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
追憶一段慘痛的歷史
說起梵蒂岡，我總是感慨頗多，常常會追念那些在苦難的“文革”年代依然能不畏強暴堅持自己信仰的天主教徒們。如今，他們中許多人早已不在人世了，可他們的精神卻一直鼓舞著我，引導我認識基督普世之愛的力量，啟迪我生命的真理和道路。今天，我走訪梵蒂岡，帶著朝敬的心，追憶那段慘痛的歷史，緬懷我們中國人的“良心”。
聖地之游
梵蒂岡，可謂當今世界上最小的國家，它位於意大利首都羅馬西北角呈三角形的高地上，地處台伯河右岸，以四周城牆為國界。簡言之，城是梵蒂岡的首都，亦即國家，故曰“城國”。全國由聖彼得廣場、聖彼得大教堂、梵蒂岡宮、博物館、公園及幾條街道組成。國中宮院、教堂、圖書館、郵局、電台、火車站、飛機場等設施一應俱全，居民多信奉天主教。梵蒂岡盡管很小，卻也是歐洲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在聯合國派有代表，具有一個國家的地位。它是歷史上教皇國的延續,是一個特殊形態的政教合一的國家，梵蒂岡城本身就是一件偉大的文化瑰寶。
天主教在中世紀統治歐洲時的威嚴氣勢在此仍然得到承繼。時至今日，宗教雖然退出了歐洲的政治領域，但它在歐洲人乃至全世界精神生活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仍然顯赫。我們的大巴早上八點就趕到梵蒂岡，城外等待進入的隊伍已經像盤山公路一般蜿蜒了幾公裡。如此多的人，各國語言在頭上飛來飛去。當我們被人群推進聖彼得廣場時，發覺這是個橢圓形廣場，廣場上到處是一堆堆人群，不少人席地而坐，誦經、交談，一些宗教團體則在分發乾糧飲料。諾大的廣場被人為地分成若干區域，巴西的、西班牙的、南非的。我們碰到一群亞洲年邁的老太太，是從香港組團來梵蒂岡朝聖的，其中有不少華人，我們與她們一起席地而坐休息，並與她們交談。知道她們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們的生命幾乎全部奉獻給了自己的“在天上的父”，從此她們成了主的女兒、女僕，許多人一生未婚。守衛和巡邏在各處的梵蒂岡衛隊，是從瑞士招募來的，他們戴著帆船形狀的帽子，身著藍色衣褲、白色翻領十分鮮亮。可愛的是他們沒有任何神聖或緊張感，在各國婦女的鏡頭下燦爛地笑著，如同明星一般，有的對著我們快樂得擠眉弄眼。
聖彼得教堂門前的台階下，看到一塊警示牌：不准吸煙，不准吃食品；男士禁穿短褲，女士禁著露臍裝和超短裙。雄渾的大理石圓柱構成高大的門廊，廊檐下是五扇青銅大門，寬大的銅雕大門和整塊的大理石柱，使教堂顯得更加氣勢恢宏。教堂大殿的大穹頂是米開朗基羅設計的，裝飾有極美麗的青銅浮雕，殿內的雕塑、繪畫和黃金制品的藝術成就令人嘆為觀止。在這兒，裡裡外外游人如織。其中既有如我輩的普通旅游者，也有虔誠的教徒。肅穆幽微而又富麗堂皇的大教堂內，閑散的拍照者和祈禱的朝觀者兩不相擾。在大教堂裡，可以看到教皇登基的聖台，以及無數雕刻或繪制精美的宗教題材的藝術作品，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繚亂。站在其下，頓覺自身的渺小。而門的名稱更讓人心生畏懼，中間那扇叫善門，左邊兩扇叫神門和死門，右邊兩扇是聖門和災門。我們是從善門進去，由災門出來的。聖門一般不開，每隔二十五年的聖誕之夜才開一次，由教皇親自來開啟。但有重大聖事活動時也可以打破常規。步入教堂，首先來到大廳中央。在米開朗基羅設計的高遠的大穹頂下，是青銅華蓋，華蓋之下是教皇舉行彌撒的祭壇。在祭壇兩旁，各有一架大管風琴。舉行彌撒時，管風琴裡奏出的低沉、舒緩的旋律回旋在整個大廳。祭壇前面不遠處有一條通道直通教堂的地下室，地下室在十六世紀時擴建成一所巨大的墓室，之後的歷代教皇都安葬在此。
