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有魂、有禮、
有壓力的民族
作為一個中國人，從幼年開始的家庭和學校教育都反復告訴我們一個“真理”：曾對中國南京30萬同胞實行大屠殺的日本是一個萬惡的國家，它幾乎就等於“心理變態”的同義詞。說句實話，去日本之前，我對這個民族沒有什麼了解，更沒有什麼好感，因為我的二舅胡定國（十九路軍高級軍官）就是在保衛上海的淞滬戰爭中犧牲的。而我訪問該國的時候，又恰逢中日兩國關系最緊張之時。國內不斷傳來反日游行、上海等地砸了日本人商店的消息。一路上，同行的每個團員不時接到國內親友“注意安全”的電話，有些愛國子女還叮囑父母不要買日本貨，網上也是一片“抵制日貨”的吶喊聲。這更讓我的心裡投射了幾分陰影，不知此去到底會不會遇到什麼不愉快的事情……
恭謙禮讓的國風
三小時到達日本，出了機場的路上，一樣的黃皮膚、黑頭發、黑眼睛、一樣的漢字標識，幾乎分不清是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隨後，我們發現自己的擔心是不必要的，一路上日本人對我們很友好，並沒看到抵制中國貨和示威游行，電視報紙上也沒有中國人商店被砸的報導，卻到處能見到向我們鞠躬行禮的日本人。我與日本導游司機交談，發現他們根本不了解歷史，無法理解中國的這些反日行動，反而覺得很委屈。
日本是一個綠化非常出色的國家，一出機場就是滿眼綠色，抬頭望東京的天空，色彩似乎也只有一種——藍色。而乘汽車進入市區時，車窗外依然是望不到頭的草坪、山丘和樹林。即使是鬧市區，綠色也隨處可見，走進市中心的公園，像進入原始森林一樣，凡是有土的地方，必然有草有樹。郁郁蔥蔥的林木覆蓋著這個島國三分之二的國土，而日本同時卻是世界上進口木材最多的國家。
我們首先參觀了“愛知世界博覽會”，這是與上海2010年世博會同一類型的國際型大規模展覽。這樣一個大規模豪華的世博園，所有展館都是臨時性的，全部由價格昂貴但便於拆除的高科技建築材料臨時搭建，展覽一結束就可以拆除一切建築，將原始生態環境恢復給愛知縣當地民眾，完全是一個“環保世博會”。眾所周知，在亞洲，破壞環境的力量正是創造經濟奇跡的動力，四十前的日本與今天中國一樣，城市上空終日籠罩著各種煙霧，港口浮著毒死的魚，到處有“赤潮、死海、水俁病、骨痛病”，是一個公害大國。七十年代日本人民開始了一波波反公害的游行示威抗議、申訴和請願活動，掀起全民環保政治運動，今天已取得巨大收獲。
我們很佩服日本人的環境保護意識，但更被展覽會上高精尖的科技水平而折服，特別是日本館，技術含量最高，參觀者人山人海。我們去的這天剛巧是星期天，參觀人數據說達到了8萬人，排出了長龍似的隊伍。可大人們領著孩子卻非常守秩序，耐心、安靜地在烈日下排著隊，幾乎每個館都是如此。後來的幾天，我更發現排隊守秩序已成為日本人的習慣，不管何種場合，只要有二人以上都會自覺排隊。當展館工作人員見到我是殘疾人時，主動推著助殘車過來，要為我提供特殊服務。我怕離開團隊找不到方向，婉言謝絕，可是日本工作人員執意一定要為我服務，地陪奈良小姐告訴我，這是規矩，如果我謝絕，則說明他們的工作沒做到位。後來他們又專門為我找來一個懂中文的翻譯，並與地陪小姐交換了電話、商量好聯系地點。我便由他一路出示工作證件，從每個展館的外交通道進出，免去了長長的排隊時間，展館專門找來的翻譯人員還為我耐心講解了大半天。作為一名普通的外國游客，受到如此高的禮遇，實在讓人感到有些過意不去，我在中國做了六十年殘疾人，做夢都不會想到有這種事發生。團員們也都羨慕不已，開玩笑說我今天享受了中國部長級的待遇。
當然大家更感嘆的是，日本實在是個講禮儀的民族，不管大人小孩都特別懂禮貌。日本人主張低姿態待人，說話時避免凝視對方，見面都行鞠躬禮，“您好”、“再見”、“請多關照”、“照顧不周”等客氣話不離口。有時商場飯店裡的小姐一次次地鞠躬、“哈意”，都讓我們有點過意不去。我曾有心計算過：為我們服務的奈良小姐和日本司機每天起碼要向我們團員鞠一百多次躬，我們每個團員上車、下車時，他們都會候立在車門口認真行禮。對於我，每次更是搶著幫忙照顧，要走遠路時，奈良小姐一定會特別留心問我，是否需要提供輪椅。講到輪椅，我順便要提一下殘疾人電動車，我在上海國際殘疾人電動車展日本館見過幾種樣品，功能先進使用方便，當然價格也不菲，我當時很想買一輛，可是這些電動車卻只展出不出售。但是在日本，根據政府對肢障殘疾人的政策，像我這樣的人則可以免費得到政府贈送的設計漂亮且高性能的電動車。另外還有一件令我這個殘疾人十分感動的事，在日本的人行道中間，有一條標志醒目的黃色的盲人通道，用特殊的地磚鋪成，腳踩上去人的腿就會有感覺；為了方便盲人過馬路，有些十字路口設有特定的音樂，綠燈亮起的同時，音樂也會響起來提醒盲人可以過馬路了。這些細微措施無一不體現了以人為本的交通理念，讓行人和司機都感到安全、便捷。我想，日本全國總共有多少盲人？有必要花這麼大功夫與錢財在全國鋪設這樣一條條盲人通道嗎？答案只有五個字：“文明，人性化”。在日本的公共車廂內、停車場都有注明殘疾人的座位和停車位，經常空置著，也絕對沒有健康人去占用。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我去過的三十多個國家中，日本人的服務態度和文明禮貌是最佳的、感受也是最深刻的。
潔淨溫馨的公共設施
日本還是一個特別講衛生的國家，不論是私人庭院還是公共場所，地面都非常干淨、整潔。馬路上鋪的是高質量滲水的瀝青，遇到下大雨，水很快就可以滲到地下，加上良好的下水道系統，城市的地面上沒有一點積水。而在上海，地面就沒有那麼好的滲透性，有的下水道因年久失修，一下大雨高低不平的馬路很容易積成混濁的水坑，給行人帶來許多不便。公共場合都設有標志醒目的吸煙區，如果邊走路邊抽煙則是要被罰款的。日本男人的壓力很大，經常能看到吸煙的男人，不過這些癮君子們都很自覺，他們不會隨便亂丟煙頭，一些吸煙人還會自帶折疊式的煙灰盒。相比之下，中國游客中的癮君子卻沒有這麼好的修養。日本導游告訴我：日本沒有城管隊，城市秩序衛生照樣好。主要靠的是國民自覺，日本人從小接受教育就是不給別人添麻煩，愛自己居住的街道，愛整潔、講衛生，他們沒有隨地吐痰、亂扔廢物之類的壞習慣。日本有個《輕犯罪法》規定了34項輕犯罪，對規範居民行為，加強城市管理發揮很大作用。日本人法律意識很強，一旦有犯罪記錄就是一生的恥辱，仿佛在人前永遠抬不起頭來。
日本公共設備很齊全，走到哪裡都有方便市民的自動飲料機、小食品機。不過這麼多公共設施，給我們觸動最大的卻是在一件日常小事上——上廁所，日本的衛生間不管私人和公共的都是花大價錢修建的，裝上智能抽水馬桶，便後會自動衝洗屁股，再紫外線烘干，令人感到格外溫馨。特別是殘疾人使用的廁間有專門的坡道，輪椅可以直接推進來，裡面很寬敞，不像國內的殘疾人廁所間，雖說寬敞卻很少有足夠的空間能容得下輪椅推進來，完全是一種不尷不尬的寬敞。廁間的四周有很多不同高度的扶手以方便支撐，甚至整個身體都可以很舒服地靠在上面，上廁所變成了一種享受。每個人每天要用馬桶，日本人能夠花大錢把這個看來最平常的小事，搞得這樣舒適，真令人佩服。我曾聽到不少外國游客評論：光一個公共廁所，就反映出同為黃種人的中日兩國兩種不同的文明素質和生活水平。中國內地一些旅游景點的公共廁所，被許多外國人公認是世界上最髒的，還要收費，上廁所等於是受罪；而在日本卻是最享受的、最清潔的，且不收費。我們中國來的游客不得不從心底裡折服，小日本，真細心、真周到，把自己家裡看來微不足道的小事打造得這樣精致、這樣合理、這樣人性化。
