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寥寥數語，道出了琅琊山的無限風流，而“東晉王家住此溪，南朝樹色隔窗低”（唐·顧況語）不經意間點出了“東晉元帝以琅琊王渡江嘗駐此山，故溪山皆有琅琊之號。”（宋·王禹偁語）的歷史淵源。琅琊山有亭、有殿、有寺，分屬儒、道、釋三宗，俱有些來歷。一條琅琊古道，以青石板依山勢鋪就，婉蜒而上，如線穿珠，系了三處名勝。三教中人，各有朝聖去處。
無梁殿，初建於東晉。司馬睿稱帝後，“玉輦來游，衣冠晉代”，後因道教盛行，“帝跡留為梵王屋”（明·文征明語），毀於戰火久矣。元末疆土遼廓，民族大融合，建築亦大融合，於故地復建古殿。這便是我們今天所見到的無梁殿，整體屬於道教建築，但五個拱門上卻是典型的伊斯蘭教風格門券裝飾，具有非常明顯的元代宗教建築特色。這大概也是它處宗教建築中少見的，所以有人戲稱，琅琊寺也可稱為儒、道、釋、回四教合流之地。
琅琊寺也是由來已久，唐大歷年間（771年），太子庶子、淮南路刺史李幼卿與僧法琛禪師初建，代宗皇帝賜名“寶應寺”，佛教香火日盛。韋應物躬問欏伽，開一方文化先河；吳道子手繪觀音，成就為鎮寺絕碑。鬥轉星移，北宋太平興國三年，宋太宗為寺院御賜匾額，易名“開化禪寺”，奉安太祖畫像遺容於寺中御書閣，琅琊寺再度輝煌。慧覺師說法布道，史列“二甘露門”；崇定師壘塔四九，供奉佛家舍利。智仙師建亭，歐陽修寫就千古華章；《二生經》傳世，張方平演繹釋家輪回。律宗開壇、民國四碑，銘記皓清、達修中興之功；鐘樓蓮道、白玉觀音載下政府、民間護寺之殷。
信步古寺，六朝古松、名泉幽洞聆聽山間風雨；摩崖石篆、殘亭舊閣見證歷史滄桑。巍巍琅琊古寺，數易其名，數易其宗，因其源遠流長，列身全國二十四座重點寺廟之中。
沿山道逶迤而下，深秀湖如一面明鏡鑲嵌在青山綠樹叢中，清澈可見，給琅琊山增添了諸多的嫵媚和空靈，湖畔有亭名喚蔚然，一亭一湖，相映成趣。
一脈醉翁文化，琅琊靈秀天下。走過釀泉，洗卻凡塵，跨過一扇古樸之門，便和宋朝迎面相逢。
亭是清時裡人薛時雨募資重建，風格也未必還是當時風格，但摩崖上“醉翁亭”三個大字，便將這一方空間永遠定格在叫做北宋的那個年代。仿若又見當年大守在此把酒臨風，一脈醉意，淋漓千古至今。
此處建築已非最早的孤亭一座，後人敬慕前賢，依亭陸續構有多處園林小築，人稱“醉翁九景”，我來觀之，當以醉翁亭、意在亭、古梅亭、影香亭、六一亭、怡亭之六亭為最，盡皆文酒風雅的余韻。正所謂，山行數裡，亭影不孤，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千年只是剎那，亭邊過客匆匆。世人每每吟詠“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不少人望文生義，給一些人雲亦雲的評述，更有甚者演繹出落魄貶官在山水間呼酒買醉的畫面，自以為讀懂了醉翁。今次再訪，不禁慨嘆：試問千年亭邊客，幾人真正識醉翁？
中國文人歷來有天下情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儒家的政治理想常常不自覺要承當起為帝王師的使命，乍入朝堂，意氣風發，以為無事不可為，每每紙上屠龍，一旦遇到挫折，或寄情山水，或忘情佛老，或縱情丹酒，就此一退千裡，只要獨善其身，全無了當初襟懷天下的雄心。
拾階登亭，亭中有聯：飲既不多，緣何能醉；年猶未邁，奚自稱翁。白雲千載，誰來作答？
“醉”對中國文人來說，是一種文化姿態，人生方式。“舉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屈原不願沉醉，堅持痛苦地清醒，卻遭放逐，只好投江自表，因此後來的文人失意後都不願清醒，而是借酒買醉。陶淵明“性嗜酒……期在必醉”；李白“與爾同銷萬古愁”，卻“借酒銷愁愁更愁”；柳永“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蘇軾有感於“人世間生如夢”，因此“把酒問青天”……