聖彼得大教堂四周建有不少各具特色的禮拜堂，而每一座禮拜堂都是一個小小的藝術館，裡面布滿了歷史上著名藝術大師的作品。其中最值得一看的是聖母悲切禮拜堂，因為這裡面收藏著米開朗基羅雕塑的成名作《悲切》。聖母眼簾低垂，無限哀傷地看著懷中的耶穌。在這塊彈丸之地上聚集著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以來的一大批舉世無雙的藝術財富，完好的保存並展示在世人面前。
梵蒂岡的日常生活具有濃厚的宗教色彩，每遇周日，聖伯多祿廣場天主教徒聚集，中午12點，隨著教堂鐘聲響起，教皇在聖伯多祿大教堂樓頂正中窗口出現，向教徒們發表演說。導游帶我們參觀了有五百年歷史的聖伯多祿大殿，這是每年主持國際聖體大會和聖體年揭幕彌撒大典的場所。大殿堂是基督教的中心，站在這座氣勢宏偉富麗堂皇的大殿上，我想起一個曾經在上海市監獄相遇的難友。我大膽問導游：聽說1991年在這所大殿中為原上海主教龔品梅舉行過歡迎與加冕儀式？他驚訝問：劉先生你怎麼知道？這是中國天主教徒一件非常榮耀的事，因為只有受全世界基督徒崇敬的人，才有資格在這裡被教皇授勛位，當時的場面和規模感染基督世界，全場所有貴賓與基督教高層領袖們長時期起立向他致敬！全球信基督教的華人都知道這一幕。因為你們政府不喜歡此人，我也只能不對大陸人介紹此事。
地獄之憶
參觀梵蒂岡觸動我想起解放後中國天主教與基督教的悲慘命運。1966年當毛澤東發表“我的一張大字報”開始，噩運就降臨到遠東著名的天主教上海教區，其中心即在徐家彙天主堂、耶穌會院、神學院、天文台等方圓幾公裡地方。解放前上海教區管轄面積據說超過梵蒂岡國土，在上海地方史料上，這裡曾有“東方梵蒂岡”之稱。著名的徐家彙藏書樓，原是教會圖書館和耶穌會綜合研究機構，中國第一本外文百科全書就在這裡誕生。旁邊有百年歷史的徐彙中學，原是徐彙公學。現在徐彙區政府的辦公大樓與上海天文台，則是原天主教大修院、神學院、拯救女修會和獻堂會。附近的土山灣地區是教會各種用品、服裝的生產基地，中國最早的西洋油畫作坊就誕生在這裡。在大教堂後面的彙南街還有中國最著名科學家徐光啟的陵墓，他也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天主教的噩運隨著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一聲禮炮，在這裡拉開前幕。
1966年6月19日上海附近地區的天主教堂神職人員全部集中在這裡，由四名國家宗教局干部組織他們辦學習班，開展互相檢舉揭發，並要每個神父寫脫離宗教的誓言。8月“破四舊”運動是文革的開業典禮，而消滅宗教正是“破四舊”的目的之一，紅衛兵充當了撒旦的鷹犬。一群北京紅衛兵聯合上海紅衛兵，首先衝擊了這座中國乃至遠東最大的天主教堂，把這座建於十九世紀的教堂內外砸個稀巴爛，許多珍貴文物與書畫遭受重大破壞。教堂內部四周裝飾的彩色花玻璃是十八世紀荷蘭工匠制作的，其高巧絕妙的工藝早已失傳，這次也被全部砸碎了。一架十八世紀遠東最古老的名貴電風琴被毀掉。在每個教區教堂都有圖書館和藏書，58年後從華東各教區沒收的宗教經書全都集中在徐家彙天主教堂與旁邊的藏書樓內，大批世上少有甚至絕版的聖經畫冊與宗教書籍，統統被紅衛兵搬到廣場上，堆積如山，大火焚燒了三天三夜。伴隨著紅衛兵的叫囂狂舞，是周圍上萬教徒們的哭泣聲，有的甚至自殺。政府裡委會干部與派出所干警，配合紅衛兵與造反派對該地區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掃蕩教徒的家，命令所有教徒互相檢舉揭發，沒收燒毀教徒家裡的一切聖經和聖像，並責令必須掛毛澤東的像。有頑固不化的教徒，則采取革命行動批鬥與關押。一場場更大規模迫害宗教和凌辱信徒的運動發生了。
