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大人們異口同聲贊美皇帝新衣的時候，就需要一個孩子的聲音；當肌體的頑疾發生嚴重潰爛的時候，就需要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從黎平到遵義，走在歷史的問號上2009年4月19日早晨，肇興侗寨的天空仍是陰沉沉的。7：00鐘，我坐上了開往黎平縣城的長途汽車，准備經黎平奔鎮遠古城。一路上仍舊是山，但比起苗嶺深處來，路不是太險。大約在9：00左右，大巴車終於鑽出了連綿不斷的群山，眼前出現了一塊開闊的土地。這在“地無三尺平”的貴州來說，真是難得一見了。汽車繼續前行，前面出現了一個高樓林立的城市，這便是黎平縣城了。9：30分，大巴車開進了城裡的長途汽車站。進站一打聽，才知道，黎平沒有直達鎮遠的公交車，得先到三穗倒車才能到達鎮遠。而開往三穗的車，還有一個半小時才能發車。一個半小時能干什麼？走出汽車站，望著熙熙攘攘的人流和這個陌生的小城，我真的有些迷茫了。突然，在汽車站前面的一個牌匾上我看到了一句宣傳語——歡迎你到紅色城市黎平來。原來，75年前，中國工農紅軍的中央紅軍，在經歷了井岡山五次反圍剿的大搏鬥之後，又經過殘酷的湘江突圍戰役，八萬六千多人的隊伍剩下不到四萬人。帶著還在流血的傷疤和一顆顆受傷的心，他們來到黔東南這塊遠離中心城市的地方進行休整，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此召開了一次歷史性的會議，這便是有名的黎平會議。至今，會議的會址仍保留完好，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免費供人們參觀。紅軍，與貴州結下不解之緣；紅軍，在貴州起死回生。既然路過了就別錯過去，否則，真不知道怎麼打發這一個半小時的等車時間，而且還會留下遺憾。向當地人一打聽，會議會址距汽車站步行只有十幾分鐘的路程。於是，我背著背包，向北穿過一個宣囂的農貿市場，就來到了一片低矮的老城區。望著那些老舊的房子，真的好像進入了那個年代，低頭看著腳下的土地，心裡就想，說不上哪一腳就踏在了紅軍戰士的足跡上。會址是一棟老舊的民宅，只見它雖然老舊，但從格局看，卻是一座清代中葉的古代建築物。這是一處三進五間，前低後高，上蓋小青瓦的臨街房屋。從性質上看，它應該是前店後宅的樣式。只見兩扇石臼的雙合門，由大門進入第二進正屋的天井，牆上有一屏風，雕著獅、鳥、魚類等。左右為扇式書房，正堂門面塑著二龍戲珠，樓上走廊四周是卷板方格欄杆，窗欞也是精雕細刻。左間擺設八張太師椅和兩張八仙桌，當時的會議就在這裡進行。房後有小天井，牆壁上有八仙過海、太白醉酒等壁畫，壁間開有門進入後院。會址占地面積近1000平方米，高約20米的封火牆圍繞，森嚴幽靜。可以想像，在當時，它可是一個有錢人家的宅院了。我獨自一人進入會議室，靜悄悄，空蕩蕩的，望著那兩張並在一起的八仙桌和圍著桌子的八個雕花椅子，腦海中卻出現了75年前發生在湘桂邊境的那場血雨腥風。1934年11月，蒼促離開井岡山的中央紅軍進抵湘桂邊境，蔣介石集中了30萬精兵，沿湘江布下第四道封鎖線，要將中央紅軍一舉全殲。面對生死存亡命懸一線的危急時刻，紅軍將士浴血奮戰七晝夜，最終以折損過半的慘重代價突破湘江封鎖線，剩下的紅軍才在百般艱苦中來到黔東南，中共中央的頭面人物才來到這座小城。
其實，從中央紅軍被迫離開井岡山時起，中共高層就開始爭吵不休了，人們開始懷疑當政者的軍事才能。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從而結成共識，猛烈抨擊以李德、博古為首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1934年12月15日到達黎平後，在張聞天等人的強烈建議下，被排擠出中央政治局的毛澤東參加黎平會議，會上就紅軍何去何從又發生了更為激烈的爭吵。
爭論的焦點是：以李德為首的人主張留在黔東，在黔東建立根據地；而以毛澤東為首的人堅持要向北，在黔川交界處建立根據地。很顯然，黔東地區距桂、湘國民黨頑固軍閥最近，極易造成四面受敵。最後，人的生存本能到底還是戰勝了左傾思想，毛澤東的主張占了上峰，中央決定采納毛澤東的意見，到黔北去，建立川黔根據地。這一決定從而成就了中國歷史上恐怕也是世界史上一場空前絕後的二萬五千裡長征！不過可以斷言的是，當時包括偉人毛澤東在內的所有共產黨人，也不會預料到，會在不久的幾個月後，發生那次人類史上罕見的長征——黎平會議的決定也是一個巨大的歷史問號。
