱他為倫理學家更為確切。他的倫理學在明朝被推到了史無前例的高度。孔子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尊崇，每個讀書人都必須死讀八股和四書五經，明朝豎起的貞節牌坊比任何一個朝代都要多。還有在官員士族方面，從方孝孺到嘉靖大禮儀事件，被廷杖和殺頭的大臣義無反顧，只是為了名字能夠榮登忠臣榜。
但是我們又可以看到，到了明朝後期，社會的道德水准空前墮落，整個社會陷入嚴重的道德危機之中。
事實上，儒家的倫理有著天生的缺陷。它基於人性本善的虛妄假設，要求每個人都應該壓抑心中的自然欲望，朱熹有“天理滅人欲”之說，通過自我克制服從於僵硬的道德教條。它沒有為人的自然本性中軟弱醜惡的一面留下彈性空間，不承認人的平庸和趨利避害的本能，不承認人生存的自主權利，缺乏對人基本的尊重與關懷。它只有最高標准而沒有最低標准，也許能激起道德狂熱，卻是不符合人文思想的。歐洲文藝復興的重要標志，就是人文思想的覺醒。承認人性中的自然本能，對擺脫教會的道德說教提供了依據，讓人的思維跳出宗教的束膊，上升到了思想解放的層面。
在明朝以前，儒教所發揮的作用，多半是屬於一種軟約束，而在明朝，這種軟約束變得僵化，使這一倫理標准陷入了困境。由於操作上的難度，它實際上成了一種偽標准，從而造成實際道德標准的缺失。道德價值的過分張揚的最終結果卻是整個價值體系的被扭曲和人性中醜惡一面的大放縱和宣泄。這個自古以來強調道德價值的群體，終於在此時成為世界上最具現實主義的民族。
在三綱五常的旗幟之下，牌坊依舊不斷地樹起，像海瑞那樣死抱教條的書呆子仍然不斷出現。但是，假像之下，社會的精神支柱已被移走，正統的價值觀念已經不可能整合社會力量了，整個社會成了一盤散沙。在父子君臣的社會關系表像之下是人們之間的互不信任。皇帝信不過大臣，上司信不過下屬，文臣信不過武將。滿朝文武只知自己的身家性命是真，其它都是假的。崇禎殺了宦官魏忠賢，可還是不得不違心地任用宦官去監視各地的文武百官，他總是逢人便說：士大夫負國家也。
崇禎的這種猜疑，最終自毀長城，以叛國罪殺掉了袁崇煥。之後，洪承疇也是被皇帝的猜忌懷疑推進了身敗名裂的厄運之中。他並不是敗給了滿洲人，而是敗於自己的同胞。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建國改元，隨即渡河東征，一路勢如破竹。這時，明朝的精兵良將已經喪失殆盡，吳三桂手下的三萬鐵騎成了最後救命之師。
朝廷對吳三桂一直不薄，將鎮守山海關的重任交給他，他似乎比別人更有理由忠於大明朝。他的人格取向不可避免地認同於正統價值觀，即忠臣孝子。
吳三桂在勤王的路上緩緩行進之時，三月十九日，農民軍攻陷了北京城。崇禎皇帝在宮內急忙敲鐘，希望召集群臣前來商議，但此時那些平日食君俸祿的大臣全都自顧逃命去了，一個都沒有來。崇禎手刃部分家眷後，跑到煤山上，用一根白綾，為明朝三百年的統治畫上了句號。
吳三桂得到這個消息時正往北京的方向行軍。他忙撤兵返回，率領大軍奔回山海關。這座作用顯赫的雄關，將是他用來換取後半生前程的籌碼。明朝的滅亡，使得這座關城已經屬於他的了，不知道這是幸運還是不幸。不過，他知道，這座關城不論是對李自成還是對皇太極都是沉甸甸的。他完全有理由相信，李自成會為此上門與他談判的。
大勢已失，天命難回，國家已亡，家族仍在。父母家小，還有陳圓圓都在大順軍的手上，為了父母的生命犧牲自己的名譽也是情有可原的，忠臣做不成了，就只好做孝子。寇賊殺了皇帝，寇賊就成了皇帝。當過乞丐的朱元璋可以做明太祖，那麼李自成撫馭萬民又有何不可呢？
吳三桂點齊兵馬，把山海關拱手送給李自成的部隊，踏上了第二次進京的征途。
他開始考慮自己的前途、家族的平安，還有他那位被後人視為紅顏禍水的心愛女人陳圓圓。
一個女人可以改變世界。對他來說，做一個真正的男人比做任何事情都重要，甚至比做一個名垂青史的英雄更重要。
然而，命運卻同他開了一次讓他無比尷尬的玩笑。吳三桂在半路上得知了大順軍抄家和老父吳襄被囚禁的消息。他沒想到李自成竟然送給他這樣一份見面禮。然而，他最關心的，卻是陳圓圓此時的境況。
但確切的消息告訴他，陳圓圓現在已經是李自成手下劉忠敏的人了。
吳三桂徹底崩潰了。他簡直不能相信這樣的奇恥大辱會落到自己頭上。於是，我們聽見了歷史上那句鏗鏘有力、響徹幾百年的愛情宣言：
“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見人！”