第一次大規模游街是8月3日，北京與上海紅衛兵衝進大教堂，把神父修女們床上用來壓蚊帳的二米長的棍棒抽出來，人手一根，像對牲畜一樣抽打驅趕出全部神職人員。紅衛兵給他們每人頭戴二公尺高的牛鬼帽，領頭的是愛國會主教張家樹和李光明神父，高帽不夠紅衛兵就用花盆、痰盂扣在他們頭上，用長繩索牽連著，“牛鬼蛇神”大游鬥開始。紅衛兵強迫他們呼喊“打倒天主！毛主席萬歲！”沿著徐家彙路步行到華山路，再到衡山路，原路再折回來。一路上有成千上萬的圍觀者，在紅衛兵喇叭的煽動下，愚昧無知的革命群眾、大人小孩用石頭、垃圾、髒水、爛菜皮扔向他們，肆意凌辱這些天主的使者。近三個小時的游鬥，年老走不動的神父修女跌倒了爬起來，再跌倒再互相攙扶著起來，而紅衛兵的棍子皮帶不斷毫不留情落地在那些不肯喊“打倒天主”的神父修女的頭上身上。要知道被游鬥的這些人都是在愛國會領導下宗教團體的教徒，他們都妥協過——“愛天主、也愛毛澤東”。但今天擺在他們面前只有一條路，“叛離天主、只能愛毛澤東”。幾天後，第二次大規模游街又發生了，如法炮制一直游街到徐家彙的徐光啟陵墓小公園。紅衛兵對著當地教徒的面，把他們敬重的天主教徒科學家的墓徹底毀壞，並揚屍在外。
我對上帝基督耶穌的認識有四十年之久，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文革前我因出身不好與腿殘被拒之於大學校門外，進了一家200人街道小廠，它位於徐家彙天主大教堂後面彙南街上，因為地理位置原因廠裡職工信天主教很多。文革一開始廠裡教徒們就被剝奪了上教堂做禮拜的權利，而且要向工作組交出聖經與互相檢舉揭發教友的言行，並寫下脫離教會的保證。一些頑固內教人均遭批鬥抄家，個別忠誠信徒遭迫害後自殺。我不僅看到了廠裡教徒的迫害情況，更是目睹了近工廠百米的徐家彙天主教堂的一場劫難。1966年我才十九歲，這一幕幕殘酷的社會與家庭衝擊對我影響很大，我開始恨文革、恨領導文化大革命的這批人。十月因參於三哥反對攻擊文化大革命一案，遭逮捕入獄。我在“一所”曾待了四年，那裡是關押上海重要反革命政治犯重地，在裡面我相遇了許多基督神職人員，與他們長期的難友生活使我真正接觸到基督教義與精神，開始對“上帝、耶穌、聖經”有所了解。我知道了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降生來到世上，“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知道耶穌基督為了我們的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為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也是今天我們之所以能蒙恩成為神兒女的道理。這些神職難友還告訴我：經上說：“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跟隨主走苦路是必經之路，靠主克服自己肉體的軟弱”。他們教我如何向主禱告，如何把自己完全交托主，如何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主。他們一直卑微地稱自己是上帝的僕人，即使身陷囹圄，卻始終至死不渝地持守著自己的信仰，在監獄裡時刻不忘向難友傳講天國的福音。因著他們的帶領，我開始信主了。