從神到人的天皇
全程陪我們的奈良小姐，帶我們參觀皇宮。她介紹說：皇宮是日本天皇及其家庭成員居住的宮殿，整個皇宮被護城河環繞，大部分都隱蔽在厚厚的石牆、古老的樹木和江戶時期的護城河內。日本的“國慶節”就是天皇的誕生日。我們去的時候正巧碰上國慶這天，皇宮前排著長長的隊伍，原來是等待去和天皇見面的公民，這天普通老百姓誰都可以進去見天皇。皇宮內有警察戒備，參觀者由二重門進宮，隨身不可攜帶任何東西，院裡樹木繁盛，花草修剪得十分整齊。不遠處有一幢乳白色的樓房，二三層高，樓前人山人海都在昂首翹望。天皇十五分鐘出來一次，站在二樓的大玻璃窗前招手接見群眾，他一邊招手、一邊通過麥克風說“你們好、大家辛苦了”，說完揮手回內室去，人們也在招手，但沒有人喊“天皇萬歲”什麼的。
大和民族的創世神話中記載了日本天皇的起源。公元前660年，天照神把天地間的三件寶物——八尺鏡、八尺勾玉和天叢雲劍交給了第一代天皇——神武天皇，他的建國即位日（相當於現在的公歷2月11日）也被定為日本的“建國紀念日”，傳到現在的明仁天皇已經是第125代。後世被奉為日本國教的神道教的核心部分就是宣揚日本天皇是神的後代，皇統即神統，玉、鏡、劍“三種神器”就是天皇君權神授的合法證明。日本人對天皇非常有感情，天皇有著崇高的地位，受到尊敬。二戰結束後，美國人懲罰日本戰犯時，原本打算要嚴懲當時的昭和天皇裕仁，但考慮到天皇是“萬世一系”的，人們對天皇有著一種根深蒂固的信仰，是日本民族精神的像征，如果把天皇處置了，將不利於美國的占領。加之昭和天皇本人也親自驅車來到美國領事館，主動、懇切地認罪，給麥克阿瑟將軍留下了很好的印像。所以美國人宣布，天皇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不負主要責任，這一觀點也得到了日本人民的極大歡迎。1946年元旦，裕仁又主動發表《人間宣言》，否定天皇的神聖地位，承認自己與平民百姓一樣也是人，並不是神。新憲法中，天皇的實際政治權力被剝奪，從此成為像征性的國家元首，只行使純屬形式的和禮儀性的國事，如頒布法律、接見外國使節等。即便這樣，在日本也幾乎沒有人認為天皇是可有可無的，天皇依然擁有無與倫比的號召力。
從廢墟到經濟強國
二戰後的日本一片廢墟，幾乎化為灰燼，作為勝利者的唯一占領國，美國沒有掠奪與進一步報復日本。最初幾年，美國每天要提供六千噸大米、一千萬美元才能保證盡可能地少餓死人。記得從小聽叔叔講起戰後他去日本的情況，那時日本一片凄涼的慘狀，城市到處是被轟炸留下的廢墟瓦礫，碼頭上到處有面黃肌瘦的討飯退役傷兵與孩子。那時中國人正揚眉吐氣志高氣昂，去日本的中國官員商人與美國兵出碼頭時，對湧上來的乞討者不是推就是罵，甚至中國人為出氣抽打那些穿著破爛士兵服乞討人的耳光，聽到的只是低頭哈腰忍受恥辱的“哈意”聲與九十度的鞠躬。
日本從廢墟到經濟強國，特別要感恩一個人，即占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戰後他把日本當作一個從軍國主義社會轉變為自由主義社會的大實驗室，從占領開始實行一系列急風暴雨式的改革。首先禁止日本政府對國家神道的保護、支持，逼天皇發表“凡人宣言”，用滅神道教來徹底給日本人換腦子。第二修改憲法，廢除封建制度，建立民主三權分立制度。第三清洗軍國主義分子與審判戰犯，對軍國主義政權中的“七類人”共20多萬提交罷免和清洗，解散日本1300個極端民族團體，淨化了日本政界。第四進行土地改革解放農民；第五改革充當軍國主義侵略工具的日本銀行體制；第六施行新教育法，廢除軍國主義的教育實行教育自由化。戰後日本首相吉田茂評說：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利益所做的貢獻是歷史上的一個奇跡，是他把我國從投降後混亂凋敝的困境中拯救出來，是他使民主精神在我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牢牢扎根。戰後美國從道義和實質上幫助日本恢復了元氣，使它迅速強盛起來，當然日本能在短短二十年復蘇重新成為經濟大國，這一奇跡發生的根本原因是明治維新的底子。原子彈沒有摧毀日本的人才、技術和民族精神，沒有摧毀明治維新時期形成的現代工業體系、教育體系，教育救國一直是日本的國策。加上中國等戰勝國也沒有讓日本付出巨額的戰爭賠償。日本人臥薪嘗膽，幾十年後又變成一條“壯漢子”—— 一個經濟大國。
美國人把民主的理念及制度強加給日本，使得日本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實現了民主化。政府實施內閣制，司法獨立，並通過了一部護航的《和平憲法》。《和平憲法》最核心的是第二章第9條。它規定：日本國民衷心謀求基於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作為國家主權發動的戰爭、武力威脅或使用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和平憲法》禁止日本擁有海、陸、空部隊，不承認國家的交戰權。由於它明確表示與戰爭訣別，所以該憲法被人們稱為“和平憲法”。《和平憲法》對於日本來說，本來就不是它所情願的，但是萬萬沒想到，《和平憲法》的頒布，的確給日本帶來了很多好處。首先，它表明了和平的姿態，使日本迅速得到了曾受到它殘酷侵略的亞洲各國的原諒。戰爭中，日本給亞洲各國造成的災難可謂罄竹難書，按照慣例和國際法准則，日本理應為自己的侵略戰爭行為負責，向被它蹂躪過的國家謝罪並支付賠償。而《和平憲法》給了日本一面懺悔的旗幟，讓人感覺它已經認識到了和平的重要性，認識到了它自己的罪行，寬宏大量的亞洲各國很快原諒了日本。不然，光戰爭賠款這一項日本恐怕就吃不消了，何談發展？其次，它給日本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發展環境。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都不是孤立的，尤其是像日本這樣資源匱乏的島國，試想，假如沒有這些亞洲國家的資源和市場，日本能夠如此快速地崛起嗎？再則《和平憲法》起到護航作用，幫助日本成就了一個大國的夢想。假如沒有《和平憲法》，日本在軍事上的一舉一動都會引起人們的猜疑，但有了《和平憲法》，日本在軍事上的發展就往往被人們忽略，因為這裡面有一個看起來合情合理的解釋：日本的軍事力量僅僅是為了自衛。從此，日本就在美國的羽翼下，憑借無比的復國勇氣從二戰的廢墟上很快崛起，迅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