為紅顏衝冠一怒令吳三桂成了所謂的“民族罪人”。然而，細心地想一想，我們一直認為的寧可國家負我、也不可我負國家的道德信條是出自何種人文思想？有誰可以用國家的名義剝奪個體公民的權利？藐視個人權利，就會造成有人以人民的名義對個人施暴。沒有個體的人權，所謂的國家正義其實是不存在的。這也是東西方在思維上的差別。
對於這個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我們嘆息於李自成的流寇本性，迫害吳三桂家人、逼反吳三桂是李自成整個造反過程中最大的敗筆。如果換成你是吳三桂，你會忍氣吞聲、放棄個人恩怨而去成全那些所謂的國家和民族大義嗎？
儒家的虛假道義從高處轟然倒塌，摔成一地碎片。事實上，滿人在問鼎中原的過程中，基本上沒有付出過高的代價，是漢人互相殘殺，漢人中最勇敢的人，為了滿人與他們的同胞血戰。
吳三桂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事實上，在大清取得江山的過程中，吳三桂在所有的將軍中功勞最大。出於一種特殊的心理，面對自己的同胞，他比滿人下手還狠，手段更殘暴。這裡面可能掩蓋著一個心理學的現像，那就是，這類舉動正是為了掩蓋吳三桂內心的負罪感和痛苦。
順治十七年，為滿洲人賣命十七年之後，吳三桂終於獲得了他的獎賞，被封藩雲南，位極人臣。
吳三桂不想再叛變了。他在雲南的日子悠游自在，別無所求了。畢竟，他只是個叛臣。於是，出於心理需要，這位平西王開始信佛了，成了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他對佛教在雲南的發展功高至上，可以拿來與武則天和梁武帝對佛教的貢獻相比。
順治皇帝可以理解吳三桂在命運的壓迫下屈辱地投降，也可以用混合著欣賞與蔑視的眼光看著他拼盡心力在大江南北為他賣命。但是，當吳三桂為了進一步討好他而撲向故主時，福臨不寒而栗了。滿族人對吳三桂的恐懼不安自他進入緬甸捕殺南明永歷帝時就開始了。吳三桂做得太過分了，連滿人都覺得有些難以接受—— 一條以噬咬舊主來取悅新主的狗能讓人放心嗎？
１６６１年，血氣方剛的康熙繼位了。康熙皇帝接受的是正規而系統的漢文化教育。愛新覺羅家族開始明白儒臣所說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關系。出於內心的道德信條，他不能對吳三桂當初的投降報以贊賞的態度。
康熙十二年，撤藩的詔書送到了雲南。
這對吳三桂來講確實是當頭一棒。雲南是他苦心經營准備留給子孫後代的，他為滿人打下了大半個中國，雲南這塊封地並非過厚的報酬。此前，吳三桂和順治之間都心照不宣。可到現在，剛繼位的康熙卻要剝奪他以出生入死換來的這點報酬，未免太令人難以接受。
起兵勢不可免了。難道反叛只是他的宿命？
後人多責備吳三桂在雲南的叛亂。我們是否可以從另一方面去反思，如果不是血氣方剛的康熙的魯莽之舉，就不會有這場戰爭，一切皆因康熙操之過急。戰爭本可避免。如果康熙皇帝再等待幾年，等已經年過花甲的吳三桂壽終正寢之後，再采取削藩措施，這樣就可避免本已飽受戰亂的老百姓遠離戰火的摧殘。對於康熙，史學家對其一直捧得過高，什麼康乾盛世，奠定中國版圖等等，背後其實都是康熙濫用暴力，難道國家的統一就必須通過武力獲得？另外，他還是清朝文字獄的始祖。
起兵之初，形勢對吳三桂有利，但不久後開始發生逆轉。五年之後，吳三桂在絕境中死去。又過了三年，叛軍余部被肅清，吳三桂的子孫後代被徹底殺光，包括襁褓中的嬰兒。
吳三桂第一次叛明，是因為明朝已亡，選擇李自成是無可奈何。無奈李自成本是成不了事的流寇，吳三桂只好背叛大順而降清。第三次的雲南造反，則是康熙造成的。
我在此不為吳三桂歌功頌德，更不會將他罵成千古罪人。吳三桂的所有選擇，只是在人性範疇內正常合理的行為。需要批判的卻是儒家倫理的無能，尤其在某些緊要關頭，確定我們行為的，是人性中那些最基本的本能。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了。新型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等，對孔孟之道進行了猛烈的炮轟。他們明白，國家雖已共和，但儒家思想卻扭曲了國家與個人的關系、阻礙著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炮轟過後，硝煙散去，我們還能從中撿回多少有用的東西？
2007年9月於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