記得其中有四個人給了我很深教誨與基督的啟蒙。第一位是畢業於震旦大學的張宏根神父，他告訴我：1955年9月8日震旦教會大學一片恐慌，當時政府辦案人員在大禮堂集中了近200名信教的學生，逼他們承認參加“公青教”就是所謂反動組織，誰承認“龔品梅是反革命集團頭子”的人站出來，政府可以寬大處理，否則隔離審查進監獄。張宏根神父說，“當時我們都是二十歲左右大學生，這天是檢驗我們對基督信仰真偽、清濁分流的界嶺。要瓦全還是玉碎，或苟安、還是赴難？無可躲避的選擇，正是信仰上帝公正的天秤，也是天主在選擇的大篩網。最後有一半內教家庭的同學因不願背叛主進了監牢，當時公教家庭幾乎家家遭殃，人人自危。我們這些年青大學生難理解，共產黨為什麼要逼迫我們出賣自已靈魂？當猶大。我們沒有一點反共產黨言行，僅僅是信仰上帝而已。”張神父就是“九八事件”的遇害者，曾二次入獄前後遭難二十多年，我至今記得他跟我說的一句話：“我跟隨主背負十字架、但神與我同在”。現在他85歲仍在傳教，是浦東地區非常有名的地下家庭教會神父。
第二位是耶穌會的胡永康神父。1951年10月8日，政府宣稱“聖母軍”是反動組織，一夜間所有教會學校開始肅清抓捕參加聖母軍的青年學子。當時他在震旦附中讀初中（14歲），因為信仰，這群十五六歲的中學生絕大多數都參加了愛爾蘭籍莫克勒神父倡導的保衛聖母的“慈母聖教會”（聖母軍）。“當時公安追、學校趕、父母哭，四面楚歌，工作組逼父母，叫我們登記承認參加‘聖母軍’，並寫誨過書。我年幼被母親領回家，但同樣沒逃過58年的又一次反梵蒂岡劃界線運動。他在一所關很長時間。我在一所與他相識，胡神父曾勸導我，“神給了每個人寶貴的時間，你不要浪費它，有時間就有機會，你只有十九歲就像塊海綿一樣，利用這特殊環境能接觸到你一生中都不容易碰到的人，努力學知識、吸收營養，將來你會感到幸嘗智慧果。” 他告訴我：自己不能事奉兩個主人，毛澤東和上帝，不然良心將終日不安，即使釋放了，也要變成瘋子。他還說：自己是“因信守義、才有了屬靈的生命”。
還有二位都是徐家彙天主教堂神職人員，一位是大名鼎鼎龔品梅主教，另一位是默默無聞的盲人修士金林生。回憶這二人的劫難就更能清楚了解解放後中國天主教與基督教的悲慘命運。1951年中國第一次反梵蒂岡運動，歷時一年半，起因是梵蒂岡駐中國公使黎培理被驅逐出境一事；1953年中國開展“反帝愛國運動”，驅趕所有在中國的外國籍傳教士；1955年9月8日是天主教的大災難日，宗教界稱為“九·八事件”。政府一夜間在全國逮捕了所有抵制，共產黨領導“三自革新”的天主教與基督教人士。在上海，龔品梅、金魯賢等百多名神父和上千名教徒被捕，後來漫延到全國各地教會，許多人被判二十年或無期徒刑。1958年又一次反梵蒂岡運動開始，政府利用宗教界思想比較進步的青年在天主教內部造反分化，這是一次重要的劃清界線運動。凡愛國者，跟共產黨走；愛上帝者，軟禁起來，有影響的則被抓進去。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徹底取締了天主教與基督等其它宗教團體活動。
盲修士
66年8月北京紅衛兵們嫌光游街還不夠剌激，又組織了大規模批鬥會，並強迫當地天主教信徒去觀看接受教育，我廠天主教徒也被迫去觀慕。近五十名神父修女被押到徐彙大教堂廣場前，列隊被批鬥，紅衛兵逼他們把《聖經》“十字架”踩在腳底下，每人手拿紅衛兵硬發給他們的《毛主席語錄》，高喊“打倒天主！”“打倒聖母瑪利亞！”、“打倒聖子耶穌！”，並要三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幾個小時折磨下來，個別人違心而痛苦地呼喊了打倒自己心中的主——“天主”。