在東京，我們見識到這個世界級大都市的繁榮，東京一地光酒吧、啤酒屋、夜總會等娛樂場所、就有數萬之多。我印像最深的地方是銀座，她是東京最主要的繁華商業街，在明治維新時期就已形成。銀座的地價在世界上屈指可數，銀座的物價堪稱世界之最。銀座既有百年老店，也有令人目不暇接的新潮店鋪，到處是卡地亞，芬達，香奈爾等一流名牌專賣店。在銀座消費的日本人多過外國人，有些超級名牌的主要客人就是日本本國人。有人做過調查，在銀座，每13名女性中就有一個持有路易威頓的商品，人們把在銀座購買商品作為一種身份的標志。
日本的中產階級比例在世界上算高的，人均年收入居世界第一位，高達26萬5千多美元，個人存款列世界第二。這是個追求生活質量的民族，吃精美的、穿名牌的。國民的消費能力巨大，是任何歐洲國家都無法相比的。使日本人引以為豪的是他們的稅收制度，他們的稅收原則是劫富濟貧，通過合理的稅收調節，實現了工農收入平衡，甚至不少農民的生活水平已超過工人，企業老板和員工的收入差距也不大。和中國有錢人千方百計想逃稅的狀況相比，他們按規矩納稅意識很強。日本幾乎沒有餓肚子的窮人，政府與社會救濟力強。日本每個公民醫療費的70%由政府負擔，而余下的30%中，還能再向所在單位報銷40%-80%不等。家庭參加保險，（每個成員）都能享受這一點。日本老人退休時，除了每月18-20萬日元的養老金，還有一次性的五年工資補償，加上房屋之類其它不動產和別的福利待遇，老人們一般都很富裕，周游世界是他們最感興趣的事。
日本的速度是快的，這種快速首先歸功於發達的交通網絡。東京的面積只有2100多平方公裡，而人口卻高達1200萬。在這片土地上，除四通八達的公路交通外，還密布著包括12條地鐵線路在內的大約50多條各種電力機車線路，因此大街上沒有交通擁堵。道路的通暢也離不開行人和司機對交通規則的嚴格遵守，盡管東京馬路上車流滾滾，但路上值勤的警員並不多，所有車輛都自覺地按照規定的車道和速度行駛，因為一旦違反了交通規則，會遭到嚴厲的罰款。日本人人買得起車，卻養不起車，因為交通方便，一些人干脆不買車。
東京的發達是往天上和地下兩個方向發展的，市中心地鐵車站的地下有五層，裡面是一條條繁榮的商業街，出口有幾十個，可以一直走到離目的地最近的出口再上去。車站都設在大商場等建築的裡面或下層，每個車站都有多條路線相交，並指示乘客如何找到最便捷的線路換乘。每個電車車站的入口處都設有一排自動售票機，各條路線圖上標明每一站的車票價格，使人一目了然；站台上，舉目可見班次、時間、出口指南等信息。東京的交通服務如同日本所有的商業服務一樣，細致、周到而又熱情，當你出站時發現自己所買的車票金額不夠或一時沒來得及買票，只要在出口處專設的“精算”窗口向服務人員補上就行了，根本不用擔心會遭到訓斥甚至罰款。 “以人為本”的交通管理贏得了所有在這裡生活的人的好評。
在日本，時間的價值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浪費時間成為最不可容忍的罪過。日本人已形成默認的規則，地鐵站裡的電梯的左邊站人，右邊留給“跑電梯”的人。奈良告訴我們：她從上學開始就是個跑電梯的“蠢人”，一直到工作還在跑。為了滿足自己睡懶覺的習慣，日本人學會了一分一秒地計算時間。我們去乘電車時，奈良告訴我們：35分的電車，絕對不會在34分或36分進站。我們不信，都看著手表，真是奇了，一分也不差。一對老外剛剛趕到，電車門卻一瞬間自動關閉了，氣得直跺腳，嘴裡用英文生氣地發牢騷說：“日本的電車太准時了、太沒有人情味了、簡直難以忍受！”在電車上，團裡幾個年青人爭著給一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太太讓座，可是她們卻不接受，臉上的表情明顯像是在說“我還年輕，還沒到被人讓座的年齡呢。”我們納悶極了，奈良解釋說：“別介意，通常都會被拒絕，日本老人忌諱別人把他當成需要照顧的年邁者。”
農民本位的新農村建設
訪問日本時，我們最奇怪的是沒有看到農村。從東京乘世界上最早的一條高速鐵路“新干線”到京都，或者去其它地方的路上，都是城市的景觀，沒有看到類似中國的農村。導游告訴大家，其實沿途看到的大部分都是農村。這一下可把我們弄胡塗了，沿途明明都是城市景觀，怎麼說是農村呢？
原來，日本的城市與農村，從外觀上看，是沒有區別的，不論是建築的樣式、公共設施的配備、生活習慣還是人的精神狀態。日本農村的房屋與城市一樣，分為洋式與和式兩種，所謂洋式指的是高層水泥建築，和式則是傳統的兩層木制的“一戶建”。洋式不用說了，都有抽水馬桶等設施，“一戶建”也一樣。惟一的差別是，由於農村土地不像城市那樣緊張，那裡的“一戶建”也比城裡更氣派些更豪華些，一般農戶的“一戶建”使用面積都在200平方米左右，許多農戶都有不止一座“一戶建”，平均每戶的住宅面積在1畝以上，這是城市人望塵莫及的。由於農村的空氣好、不擁擠，不少上班族在城市上班，下班卻住在農村。在東京、大阪這樣的超級城市，這種情形更為普遍。於是，在農村出現了一個個與城市一般無二的生活小區。久而久之，生活習慣也同化了，很難再區別出城市或農村。日本真正反映出“倒城鄉差別”的是人均收入這一硬指標，據記載，日本自從1973年農村居民人均收入超過城市居民以來，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今，沒有改變。在日本富人中，農民占據不少份額，年收入上千萬日元的農民極為常見。多數農民不僅收入高於城裡人，而且生活的實際舒適程度也高於城裡人，所以在日本，一提到農民，人們所流露的不是鄙視，而是羨慕。日本沒有強制性戶籍制度，任何人想在城裡落戶， 15分鐘就可以辦好手續，但從來沒有一窩蜂擁向城市的事情發生。還有一個有趣的現像，日本沒有限制生育的政策，但農村的出生率並不高於城市，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日本農民素質較高。人的素質與人口出生率呈現一種反比例關系，素質越高，出生率便越低，西方國家普遍如此。日本全國人口1.2億這一數字已經保持了數十年，至今沒有什麼變化。
日本是專業化的優質農業，農副產品質量優良，名不虛傳。在銷售農產品的超級市場，凡是我們所見到的農產品，都是色澤亮麗，規格統一，個個堪稱精品。所有農產品的包裝箱上都印有產品名稱、產地、生產者姓名。在各類市場上，我們看到所有待銷的農產品都是經過精心整理包裝的，沒有散裝出售的，更沒有帶泥、帶腐葉的。一般來講，日本的農民都是專業戶，種鮮花的全部是鮮花。一般每戶農民全年只生產一至二個品種，而且，生產的產品幾乎全部變成商品，農產品的商品率極高。至於那種自給自足式的小農經濟，在日本農村根本已無跡可尋。日本的農業企業，不僅規模大，機械化水平也很高。一般每個農戶擁有土地50－70畝，但每戶家庭只有二至三個勞動力，能承擔這麼大的勞動量，關鍵就在於農業機械化水平較高。有的是一對夫妻辦一個現代化的養豬場，飼養上千頭豬，從飼料混合、喂食到豬圈清潔衝洗，全部由計算機控制完成，只要手工操作啟動按紐就可以了。有的農戶從事蔬菜種植，無土裁培，並配有價值昂貴的自動化洗菜機。日本政府實行高收入高稅率的稅收政策，但為了刺激和引導日本國民消費，又規定如果當年收入當年消費，消費的部分可不納入納稅基數。許多農民覺得買車比多繳稅還合算些，所以許多農民家裡都有三四輛小轎車，多的達十幾輛。富裕的農民也很注重生活質量，庭院修理、家居裝飾也都很考究，甚至超過城裡人。在日本農村我看到感嘆一幕：在一些農舍旁擺出新鮮蔬菜果品，上面標著價碼，路人經過時可以把錢放下後各取所需，農舍裡沒有一雙警惕的眼睛盯著。日本多數農民工作辛苦之余，會休閑度假、經常出國觀光旅游。所以，日本農民的概念完全不是我們腦海裡想像的“農民”樣子。