回頭看看歐公臨滁足跡，“寬簡”治政，唯願年豐。引導州民勤勞耕作、開辟教場集訓州兵、擴建州城御敵防寇，“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自勉甚篤，勸農節用，均豐補歉，雖有水旱之年，無有飢之民。”應當說歐公知滁，政績斐然，在他給好友梅堯臣的信中寫道“小邦為政期年，粗若有成”。在這樣的為政之暇，先建豐樂亭之與民同樂、續建醒心亭之放懷曠野、最後才有醉翁亭之“太守醉也”，難怪後人評價“蓋公之於滁，非徒山水之娛”。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為政以寬，人民和樂，百姓安居，始能“負者歌於途……往來而不絕”，滁人出游之樂，實乃歐陽修的政績之樂。在宴飲賓客的描寫中，宕開一筆，從捕魚釀酒寫起，宴飲所需飲食素材皆就地取才，不假外求，意在誇滁州的富足，宴飲的野趣，又更有政治清明，與民同樂的自得意味。
歐陽修的“醉”是陶醉，“醉”是表像，“樂”是實質。先生自己在《贈沈遵（並序）》中作了這樣的注解“我時四十猶強力，自號醉翁聊戲客”，“自非曾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聯想到先生在《醉翁亭記》本身也寫道“人知從太守游而樂，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瀟灑達觀的生活情趣和政治理想的追求中，那一絲隱隱的痛和冷，不經意地隱現在字裡行間。由此不難解讀一代鴻儒作為京官下任的清高自況，文人士大夫“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芳自賞躍然紙上，可謂以“醉”寫“醒”。
先生的朋黨、同僚富弼曾這樣寫道“滁州太守文章公，謫官來此稱醉翁。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豈有謫客容。公年四十號翁早，有德亦與年耆同”，這或許是對“醉翁”二字最好的注解。
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與“通儒言，有戒行”的智仙雖然相交甚愉，歐公卻沒有走進寺裡，忘情佛老。他望了望留戀的醉翁亭，“歸而賓客從也”。離滁後，相繼知揚州、穎州、應天府（商丘）。至和元年八月，奉詔入京，與宋祁同修《新唐書》，嘉佑二年二月，以翰林學士身份主持進士考試，提倡平實的文風，錄取了蘇軾、蘇轍、曾鞏等人，一變北宋文風。嘉佑五年，拜樞密副使，次年任參知政事，以後，又相繼任刑部尚書等職。歐公曾自謂“我昔被謫居滁州，名雖為翁實少年”，“國恩未報慚祿厚，世事多虞嗟力薄”，“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鐘”，壯心不已可見一斑。離開醉翁亭的歐陽修，行走在實現自己早年兼濟蒼生的理想道路上，這或許才是歐公陶然的醉境吧。
歐公的學生曾鞏曾有一段對先生的公允評述“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為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傍，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
解讀歐公醉文，盡抒曠朗心聲，才氣橫溢，直面挫折的銳氣亦隱然可見，每每感佩於先生歷越千年仍然熾熱無比的赤子情懷。
少時讀《醉翁亭記》，以為歐公是以釀泉為酒而醉於山水，如今卻驚覺歐公實是以山水為酒而醉於蒼生也，可謂醉道不醉酒，陶然在蒼生。
出得亭來，看古道蒼茫，遙想歐公當年，正是由此路下山走向歷史深處。而今吾輩登臨，是否也能感悟即便偶有挫折，亦當不避不棄，懷藏希望的火種，期待著下一次的出征，則山水之樂而外，當不枉醉翁亭之游也。
(摩崖石刻——醉翁亭)
(醉翁亭)
(醉翁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