於是，紅衛兵允許他們脫離批鬥，絕大多數不肯高呼“打倒天主”的人則被“加溫”，各人脖子掛上十幾斤重的木牌子，再不屈服，紅衛兵上前兩個挾一地強逼他們彎腰九十度，接著干脆把他們雙手反背，做“噴氣式”飛機狀，甚至逼令他們跪下，瘋狂地對他們拳打腳踢。狂熱的紅衛兵小將們一致高喊“打倒天主！”“打倒帝國主義！”“神父修士是反革命壞蛋！”“無產階級專政萬歲！”在如此人格侮辱、尊嚴踐踏、肉體摧殘下，不少年邁體弱的神父修女紛紛昏倒被拖走。紅衛兵用盡了一切手段，幾個小時的折磨中，有一位雙目失明的修士始終緊閉著嘴巴，死死不吭一聲。紅衛兵敲開他的嘴巴敲掉他牙齒，硬逼他呼叫“打倒天主”，從他嘴裡吐出了鮮血與打碎的牙齒，誰知最後，他拼著命喊出了一聲誰也料想不到的口號“蔣XX萬歲！”這使橫掃長城內外、鬥遍大江南北、戰無不勝的北京紅衛兵氣瘋了，竟然遇到了一個不怕死打不敗的天主教牛鬼人物！末了，紅衛兵得出結論：這個帝國主義馴養出來的宗教走狗，一定是個隱藏很久的美蔣特務、梵蒂岡間諜。於是北京紅衛兵們收場時把他押送進上海第一看守所，罪名是他批鬥時竟敢呼喊人民公敵蔣某萬歲，而他那用手摸寫的密密麻麻的盲文外文字母肯定是間諜收集的情報。
盲修士叫金林生，出身在上海浦東地區一個天主教家庭，從少年到青年一直在教會學校讀書，後來從公教青年教徒變成終生為教會服務的修士（不結婚），一直在上海市徐家彙天主教堂任職。29歲時的一場大病不幸使他雙目失明，失明後的他主要任職宗教文獻的盲文翻譯工作。因為他雙目失明長期不外出，經常獨自一個人關在閣樓上，又是一般低級神職修士，所以幾次打擊宗教運動都能逃脫。然而文化大革命對宗教進行全面迫害，一個不放過，紅衛兵造反派叫他學習，被他拒絕，捆綁硬拖進學習班，他仍拒絕學習毛選，只讀經書；遭批鬥毆打，他不為所動，還是只認天主，不接受毛澤東思想，甚至於他還幾次主動要求進監獄，工作組造反派對他也很無奈。金修士認為所有兄弟姐妹都進過監獄，唯有他自己沒能享受這種榮耀不甘心。當時許多奉獻天主的神職人員，都拿耶穌作為榜樣，私下准備好把監獄作為一生磨難的終結地。他們以苦為樂，把監獄當考驗自己的意志、考驗自己對上帝忠誠程度的磨難處。他們認為活著是臨時的，而死才是永生，都甘願殺身成仁讓靈魂進天堂。金修士的盲文外文數據經公安局技術鑒定，全非特務密碼，更非間諜情報，純屬宗教內容，所以專業有識人士對紅衛兵的無稽之談也只得苦笑不已。審訊他的人員多次問他為什麼要喊人民公敵蔣某萬歲？是否不想活了？他回答說：“我想進監獄。”又說：“蔣宋都是基督徒，今天如果他們在中國，絕不會允許這種迫害宗教人士，喪盡天良的事發生。”
冬天來了，金修士只穿一套單薄的修士服。那些良心泯滅的看守有意要折磨他凍他，以便讓他屈服開口求饒，只發給他一套囚犯穿壞的破棉衣褲、一條薄棉被。在零下的冰凍寒天，他瑟瑟發抖，凍得臉皮發青，手腳冰冷。他每天咳得很厲害，多次發高燒吐血被送市監醫院搶救，從醫生處我們知道他在外面就有嚴重肺病。監獄負責看管人員要他寫下放棄信仰天主的保證書，哪怕口頭說一句，表示向無產階級專政投降，馬上可以寬容照顧他，通知外面送藥品或吃病號飯。更令人氣憤的是，外面教會郵寄給他的衣服、棉被，被一直扣押到第二年四月春暖花開時才給他。我們從包裹單上清楚的看出，郵包寄出的日期是去年11月份。同時我們聽看守說，因為他不放棄天主，外面送來的營養補品都不能給他。偏偏這個“不識抬舉”的修士寧願關在裡面也休想從他嘴裡吐出一句不敬天主的話。他每天依然正襟打坐，嘴裡念著經文，從不向看守開口求饒。