在日本，每個村只有四分之一的公共財產，山和丘陵屬於每個具體的農戶，政府如果要搞規劃修地鐵或公路等公共設施，不僅要出方案費，還要付工程實施費，可就是這樣，日本農民還是有很大的架子——“我讓你們做就不錯了”。政府不僅要和農民耐心討論規劃方案，就連孩子上學、垃圾處理等等因素也全部要考慮到，並還要村民全票通過，一個反對不願置換，規劃就都不能實施，所以在日本，一項規劃做上幾年、十年的都有。農民認為我的土地被規劃，我就有參與的權利——這種情況在中國根本無法想像，農民不被欺詐就已算萬幸了！日本的農村建設和我們一樣，也叫新農村建設，我想二戰後的日本農村，一定也有農業、農村、城鄉問題，但日本沒有“人民公社”、“大躍進”、“文革”，他們的農村建設沒有中斷過，扎扎實實做了五十多年。從日本農民的居住情況、經濟收入、農業企業的規模和經營狀況，可以看出，日本農村的發展和規劃中，“農民本位”是前提，農民的利益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護，所以農村在發展、富裕了的同時，農民的素質和精神面貌也沒有缺失，甚至比城市裡的人活得更富有、更滋潤。這樣的新農村建設，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他們的成功經驗，對中國目前提倡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奇特的“窮人窩”
當然，在日本的生活並不是盡善盡美。在大阪的某夜晚，奈良小姐說帶我們去新澤公園看看。一到裡面，我發現一對對男人在神經質地爭吵，我很奇怪，她告訴我們，到了夜晚這裡經常聚集一些白天受上司斥罵、忍著一肚子氣的上班族，下班後他們尋找同病相憐的對像，互相發泄白天的怨氣和煩惱，有的則去酒屋喝酒發牢騷。發泄完，第二天又開始一天的生活，繼續忍受著上司的斥罵。發達的經濟生活、高速運轉的社會，讓許多日本男人充滿壓力、精力疲憊，甚至精神失常。日本男人是人均吸煙、喝咖啡與酗酒最厲害的民族之一，十個人中有七個抽煙，八個喝咖啡，九個喝酒。在日本男人私下有句話：工作第一、喝酒第二、玩女人第三。日本人還特別喜歡畫漫畫，有漫畫思維。日本男女談戀愛不會愛得死去活來，結婚了也不會去了解對方婚前的性經歷，這與婚前放肆的性生活有關。一旦成家，日本男女就會很守規矩、太平過日子，婚外戀很少。日本法律規定，丈夫突然去世，他的買房、購車等所有銀行債務一筆勾銷，妻子是最大受益人，保險賠償都歸妻子，所以日本家庭便會產生那種感情淡薄的情況。
為了滿足我們對日本社會的好奇，奈良小姐自作主張帶我們去了一些旅行社沒有安排的地方，“窮人窩”就是其中的一個。在好幾個漂亮的公園裡，我們看到一些日本流浪漢，有的大白天還鑽在睡袋裡睡懶覺，有的坐在公園的木椅上曬太陽、看報紙。在“山手線”地鐵站，我們看到賣藝的流浪漢，身邊有一只巨大的紙板冰箱盒，裡面放著他全部流浪家當。奈良小姐介紹說，這就是日本的窮人。這些男人不堪忍受工作上的壓力，感到精神有崩潰的危險，為了避免自殺和精神失常，就自動放棄了工作，參加到流浪漢的隊伍，調節松懈一下精神和生活壓力。她說，你們不要瞧不起這些流浪漢，他們當中有的人可能就是公司的老板和高級知識分子，破產與失業後只因有強烈的自尊心，所以不敢、不願回家。這種現像是在日本泡沫經濟下的產物，也是日本男人特有的自尊表現，經濟蕭條時曾經有成千上萬人露宿街頭。不過，流浪漢不會受歧視，政府會對流浪漢發放救濟金，日本民間也會對這些流浪漢無償進行捐助救濟，最普遍的是各種點心店、快餐店和超市。日本衛生部有嚴格規定：盒飯、快餐、熟食類二十四小時後，必須當作垃圾清除出商店。十二點鐘過後超市關門前，營業員都會把到保質期的食品處理出去，店外有一間垃圾房，裡面有空調，以防止拋掉的食品變質發臭影響市容。流浪漢乞討時都很禮貌，進門先打招呼，在門外挑好帶走時又要進來鞠躬“謝謝！”可以說，光這麼多超市因為這一規定就足夠養活流浪漢。在日本民間，有位被稱為“流浪漢之母”的森本春子，沒有一個流浪漢不知道她、不提起她。她是位基督徒，不拿政府一分錢，三十年來用自己美容公司賺的錢救濟了上百萬的流浪漢，她在救濟流浪漢的同時，更鼓勵流浪漢們可以選擇流浪的生活，但不可以失去做人的道德和自尊。所以在日本雖然有人做流浪漢，但很少有人同時去做那些小偷小摸的勾當。
日本為何不反思二戰
日本人的和氣禮貌，在服務業上已達到極致的地步，這在中國根本是無法想像的。有一件事讓我印像非常深刻，我們在乘日航班機時，一位日本空姐為避讓乘客上廁所，不小心將果汁灑落在一位中國男士的褲子上，驚慌失措的空姐頓時雙膝跪地，拼命用毛巾一遍遍擦著乘客的褲子，不停用日語道歉，還不住地點頭鞠躬。這一幕讓周圍乘客很吃驚，也讓被灑的男乘客很不好意思，大家連忙把她扶起來，安慰她說沒關系。就在扶她起身時，我們清楚地看見她那漂亮的臉上掛著一串淚花，那種真誠的道歉著實使人感動。更讓我們中國旅客感動的事發生在臨下飛機的一刻，這位一直內疚的空姐在中年乘務長的陪同下，雙手捧著一個信封，九十度恭敬地鞠躬，要中國旅客原諒她的過失，接受她賠償的一點錢。中國客人措手不及，連忙推謝，可是乘務長堅持要中國客人收下。看到這二位真心誠意道歉的日本乘務員，我們的眼眶都濕潤起來，一位朋友馬上掏出相機攝下這動人的一幕。下飛機後，朋友看到信封裡是一萬日元和一封日語道歉信。
一位普通的日本空姐都能對乘客如此真誠地道歉，可為什麼日本政府卻不對它的軍國主義侵略和屠殺認真反思呢？可見這不僅僅是日本人自己的問題。
日本人信奉神道和中國儒家學說，精神性格表現為“忠、孝、節、義”，對天皇的“愚忠”，對為國捐軀軍人的“孝義”，對歷史事實態度的保守、頑固。武士道的忠誠容易成為凝聚人心的偉大力量，也讓人因為忠誠而喪失了理性。日本人自認為心中有神、心中有佛，神靈和佛主會保佑他們，因而對二戰侵略事實加以否定、拒不認罪。我認為這是日本人對二戰態度的內在思想原因。從另一方面看，日本人不能正視二戰事實，與國際上對日本的懲處不到位不無關系，戰後對日本的懲罰沒有像對德國那樣徹底，而且懲罰者不是受害的亞洲國家，只是美國人。戰敗後日本曾有過反省戰爭的做法，如戰後它痛定思痛制定的《和平憲法》，宣布放棄再建武裝部隊等。但日本一直強調自己在中國造成的殘酷性與德國屠殺猶太人有區別，是在二國交戰衝突中發生的，不能相提並論，就像它也遭到原子彈殘酷報復一樣。日本與德國為什麼總結反省二戰方式不一樣，因為德國的體制與精神，是被英美蘇等同盟國全面推倒與摧毀，加上美國統治上層有大量猶太人，他們絕對不願放過清算德國法西斯罪惡。相反美國占領日本後要求不高，因為美國有愧疚日本的情結，世界上第一次動用核武器，光二顆原子彈美國就殺死了23萬日本平民。當時美國的策略只是要求日本放棄軍國主義走民主化道路，所以在日本投降後就網開一面，保存了日本的體制與民族精神。盡管麥克阿瑟個人做了許多改造日本的好事，但關鍵的是，在冷戰時期美國為了拉攏日本對付共產黨，而放松了對日本右翼勢力徹底打擊。懲罰沒有過多地涉及政治層面，反而保留了天皇制度和部分政治機構，特別是招魂之地“靖國神社”。