1924年的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會議結束時作出了《關於在黔川邊境建立新的根據地的決議》，同時決定，在適當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便審察黎平會議的決定以及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這裡說的“適當時候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就是後來的“遵義會議”。
正是因為這句話，我決定，在適當時候去遵義去看看。於是，在我逛完鎮遠古城之後的2009年4月22日，我又一次走在了歷史的問號上。
從貴陽乘火車到遵義只用了三四個小時，11：00點多鐘的時候，當我走出遵義那高大的火車站，回過頭去望著大樓上那兩個“遵義”大字，心中不由得生出許多感慨。站在站前廣場，面對這座有著重大歷史轉折作用的城市，不禁對她肅然起敬起來。可是，讓我沒想到的是，剛想向人打聽遵議會議會址的走法時，就有一個女人湊了上來，帶著詭異的笑問我：“找個妹子耍一耍，17歲學生妹，一次一百元。”
這可是光天化日之下的遵義火車站廣場啊，竟然有人如此放肆地拉嫖客，這太讓我吃驚啦！於是我說：“不找！我對這個不感興趣！”那女人卻像膠皮糖一樣粘上了我，說的話越來越出格：“看你穿的這麼光鮮，一定是個大老板。要不找個更小的妹子開處，只要一千元。”
“你看錯人啦！我是來旅游的，躲遠點！”我沒好氣地說。
那女人卻不知趣，竟貼上來說：“那更好啊，找個漂亮妹子陪你逛一天耍一宿，二百元，便宜吧？”
“滾！再不走，我要報警啦！”我的一聲吼，才把那女人趕跑。
讓我吃驚的是，沒走幾步，又一個女人向我靠過來。而且向四下裡看去，這樣的女人至少能有十幾個！於是，嚇得我像躲毒蛇一樣穿著人空兒急急地出了廣場，鑽進了一輛出租車。
從出租車的車窗向街面看去，遵義城並不繁華，而且老舊的樓房還很多。大約走出七八站的樣子，終於到了目的地。那是遵義舊城的中心，還是一處有著花園、樹木，綠樹成蔭的地方，所有紅軍首腦住過的古建築都保持修繕得完好，街路也十分干淨整潔。看來，當地對這處革命遺址的護理真的下足了力氣。
我隨著一個旅游團，在一個女講解員的帶領下，首先進入了會址中心。它是一處清代建築物，據介紹，原是民國年間黔軍一個副軍長的私邸，李德和博古的住處也在這裡。
來到中心會議室，我看到，中間是一張長方形的桌子，四周圍著17把涼椅。天棚掛著一盞吊燈，牆邊還立著一個帶著鏡子的大衣櫃。在正面牆上懸著一匾，龍飛鳳舞地寫著“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一看就是毛澤的手筆。據女講解員介紹，毛主席一生只寫過一次門匾，那就是這塊。
我望著那十七把椅子，回憶著坐在上面的人，他們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博古（秦邦憲）、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朱德、陳雲；候補中央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聶榮臻、林彪、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共產國際的李德和翻譯伍修權也列席了會議，不過，他們的坐位只在後排。
這次會議從1935年1月15日到17日共召開了三天。它是在中國共產黨生死攸關時刻、在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召開的。
會議作出了兩個重大決策：一是罷免了唯共產國際代表李德馬首是瞻的秦邦憲的總書記職務；選舉了堅定站在毛澤東一邊的張聞天為總記。二是擺脫了共產國際那種不顧中國實際的瞎指揮，中國共產黨可以獨立自主地決定一切政治軍事事務。