最使我們對金修士驚訝不已的還有一件事。所裡犯人每星期五是開葷日，這一頓葷菜對我們來說實在太珍貴了，因為哪怕你有再多的錢，做了囚犯是買不到這寶貴的一小塊肉的，更別談從最低營養角度說這小塊肉以及有限的肉湯對犯人有多重要。因此，每個人都渴望一周中的星期五。可巧天主教規定星期五是守小齋的日子。實際上，盲人修士也可以申請吃回教飯。看守和訓導員都說過，只要他開口批判一聲耶穌天主，馬上照顧他，可是他斷然拒絕了。就這樣，金修士從進監牢至今二年多沒有沾到一點葷食，這是常人所不敢想像的。盲人修士體內得不到脂肪、蛋白質補充，加上肺病自然骨瘦如柴。他靠的是什麼樣的毅力支撐？當時我們簡直無法理解。他曾說，他在學耶穌受難。眾所周知，耶穌被四肢釘在十字架，不久活活被折磨死了。這位盲人修士二年多來精神上肉體上遭受嚴酷的折磨，不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有正直良心的人誰見了都會傷心落淚。當時我驚疑：關在裡面都是政治犯，算得上有思想有意志，可還是一般的“肉身”，我們在監獄怕飢餓、怕恐懼、怕孤獨，唯獨他的肉身是“道”的載體，什麼都不怕。仿佛基督的精神靈魂熔化附著在他的“肉身”上，充滿釘死十字架無所畏懼的勇氣。
我對金修士講了古代韓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勸他認錯，好漢不吃眼前虧，來日方長。金修士卻搖搖頭，認為那是對天主的褻瀆，比死的罪孽還深。他說，“我為什麼要說不合天主神旨意的胡話？現在是假神取代了真神，我不能做叛徒猶大。我要保持信仰的純潔，不要為了活命、為了求生而糟蹋自己的人格。這是不值得的。其實死與生是一回事，天主是知道的，會安排一切。”金修士還告訴我：他要學二個兄弟神父張忠明、候之楨的榜樣，關死在監獄也不背叛主耶穌。他常說：“為義受迫害的人有福，跟主走苦路，是主給我的恩寵。”他教我禱告、托付主、跟從主，說這樣能克服自己的軟弱。他告訴我：“眼雖瞎了，但主讓他看到了光”。
每逢星期五囚犯開葷日，他絕食抗議，通過懲罰己身來拯救自己的靈魂。他內心除了虔誠篤信天主教之外，毫無其它雜念。他對同監犯人的諷刺嘲笑，對看守的凌辱和別人對天主極其不恭的言行，或在別人談論文革種種暴虐時，反而懷有一種極強烈的負罪感。他從不責備別人，把監牢裡所有的犯人當自己兄弟。他常常為那些文革中被利用過後，也關押進一所的造反派紅衛兵頭頭們的深重罪孽而痛苦不安，為擺脫他們的罪孽，為他們懺悔、祈禱。有次我問他：“文革”如此罪孽，究竟有無使中國人靈魂得到解放之途徑呢？“文革”使中華天地渾濁，人們痛不欲生，芸芸眾生，劫難茫茫，如何生活得下去？盲人修士冥思了半天，默默念誦《聖經》，然後說道：“《聖經》記載，天主之義是本於‘信’。‘義’為靈魂得救之意，‘信’乃得救之路。‘信’者，信仰也。我國文明始祖孔子也說過：‘民無信不立。’一個人失去了正確的信仰，一個民族失去了正義信仰，必然被邪惡所愚弄、所蹂躪。”金修士告訴我：天主愛全世界的人，如同愛一個人一樣，我們應該消除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像耶穌一樣使人與人之間成為兄弟關系。
金修士是我接受基督的啟蒙老師，當我們一些年青犯人表示要進一步了解基督時，他給我們傳道，“信神、信有神、信真神”、“什麼是罪？”“為什麼要贖罪？”“聖經是生命之道”等課。牢房傳經一事不久被一個猶太出賣。我們聽道的人都受嚴懲，分別被打後還帶了十幾天手銬，金修士更慘還被關了單身禁閉。當時我們這些年輕政治犯都把他當活耶穌，努力學他榜樣修練自己。在我人生第一次接受信仰時，首先感悟到在中國追求宗教信仰是要付出代價的。
金修士因為肺病長期缺乏營養藥品，多次發病吐血去醫院搶救，他的審訊員不希望他死在監獄，有意想放他出去保外就醫，唯一條件就是讓他認罪，放棄天主。當時哪一個囚犯都不會放棄“寫張認罪書先逃出地獄再說”的機會，但我們看到，所有的誘惑都一再被得重病的金修士大義凜然拒絕。