中國人只知道日本的靖國神社祭了不少戰犯的亡靈，其實裡面主要還有一把軍刀，除了天皇，其他人是看不到的。它主要表達日本人追求大和民族的精神。這中間包含日本右翼勢力文化的紀念價值觀，追尋當年的風光；還有平民百姓對二戰亡靈的保留態度，不願反省歷史。天皇裕仁在發布《人間宣言》前的1945年11月，去參拜靖國神社，由於他的參拜，使戰死者已經由此成為英靈，這是特別關鍵的一點。而東京審判最大的問題是，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甲級戰犯承擔了全部戰爭責任，天皇和國家的戰爭責任就被免除了。還有，戰後日本政府又讓東條英機的內閣成員岸信介當上首相，重光葵當上外務大臣、賀屋興當上法務大臣，這些人的重掌政權決定了日本新政府不可能徹底反思二戰期間所犯下的罪行，也不可能徹底清算日本的那些戰爭幫凶、鼓動者、理論家、新聞記者。所有這些都是日本方面對二戰不肯認真反省的深層次原因。
對中國等亞洲被侵略國來說，沒有對每個戰犯繩之以法，更沒有像猶太民族一樣對全世界逃命的納粹進行窮追猛打地搜查。而戰後日本政府曾對虐待英美等強國戰俘事件，作出誠懇道歉過，相反對中國南京大屠殺事件就輕描淡寫，關鍵是日本這民族‘欺軟怕硬’。新中國建立後為了盡早恢復中日邦交，中國政府在1956年就將關押在東北的1017名日本戰犯提前釋放，而與此同時的幾百個國民黨抗日將領杜聿明等人，卻比日本戰犯關押的時間還要長。為了恢復中日邦交，中國政府甚至連戰爭賠款都慷慨取消，更不用說追查逃脫的日本戰犯。究竟是中國人民恨不起日本？還是中國政府恨不起日本？日本侵略者從來沒有對當時的延安政權構成危害，八年抗戰國民黨拖垮了，共產黨壯大了。國民黨死了300多萬軍人，將軍死了200多人，共產黨從來沒有公布八年抗戰死了多少軍人與將軍。難怪小泉為自己參拜靖國神社找到了一塊“擋箭牌”，聲稱中國孔子說過“恨罪不恨人”，說無論哪個國家都有追悼戰死者的習慣。
事實上，對罪惡的認識是與對它的懲罰是聯系在一起的，沒有得到懲罰的罪惡，當然不會對罪惡有正確的認識，當然也不會產生負罪感。這種情況跟中國不徹底清算“文革”、不真心實意向五十五萬“右派”賠禮認錯、不認真追查由於領袖的狂熱症造成幾千萬人無辜死亡又有何區別呢？難道是儒家重專制、無視民主的頑固文化症，促使中日都不願反思歷史嗎？可悲！可恨！
從德國的例子來看，同樣是二戰的發動國，而戰後德國的認罪態度好，贏得國際上的一致好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德國的日耳曼民族信奉基督精神，宣揚“普世的愛”、“上帝要子民贖罪”，“只有洗清罪惡，才能進天堂”，德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有影響的政治家（如戰後第一任總理阿登納）、歷史學家等，不斷地揭露、批判、反省法西斯罪行，教育青年人牢記歷史教訓。另一方面當時的盟軍徹底摧毀了作為戰爭基礎的納粹德國的政治體制，迫使每個德國人在道德法庭上為自己國家在二戰期間的行為懺悔，甚至當時的德國總理勃蘭特在訪問波蘭時竟雙膝跪拜猶太人紀念碑，贏得了舉世稱贊。
日本人眼中的中國人
在日本訪問期間，我認識了幾位日本汽車司機和已經加入日本籍的中國移民，還有奈良小姐。從他們嘴裡我知道日本民眾對政治不感興趣，幾十年的安逸生活，使他們對政治的關心程度一直在下降。日本人大多數不了解中國，不知道中國國家主席的名字。一些日本人還以為中國人衣衫襤褸，面呈菜色；而另一部分人則認為中國已是發達國家。對日本藍領而言，在日打工的中國人能吃苦，搶了他們的不少飯碗。對社會上層的精英來說，中國發展太快，快得讓他們失去了在亞洲的優越感，並已經感到競爭的威脅。日本人普遍感覺到的是，到處有中國商品，百元店裡幾乎全是中國貨，他們身上穿的，家裡用的許多是中國制造。但日本媒體經常渲染“中國威脅”，報導一些“在日華人犯罪”、“中國游客大聲談笑、不講衛生”等負面消息，隱隱制造一種對中國人的排斥情緒。總體上來說，日本人還不十分了解中國，對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大國還是霸權國家，他們認為現在還看不出來，對中國有神秘感。日本人所擔心、害怕的倒是過去的中日恩怨，而真正親華的日本人大多數都是一些老人。
我曾問日本知識分子人對中國及中國人的看法：他們謹慎地問我：“是聽真話，還是假話？”我說：“當然真話。”他們告訴我：“日本與中國地理位置很相近，但兩個民族的性格差異很大，中國人給我們的開始印像是好的，時間久了許多缺點就會暴露出來。我們在與中國留學生和新移民接觸中，經常看到他們缺乏紀律與法制觀念，不講文明禮貌、交通意識淡薄，同胞之間互不團結、不誠信、玩小聰明、自私，這和歷史上中國人表現出的勤勞吃苦、勇敢、忍讓的精神傳統反差很大。”日本人說：“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卻變成一條蟲。日本人正好相反，團結是日本民族一大特點”。他們說，他們無法理解中國人為什麼對自己的同胞那麼無情，為什麼老是喜歡“內鬥”？也不理解為什麼中國領導人能輕易代表人民放棄戰後日本的賠款，對中日領土爭議上總是謙讓。其實你們這樣做反使日本人鄙視，認為中國人沒有血性，不如韓國人剛毅。同樣他們無法理解中國人為什麼要把老祖宗的“誠信、禮儀”、“忠、孝、仁、義”博大的儒家思想文化扔得精光，而近鄰的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家卻仍在繼承和發揚光大。他們認為這是一個國家的精神、是一個民族的魂，是一個國家人民必須要繼承的傳統。
我們團裡一位姓王的老先生，退休前曾是上海某家電公司總經理。他告訴我，其實日本人非常了解我們中國人的弱點，他們早就開始利用中國人的自私、貪婪為日本公司謀利益。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日本家電產品大量衝進中國市場，作為中國最大商業中心的上海，家電市場能否被攻占對日本公司非常重要。那時，他是這個領域有權有勢的人物，日本公司就不斷用各種方式賄賂他。他是一個老黨員，毛時代的腥風血雨看了很多，改革開放初還不敢輕舉妄動，在老婆的慫恿下，他權衡再三終於開口，讓日方安排他的一對子女去了日本留學。當時的情況是，只要他們這些人開口，日本合作公司就會全力安排，費用根本不用他們操心。甚至畢業後在日本找工作都由日方合作公司解決。他悄悄地告訴我：現在回想起來幸虧是老婆膽大心細，今天兩老才可以享孩子的福，還能經常去國外旅游。按照他的說法，其實他和許多當權的人早就看透了官場。在中國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現在他不在台上，又還有誰會來買他的帳？想到如今兒子在東京娶了個日本女子，開了一家公司，女兒與女婿（親家也是黨員干部）在日本神戶開了一家中日留學生中介公司，生意火爆，他們也就心滿意足了。