我跟隨一伙游人站在這個不太大的會議室裡，雖然聽著女聲講解員的述說，但耳朵裡卻好像聽到了會上那場唇槍舌劍的激烈爭論。秦邦憲（博古）作為中央總書記和紅軍總指揮首先發言，說的話則全是為第五次反圍剿及湘江戰役因錯誤指揮而遭到慘敗的辨解。對此，毛澤東氣憤地站了起來，條理清析地指出了秦邦憲和李德在戰略和戰術上所犯的錯誤。那些不可饒恕的錯誤，使中央紅軍失去了大片賴以生存的根據地；更為痛心地是，紅軍損失了一大半優秀將士！
在會上，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同志也紛紛發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譴責秦邦憲、李德所犯的錯誤。最後，由新當選的總書記張聞天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第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以後，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中央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全權負責紅軍的軍事指揮。為了在殘酷現實中生存下去，中共高層進行了一次重新洗牌。但是，我們看到，當時的中共中央並沒有作出任何走向川西、甘肅、陝北的跡像，而是擺出了一心想在黔川邊界建立根據地的架式。
我跟隨女講解員一路走去，離開中心會議樓，依次去參觀了紅軍總司令部、總政治部、蘇維埃政府、蘇區銀行等舊址，儼然是江西蘇區機構的翻板。可以肯定的是，當時新當選的這個中央集體，仍沒有料到，遵義不是井岡山，而是一個不可守的，紅色根基很淺的城市——未來，仍舊是一個巨大的問號。
果然，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在強大的敵軍壓力下，中央紅軍不得不放棄遵義北渡赤水。這以後，紅軍雖然又一次攻克過遵義，但也僅堅持了數天。
歷史的煙雲沉寂之後，許多故事就如驚濤駭浪中的岩石一樣浮出水面。為了生存下去，為了保留紅色火種，中央紅軍不得不丟掉所有與蘇維埃政權有關的一切笨重東西，所謂的政府，不過就是保留政府中幾個人名罷了。四渡赤水之後，紅軍不得不向敵人兵力更薄弱的雲南北部四川西部奔去，他們靠著頑強的毅志向著不可預知的未來奔走著，大渡河、瀘定橋、金沙江、雪山、草地……走出草地時，中央紅軍僅剩下九千人了！客觀地說，紅軍是在敵人的逼迫下無奈地走上了一條孤注一擲的絕域。而且就是到了走出草地的那一天，中央紅軍還沒有確定到底落腳在哪裡。
到了中午吃飯的時候，我來到了緊挨著景區的“紅軍街”。這是一處極像成都武侯祠錦裡一樣的商業街，各種商業店鋪林立，各色小吃店菜肴飄香，操著各地口音的游客摩肩擦背。八角帽和灰軍裝的戰士身影，早已成為久遠的回憶；那些曾指揮過長征的領袖們也大都作古。留給後人的紅軍故事，就像發孝多年的老酒一樣，味道越來越濃，酒味越來越烈。於是，有這樣一個疑問在我心中揮之不去：是什麼原因，讓中央紅軍避免了歷史上石達開的命運而存在下去並最終贏得了統治全中國的勝利？
如果沒說錯的話，那主要是兩個因素：一是有一個鐵一樣紀律的黨，二是有一個鐵腕的領袖。我們可以設想，處在艱苦時期的紅軍，就如一艘行駛在驚濤駭浪中的船一樣。奮力劃船的船工需要一個好舵手，才能讓航船不偏離方向並安全到達彼岸。是毛澤東從遵義會議以後真正掌握了紅軍的指揮權。
於是讓我突然想起來，在景區轉了半天，怎麼看到的只是博古、朱德、李德、劉少奇或周恩來的住處，毛澤東的住處在哪裡呢？帶著這個疑問我問了一個導游，她告訴我，毛澤東的住所在兩公裡以外的另一個地方，可以打車去。
坐在出租車上，穿行在鬧市區，我心中充滿了疑問，所有中央領導都住在會場附近，毛澤東為什麼要遠離他們住在兩公裡以外？而且偏偏又是和張聞天、王稼祥在一起。突然想到，黎平會議上，他們三位就是堅定抱在一起的呀。
終於來到毛澤東的住地，是一處夾在一群現代高樓中間的一所二層的晚清舊樓院，原是黔軍一個旅長的私宅。若不是因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過，恐怕早就淹沒在歷史長河中了。