記得一次，牢房內一個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頭頭想立功，向訓導員揭發金修士頑固不化，每天吃飯前堅持祈禱，並說：“聖經是他的生命糧食，祈禱猶如呼吸”。訓導員把我們全體叫去訓話，痛罵修士不思悔改，叫我們不要受他拒絕改造的影響。訓導員再一次引誘他，打開一只寄給他的郵包，裡面除了衣服日用品，還有一本盲文聖經與進口營養品。訓導員要他認錯，保證不在牢房祈禱，這些東西可以拿去。修士搖頭表示拒絕，但他要求政府能留給他這本盲文聖經。怒氣衝天的隊長說：你把聖經當糧食，今天就給你挑選，要聖經的話，從明天開始停止供應吃飯，看你能堅持幾天？金修士毫不猶豫伸出手，要聖經當糧食。隊長氣瘋了，邊撕聖經拋在他臉上，邊狂罵道：“邪教，去你媽的上帝”！金修士顫抖著雙手，拼命摸索著地上被撕毀的聖經，流下了乾枯的眼淚。這是我二年中第一次看他掉眼淚。
為了嚴懲修士的所謂反革命言論：“神的話是他生命的糧”。訓導員給他上了銬，並決定不給他飯吃，看他能堅持幾天來討饒。頑強的修士寧餓死不求饒，身體虛弱的他第三天昏迷倒下，政府無奈只得送他去提藍橋監獄醫院搶救。同監難友們被他純淨而正義的靈魂所震撼，私下都稱他為“上海第一看守所的活耶穌”。
老主教
後來我被判反革命罪，到市監獄一中隊服刑時，又相遇到老主教龔品梅。我小時曾從父親嘴裡知道，龔品梅19歲進神學院、29歲當神父，長期任著名教會學校震旦附中的校長，在上海是個有名望令人尊敬的主教。而在教會學校讀書的三哥告訴我，當時天主教裡有句話“全國看上海，上海看震旦”。震旦大學（上海第二醫學院前身）曾培養出無數基督精英，可惜大多數人遭劫難。1950年，梵蒂岡任命龔品梅為上海南京蘇州三地主教。新中國成立後面臨一個尖銳激化的矛盾，共產黨組織了新的愛國教會，要龔品梅脫離梵蒂岡接受共產黨領導的“三自革新”會，可是不識相的主教抵制政府對天主教的改造和滲透，要求獨立，拒絕在教會內開展反帝（梵蒂岡）愛國運動，拒不參加官方的愛國組織，於是就被打成反革命集團頭子。
那時我關在市監獄大刑犯一中隊的老殘病弱四樓，做一些“拆紗頭”的輕微勞動，我在第三小組，第四組最後一間牢房就單獨關著所有犯人都知道的特殊人物，上海天主教主教龔品梅。他屬於比較特殊照顧的犯人，當時樓面上還關了不少判重刑年邁的宗教名人，如跟我同組的上海教區諮議員德肋撤堂的本堂張希斌神父，他曾是楊州震旦中學校長。龔品梅他們從1955年失去自由，在一所關押五年，後判無期徒刑進市監獄，曾押送到外地勞改場改造過，在失去勞動力後又押回到上海市監獄大刑犯一中隊關押。71年監獄鼓勵互相告密立功減刑，政府得到舉報，這些判重刑的神父、牧師，長期堅持每天早晚做祈禱，甚至在監獄繼續暗中傳教、傳播福音與聖經，抵止洗腦、不認真背誦毛選，卻天天默背聖經。政府認為他們的行為是大逆不道反動的，是一種蔑視專政機關的挑戰，一定要組織犯人肅清流毒徹底批鬥。為此，在犯人中組織了一次氣勢較大為期九個月的“破有神論學習”運動。當時管教隊長布置樓面多次批鬥幫促龔品梅他們。
我至今難忘學習班結束的這一幕，七十多歲的主教彎腰低著頭，臉上沒有憤怒也沒有恐懼，聽憑犯人對他“反動思想”的批判。我為他慶幸的是一中隊的批鬥會比較文雅，因為參加者大多數是政治犯、長刑犯、老年人，加上中隊長叮囑此人特殊不要動手，主教免除了皮肉之苦。如果換在我曾經歷過的其它中隊，特別是刑事犯中隊，主教的老命危險矣！幾個月的批鬥“幫助”對他無動於衷，他幾乎成了啞巴，一句不答。結束會這天管教大隊長問他：通過這麼長時間的幫促你覺悟了沒有？現在“你對天主信仰怎麼認識？”主教用心平氣和的語調回答：“宗教信仰不變”。隊長氣怒地罵道：“你這個頑固不化的老反革命，如果天國中真有上帝，你也就不會在這裡了。”