國人眼中的日本人
我受兒子和朋友的委托，探望了幾位中國留學生。這些上海獨生子女從小嬌生慣養，現在脫離父母的保護傘，遠涉重洋在日本為學業、為生存而努力奮鬥。見面時，他們匆匆趕來的神情和疲憊削瘦的臉色，尤其是他們的談吐，令我大吃一驚，我從小看他們與兒子一起長大，真不敢相信他們已經如此迅速的成熟和進步。我關切地詢問他們在日本苦不苦？累不累？悔不悔？想不想回國？他們告訴我許多苦不堪言的故事，叫我回國不要告訴父母，但他們對我講：“劉叔，現在看來我們來日本是值得的，懂事許多。最難熬的是前二年，現在一切好多了，其實早就應該來日本磨練了。”三位留學生還給我講了許多這幾年來在日本的經歷，最值得我難忘的是日本人對子女的教育。日本法律規定未成年人不能打工，父母給的零用錢也很少，只有一千至二千日元（合70元人民幣），有意識培養子女從小養成節約、忍耐、獨立的質量，這點錢只夠買幾瓶牛奶或飲料，一旦進大學，家裡馬上停止供應零用錢，最多為子女首付獨立租居住的押金款。日本子女對父母的財產完全沒有中國人那樣感興趣，他們獨立性很強靠打工掙錢養活自己，包括貸款買車買房、交納各種社會保險金、國民健康費等等。日本人追求生活質量，出國旅游，穿名牌享受生活。日本人不習慣儲蓄，年輕人不會省吃儉用去考慮買房做“房奴”，不少日本人情願一輩子租房子住。中國獨生子女跟日本孩子相比較，在獨立自主、吃苦耐勞等品行方面，存在很大差距。
留學生小陳告訴我一件事，說對他影響很深。他打工處的廚師長13歲的兒子因為頑皮把同學打傷住院了，誰知這同學的父親是一家大公司社長，很有社會地位勢力，還是個議員。廚師長擔憂事情搞糟，親自帶兒子上門去道歉，但大老板拒絕見面，第二天打了個電話給他，說孩子的事情最好大人不要插手，讓他們自己去處理。他的兒子打架吃虧是個教訓，提醒他好好鍛煉身體，強壯起來就不會吃虧。事情就這樣簡單解決了，這就是日本父親教育兒子的簡單方式，沒有一點以勢壓人的等級觀念和行為。試想，如果這件事情發生在中國就不會這樣簡單了。小陳還告訴我，叧一件事對他教育也很大。他第一次打工在一家叫“漁座”的日本料理店，一天有個客人喝得醉醺醺，跌跌撞撞出門，他剛准備去扶，而正在喝茶的社長高橋搶先一步，上前扶住酒鬼，結果反被不領情的酒鬼吐了一身，還打了幾拳，社長卻毫無怨言，自己進去換掉髒衣服。52歲的高橋社長雇用了一百多個員工，開了幾個連鎖店，每天大家還沒上班，他已經一個人在悄悄打掃廁所，忙前忙後，從沒因為自己是老板可以不做或少做。他的所有言行啟迪了小陳：在日本社會，來消費花錢的都是爺們，隨便什麼事都可以做、可以講；打工掙錢的人是最低的佣人，應該忍耐應該低頭哈腰，什麼苦都要受得了，小陳就這樣開始學會了在日本社會中做人的第一課。
我們在京都遇到了小地震，當天夜裡大家都嚇得驚慌失措，赤腳穿睡衣逃出客房，並把睡夢未醒的奈良小姐叫醒，誰知旅館服務生和奈良小姐卻一再勸我們回房睡覺，並說：“沒事、沒事，地震在日本是常有的事，完全不必驚慌，日本房屋的抗震性非常好，不到一定震級，政府不會驚動市民。”第二天我在福崗與留學生小黃談起這件事，他笑著說曾親自經歷福崗7級大地震，那天他在車上，地震發生後公路上所有車輛全部停下，人們從車內出來，有序地站立在人行道和車的旁邊。人們發現手機都打不通，但沒有慌張，而是在原地不動，不叫、不慌、不逃，大約過了三十分鐘，手機通了，隨後廣播也通了，警察與救援組織非常有秩序地指揮車輛及人群疏散。小黃說，這一幕讓他深深印在腦海裡，眼前所見到的好像不是普通市民，而是訓練有素的軍人，當天新聞發布的死傷人數只有幾十人。
我去看兒子另一個姓金的同學，他住在大阪市役所旁邊，他指給我看門口通緝犯的照片，六張有一半是中國人，我看了都覺得臉紅。小金說：日本24小時便利店，管理極松，全憑自覺，包可以隨便帶進去，許多犯法的中國留學生都是從超市小偷小摸開始的。如果日本人偷東西被抓，是一件一輩子都抬不起頭來的事，惟一的出路只有離開家鄉。相反中國留學生卻不感到羞恥，反正人在國外，敗壞中國人面子跟他沒關系。這些負面影響被日本新聞媒體經常大肆報導，極大地損傷了中國的形像。2003年，福崗發生一件四個中國留學生入門盜竊，並殺害了日本一家老少四口人的惡性事件，殘忍的留學生還毀屍滅跡將被害人拋進大海，這件事足足鬧了一年半，當年中國學生去日本留學拒簽率達到40%，並使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名聲受到極大損傷。
因為聊得較晚小金送我回旅館，我看到街上到處設有出租車招呼站，想不到進入招呼站立即有人供應飲料，乘客上下車日本駕駛員都會下車親自開門迎送和道謝。我乘坐的是輛“皇冠”，因為天熱，上車司機就遞給我一條涼涼的毛巾，我心中一暖。坐進車內我發現裝有電話，座椅裝有按摩裝置，旁邊還有包裝好的糖果、餅乾等，我還發覺車上備有各種常用感冒胃藥、營養劑，感動之余，讓我這個經常出國見世面的上海人都有點吃驚。我問小金坐這車很貴吧？他說大阪出租車采取公定價格，主要靠提高服務質量來招攬乘客。
關系微妙的鄰居
日本外務省的一項民意調查表明，新世紀對日本影響最大和最重要的國家，中國排第一位。我想反過來，對中國影響最大和最重要的國家，日本肯定也能排到前三位。中日關系在世界，特別在亞洲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是握有先進技術的國家，一個是勞動力豐富的國家，中日之間經濟關系至少眼下是一種分工的關系。日本精於研發開拓市場，中國善於生產制造，並能提供一個相當大的市場。這種經濟上的互補，為雙方都帶來巨大的利益。
有著如此互利合作關系的中日兩國，兩個民族在感情上卻是很奇怪微妙的。
二戰結束，中美都是對日本的戰勝國，日本人都向美國和中國低頭提交了投降書。但日本對美國與中國卻是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要講恩怨，應該是日本人恨美國，光二顆原子彈就在廣島、長崎毀滅了二十三萬日本人，日本人還特別“較真”，精確統計了每一個遇難者。甚至精確統計了其本土的經濟損失，精細到每一座工廠、每一棟民房、每一幅字畫。而中國人應該恨日本，單八年抗戰中，日本的“三光政策”就殺了二千萬中國人，但我們卻不“較真”，從來沒有像日本那樣精確統計過，反而為建立中日邦交大方得連巨額賠償都放棄。南京大屠殺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也沒有准確的統計數字，更談不上精確統計到每個遇難者。但事實上，日本是個“欺軟怕硬”的民族，戰後六十年日本人對美國一貫是卑躬屈膝、阿諛奉承，拿美國當“老子”，自己甘願當“孫子”。日本人就是有心恨美國，也沒有這個膽，因為美國是個比日本更強大的國家。天佑日本，遇到了美國這樣一個“善良的侵略者”，當時美國完全不顧蘇聯中國等國家提出的像對待德國一樣瓜分占領日本，而單獨占領了日本，並對日本從憲法到經濟、企業、教育、文化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改造，還逐步改變了日本一代人的思想和價值觀。至今日本人對給他們投下兩顆原子彈的美國，仍然感恩戴德，日本人最崇拜最服的是美國。反過來日本人對中國人雖有愧疚之心，卻沒有悔悟反省之意。為什麼？因為中國是個比日本軟弱的國家，而當初的中國領導人想當“菩薩”，提前釋放了應該受到懲罰的強盜（戰犯），又大方地放棄理應獲得的經濟賠償。其結果是適得其反，日本對弱過自己、曾充當“善人”的中國人反而一百個瞧不起。