走進二樓毛澤東的臥室，我巡目四周，只見一張非常簡樸的木床，一張寫字台，一盞油燈，還有牆上掛著的毛澤東戴著八角帽的照片，想到的卻是這個偉人一生走過的風風雨雨。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亂世出英雄”。在清末亂世風雲中，產生了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大政治集團。是孫中山在無力回天的形勢下，聯手共產黨打造了黃埔軍校，培養出了一批又一批新式武夫。可是，由於兩黨的政治基礎和政治理想不同，最後徹底決裂，從而走上了你死我活的戰場。
從長征開始時中央紅軍的奄奄一息，到十五年後橫掃全中國，歷史的腳步似乎走得太快。人們不禁要問，強大的國民黨為什麼沒有消滅共產黨而奪得天下？我想，這裡面除了兩黨代表的利益集團多寡相差太大外，主要還是對黨組織的嚴密統治有關。
早在紅軍上井岡山的路上，毛澤東就進行了三灣改改編，把共產黨的支部建在了連上。在黨內，又逐漸建立了四個服從。而國民黨從它誕生直到逃到台灣為止，都像是一盤散沙。
說到“黨”字，讓我想起了還是改革開放初我讀大學中文系時，教古漢語的一位老先生在解釋“黨”字時說，它是一個形聲字，也可以理解為會意字。說它是形聲字，是“堂”音“黑”形（繁體字），有一些“黑道”的痕跡。說它是會意字，那就是說，凡是結黨，大都是在一個堂上，黑道拜把子。這位老先生講完後嚴肅地說，“可別說我反黨啊，其實，中國從東漢時期就出現了黨派，有名的黨錮之禍就發生在那時。”
走出毛澤東的住處，看到大門口的牌匾上寫著“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住處”，又讓我想到了毛澤東說的“黨內有黨，黨外有派，歷來如此”的話。如此看來，他們三位肯定早在黎平會議之前就結成派了的。如果讓我非常中立地為“黨”下個定義的話，那它應該是“在一定的政治立場上結成的，並有相應內部紀律約束的政治集團。”按照這樣定義分析的話，任何政黨都有歷史局限性——即它不可能代表天下所有人的利益。也許政黨消失的那一天，就是天下大同，沒有任何不平等現像的社會了。晚上，我躺在賓館客房的床上久久無法入睡，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但總理不出個頭緒來。第二天，當我提著包再一次來到火車站准備離開時，煩人的拉客女又出現了。這是遵義嗎？中國建國60年，怎麼變成了這樣。60年前，解散軍一入北京，作為第一任公安局長的羅瑞卿下令，一夜查封所有煙館妓院賭場，從此，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煙館、賭場、妓院絕跡三四十年！可是現在……火車一聲長鳴離開了遵義，向南駛向貴陽，我的心卻仍在遵義，這座有著紅色歷史的城市，它的吏治好壞不要說了，光天化日之下，色情業如此昌獗，在我走過的城市當中，還是第一個。於是，又一個問號湧上我的心頭：中國共產黨走過了近90年的歷程，她的“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無產階級政黨”這一性質沒變嗎？當今，我們清楚地看到，絕大多數黨員早已不是無產階級、很多黨員成了企業主、不少黨的干部成了富翁、還有一些黨員高官變成了權錢雙握的新貴族。“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能實現嗎？
這是現實的問號，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也會成為歷史的問號。
當火車開到遵義和貴陽中間的地方，突然它發出了一聲震人心旌的長鳴，我向外一看，它正跨上了一座高高的山澗大橋。低頭向下看去，深深的峽谷中，一條洶湧的河水奔流不息，雖然聽不到濤聲，但看那混濁的波浪，知道它孕含著巨大的力量，這便是紅軍長征時渡過的烏江。
望著滔滔江水，我想起了中國古代哲人的兩句話共十六個字：
水可載舟，亦能覆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黎平會義會址前，平凡的民宅，不平凡的歷史)
(遵義會議會址，一個非常典型的紅色景點)
(遵義會議會堂裡空蕩蕩，靜悄悄的)
(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住處，深藏在鬧市區)
(這便是遵義火車站，紅色旅游城市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