在中日戰爭中，當中國有上百萬人墮落成“漢奸”（汪政府與偽軍），領著日本鬼子舉著刺刀衝向自己的同胞時，卻沒有多少日本人成為背叛自己民族的“日奸”（除極少數參加反戰同盟者）。侵華戰爭失敗，天皇宣布投降時，日本軍人寧願用刀切腹自殺，也要保持自己的名節。我們中華民族並不缺乏偉大的人、偉大的思想，可是，當我們與這個血性而又團結的民族並列於世界之時，我們顯得何等慚愧。近乎相同的文化，同樣的問題，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結局。
現在的中國人不停地爆發敵對日本的情緒，抵制日貨、討厭甚至仇恨日本人，因為對日本人二戰時屠殺中國人的行徑始終無法釋懷。相反的是日本民間並不關心政治，特別是許多日本年輕人是看漫畫長大的，很多人出生在日本經濟高速成長期，衣食無憂。他們不願意去思考歷史政治這樣的嚴肅問題，他們既不覺得羞愧而產生謝罪之心，也不覺得羞恥而起報復之念，仿佛歷史是一樣可有可無的東西。同團的一些家長在看望日本留學的親戚、小輩時，十分擔心日本人會報復，千叮萬囑要他們小心保護好自己：“小日本不是什麼好東西”。但從留學生嘴裡反映出來的情況卻是：日本人大都友善、克制。日本學校的老師和打工處的日本老板反過來勸中國留學生要中日友善，不要衝動，不要上街去鬧事，不要去做有損中日友誼的壞事。同樣，日本學生除了不理解中國國內的強烈反日情緒外，沒有一點對中國學生進行報復的言行，這真是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
走訪日本，我一直在思考：日本民族真的有那麼危險嗎？他們雖然對侵華戰爭仍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首相或大臣也年年拜竭靖國神社，但我相信，民主的日本是一個和平的民族。而日本人真有那麼可恨嗎？不！今天的日本是一個令人佩服的國家，日本人勤奮、自強不息、精益求精，所有這一切都值得中國人老老實實地學習。中國人最大缺陷就是：嘴上老是掛“四大發明”、“五千年文明古國”來自我陶醉，不肯虛心學習，不願反思承認自己的不足。其實中國人要恨的應該是日本專制獨裁的軍國主義政權，而不是日本人民，他們也是受害者。世界上專制獨裁的政權才是最可怕、最可恨的敵人。
日本人的壓力
二戰結束，由於美國的占領和改造，日本從裡到外幾乎都西化了，它處於一種“主體缺乏”的狀態中。雖然它恢復了經濟大國的地位，但在政治上除了附屬於美國，找不到國家“主體性”，有人甚至稱日本既非“西洋”也非“東洋”，於是一部分政治家和戰略家很著急。1998年起，日本人的“歷史觀”開始發生明顯變化，二戰後日本主流歷史觀——“和平史觀”承認日本侵略亞洲給很多國家和人民帶來了巨大傷害，後來出現的“自由主義史觀”將此批評為“自虐史觀”，認為甲午戰爭是日本為了“保護朝鮮獨立”，日俄戰爭則是為了“阻止俄羅斯南下”，至於占領中國東北和全面侵華戰爭，卻基本是避而不談。文化上，西方的民主與“功利主義”則同時滲入國民價值體系，人們對現實的價值體系不滿，有人開始呼吁禪宗和儒學才是日本人恆有的價值觀。這種“自由主義史觀”正吸納了日本國民對現實的不滿以及對未來的擔心和恐懼。在許多中國人眼中，曾經謙恭的鄰國日本似乎變得愈發強硬。日本右翼勢力近年來幾乎主導了日本的政局和輿論，日本的右翼思潮准確地說，它從未消失過。因為日本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不為日本社會主流所信服，在政治上與右傾的抗衡力量和基礎也迅速衰弱。八十年代日本經濟飛速躥升，社會的自信心加強，民族主義思潮抬頭，政界與民間更充斥“解放”情緒，要解除“枷鎖”，謀求更高的國際地位。右翼勢力掌控了政局，也壟斷了輿論，民族主義勢力擴張，這就是日本從政壇到民間的“總體保守化”，我們習慣稱“右傾化”。如果說小泉政府與中國的矛盾還是關於歷史的，那麼剛上任的安倍以外交為基點的政綱，更容易和中國產生現實的、未來的摩擦，因為他們主張徹底拋棄日本“和平立國”政綱。從個人政治理念講，安倍更右，出生於“右傾世家”，外祖父是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首相，他的新作《獻給美麗的日本》充滿民族主義的氣息。他力主修改憲法，以早日擺脫戰敗國的地位。面對日本這個鄰國現在所謀求的國際上的發展，可以說，中國只有加強自身發展和強大，才是遏制日本右傾的最佳途徑。
由此也可以看到，雖然日本經濟已經達到國際化，然而遺憾的是，日本人的心理遠遠沒有國際化，它把自己泡在大和民族文化圈內，既拒絕外人加入，又拒絕進入別人的圈子。在日本人心裡上深深地打上了“日本人”的烙印，已成為無形的桎梏，它阻礙著日本民族與其它民族的交融。所以這也是它不能像德國人那樣，面對現實向鄰國真誠認罪的緣由。我個人覺得，日本需要淡化自己民族優越感，放松對外人的戒備心，與周邊民族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交流通融。更重要的是，日本人應該認真反省自己曾經走過的路。只有這樣，傳統中的糟粕才能被清除；只有這樣，傳統中的精華才能被加以利用。事實上，對於任何人或政府而言，深刻的反省只會使悲劇不再重演。
日本人有著強烈民族憂患意識，首先他們有來自生存環境的憂患意識，“國土狹小、環境惡劣、資源匱乏、地震橫行”等等。這種憂患意識在日本無所不在，不少高收入的人在一滴水，一度電上精打細算。其次是來自內在社會的憂患意識，人口減少、老齡化；再如周邊各國對日本所構成的外在壓力，朝鮮的“核武”、韓國的“反日”、俄國的“四島”、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都使日本難以安眠。日本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大量吸收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思想，結合自身的國情形成特有的文化傳統。例如孔子“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孟子“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的教誨等，似乎就是針對日本而言，使日本人受益極多，非常推崇。這種文化理念使日本的憂患意識不僅具有應對災難等臨時性事件的功能，而且逐漸成為日本民族獨有的性格特征。
大和魂
走訪日本各地，我感到日本的確是世界上變化最迅速的國家之一。其實日本今天能在戰後迅速崛起，不僅是得到美國的扶持，更是和這個民族自身的努力分不開的。幕府時期的日本，曾像中國明清時期一樣采取了閉關鎖國的政策，抵制西方文化的入侵，屠殺基督徒。但是，由於中國鴉片戰爭的教訓，以及日本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果敢，年輕的倒幕首領們以少數兵力擊潰幕府軍隊，從而確立了日本近代的天皇制。美國是第一個敲開日本國門的國家，1853年，當美國向日本統治階級展示自己工業革命成果時，就促進了好學上進的日本人開展學習洋務的決心。當時明治維新派三個重要人物對日本起了關鍵作用，澀澤榮一、大久保利通、伊滕博文。這些人士發起了一場學習西方改革開放的浪潮，1868年日本政府組成近一百人的岩倉使團，其中一半政府高官，副團長是大久保，去歐美十幾強國考察學習。他們歷時一年十個月，花掉政府年財政收入的2%。特別是他們考察德國時，從心底裡認同了俾斯麥的強權政治學說，一致認定要以德國為榜樣，大久保利通後來被稱為“東方俾斯麥”，日本沒有學英美體制，而是照搬了德國模式。歷史證實這不是一批名為考察實為游玩的政府官方團，當時用六個字概括了他們的收獲：始驚（吃驚）、次醉（陶醉）、終狂（下定決心發瘋學習猛追西方）。回國後，明治維新派發起一陣陣自由民權運動、憲政立法、殖產興業、拿來主義，他們的口號是“脫亞論”，富國強兵與西洋列強共進退。在改革開放道路上，首相大久保被保守派剌殺後，伊滕博文更堅定接過老師的接力棒，他努力解決由於文明開放與傳統文化的矛盾衝突，他一手完成了日本最重要的《帝國憲法》。遺憾的是新政表面上是多黨制，而實質上仍屬萬世一系的天皇君主制，還是為日本走上帝國擴張道路埋下禍根。日本明治維新後得以大量引進西方的制度、科學、文化等先進知識，發起教育興國，到1910年，日本有95%的男子和90%的女子都接受過教育，很快成為當時亞洲惟一的擁有海外殖民地的國家。日本通過戰爭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大量賠款（特別是滿清朝）和掠奪的資源流入日本，更進一步促進它的野心。
日本的“明治維新”革了幕府的命，卻沒有把各地的大名、武士都統統打倒。政府采取了妥協的政策，在兼顧既得利益的同時，也考慮到廣大人民的利益。這也充分地體現了現代民主的理念，強調各階級的和諧相處，因為只有如此才能迎來民主和現代化。而隨後的日俄大戰的勝利，更使得日本確立了它在東亞的領先地位。也正是在這個時候，日本設立了靖國神社，安放歷朝為國捐軀的武士（並非只是二戰戰犯東條英機等幾人）。神社建在一個櫻花大花園中，日本每年報開櫻花的時辰，是以這裡幾棵櫻花標准樹為准。成列館大房子裡有三百萬為國捐軀的亡靈，其中還有2萬台灣高山族人與幾萬朝鮮高麗人。據說日本每年有五百萬人去參拜“靖國神社”。在日本普通神道教的眼裡，軍人都是為國捐軀的英雄，他們聽從祖國的召喚，是“無罪”的。所以，日本人認為這些為國捐軀的人到了天堂就變成“神靈”，悼念哀思他們是種責任與精神，並不等於宣揚好戰。在日本如果一個重要政治人物不去參拜靖國神社，他很難獲得占大多數的信奉神道教日本人的支持。所以會有日本政治領袖一而再，再而三不顧冒犯鄰邦的情感去參拜“靖國神社”的事發生。在日本，神的教義是召喚人民團結在神或天皇的周圍，因此，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神道教、天皇和靖國神社已構成了日本“大和魂”的主要方面。是它們將日本人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個以“集體為本位”的、強調忠勇的民族魂。在這種精神的影響下，日本成了一個有韌性和有臥薪嘗膽精神的民族，在歷史上一直敢於以弱抗強，以小搏大。也正是這種精神，為日本在近代迅速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動力。但這並沒有使日本走向持續的繁榮昌盛。由於日本“明治維新”的實質就是中央集權和現代經濟的相結合，沒有民主的監督，它很快就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從而給本國人民，以至於給世界各國的人民都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苦痛。日本近代的歷程說明了：只改革經濟、不改革政治絕不可能給國家帶來任何好處，只有經濟的現代化並不能給一個國家帶來民主，也不能帶來國家的長治久安；同樣的民族精神既可以使這個民族走上毀滅的道路，也可以使它走上復興的道路（德國同樣如此），這確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就我本人而言，非常敬佩這個民族的精神。對內團結文明，同時又不缺乏血性。日本地少人多，資源匱乏，所以每個人都很努力；對於先進的外來知識，它不排斥，且善於吸收。它的特點是變得快、變得大，但萬變不離其“宗”。從模仿西方到超越西方，日本的民族精神與傳統始終沒有被拋棄。日本的文學、影視藝術、連書法都顯現出新舊結合、東西交融的特色。日本人具有“親自然”的情感傾向，日本人認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尊敬自然、順應自然。日本人喜歡山水庭園，因為日本人生活在四周被海包圍的島嶼上，大海養育著日本民族，因此人們總想與大海同呼吸，共命運。我看到不少日本庭院，雖然設計得小巧玲瓏，可又能讓你有置身於大自然的感受，帶給人無盡的遐想，以此來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感。“家”是日本文化的基質，社會整體結構是“家”的聯合，其頂端是皇室。日本人很講究“忠”與“孝”，日本人認為無論男女生來都負有“恩情債”，有債就需要報恩，報恩主要形式是“忠”。國民風氣依舊推崇中國的孔孟之道，禮儀綱紀和忠孝仁義，上層社會甚至還在學習《論語》，供奉中國千年前的儒家老祖宗孔子的像。世人皆知的日本人的“企業精神”、“集體主義”很大程度就建立在“忠”的價值基礎上。
回國途中，許多本來頗帶偏見的中國人都很有感觸，包括一些周游過許多國家的人，感慨地說，想不到日本人把自己家院打理得如此精致完美，環境整治得那麼整潔優美，人的道德素質那麼高，來了日本有點看不上歐洲了。回國後我在報上看到，不久前一些反日愛國者被拘捕處罰，我勸中國年輕人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被人利用。我們的政府是很會利用民族矛盾來轉移焦點的，當你的反日行為在政府軌道上時，可說你是愛國熱情，當行為過火出軌時，反過來同樣可稱這是擾亂社會。這種教訓還少嗎？我在想：作為一個大氣的民族，中國人應該把愛與恨放一邊，以開放心態看世界，理智客觀、心平氣和去看日本，先去了解日本的真相，要獨立思考不要受人利用。而我還在想：如果我們中國也能尊重佛教，發揚儒家文化，同時又能努力虛心學習一切外來優秀思想，特別是基督的普世主義、普世價值，我們的國家應該也能成為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