這時，我發覺主教第一次抬起頭看著我們，那眼神充滿了悲憂，卻又那麼慈祥，就像耶穌被捕後被門徒彼得否認三次，望著彼得時的眼神一樣。隨後隊長凶狠地說：“還有誰堅持信基督的，有種都站出來？”張希斌神父第一個站出來，接著先後五位陪幫促神父牧師都站出來。管教干部歇斯底裡大發作，狂叫：“好！你們等著瞧！將來有得加刑，有得要處死你們這些邪教”。氣瘋的隊長叫來幾個犯人打手，用木板猛擊張神父他們倒地為止。記得當時有個姓沈的神父倒下前還說了一句：“我們沒有反對政府，是共產黨要置天主教於死地”。當時我們參加批鬥會的犯人心裡既震撼又難過，這一幕永遠留在我人生腦海中。顯然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對這批耶穌會神職人員起不到作用，他們“生是基督、死是福”的精神，擊敗了政府組織的這場所謂“破有神論學習運動”。
記得一次在樓面放風時，我趁旁邊無人悄悄走在龔主教旁問，是否知道徐家彙天主教堂的盲人金修士？他驚奇地問我：是否雙目失明的金林生修士？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後，他說知道金兄弟。我告訴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與金修士共同生活了二年的情況，及金修士愈來愈差的病軀，並說了政府工作人員當我們面講的話“只要金表態放棄信仰天主，馬上保外釋放他”。龔主教堅定地回答：“休想！金兄弟寧肯死，也不會講一句背叛天主的話。”後來我知道，這也是龔主教坐三十三年牢獄的誓言。
十三年牢獄之災中我相遇到不少意志堅強、寧死不屈的政治犯，而最使我敬佩的就是那些天主教、基督教的神職人員，他們大多數是神學院畢業的耶穌會知識分子。在我看來，他們身上都有基督教義所倡導的美德：謙卑、溫柔、忍耐，而幾乎所有這類人都是“道”成肉身，准備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年輕時始終搞不清是什麼力量支撐他們在地獄中不屈不撓，他們軀體內注入的“道”是什麼東西，具有這麼樣強的受難精神？後來，當我接觸到更多的基督教政治犯，及讀到《聖經》後才明白是天主的教誨、是耶穌的榜樣、是基督的精神支撐著他們。我後來才知道，解放後毛澤東對他們的打壓就從來沒有停止過，並越演越烈。職業教士多數人長期在漫長的監獄和社會的管制監督中接受強迫洗腦，但政府從來沒有真正成功過。我在黑暗地獄中行走了十三年，每次無望絕望感覺持撐不下去的時候，總是基督神職人員的榜樣和言行告訴我：“耶穌是世界的光，跟隨它會走出黑暗。
我平反出獄後，去徐家彙天主教堂探聽一些在監獄相識的宗教人士，我碰到了前後關押二十多年活著出來的張神父，得知金修士在上海第一看守所被關了六年，最後死在監獄裡。而龔品梅被關了三十多年，1985年在國際壓力下，中國政府宣布龔品梅承認錯誤被假釋。令人想不到的是，當時八十多歲的龔品梅拒絕出獄，拒絕在所謂“改造好提前釋放”的證明上簽字。最後，政府把他放回徐家彙天主大教堂交愛國會看管。1987年，他因心髒病被批准去美國醫治。1991年梵蒂岡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在聖伯多祿大堂用最高規格接待和歡迎他，並封他為樞機主教（即紅衣主教，是教皇下的最高職稱），許多西方首腦和天主與基督宗教教袖出席盛會，全體長時期起立向他致敬。實際上，早在1979年龔品梅還在獄中時梵蒂岡就已秘密任命他為樞機主教，梵蒂岡的這一舉動在外交上與中國深深結怨至今。2000年，98歲的龔品梅得胃癌在美國去世，迄今在基督世界享有盛名。我想南非曼德位為信仰坐了二十多年牢，出獄後被非洲黑人當偉人、民族英雄。龔主教同樣為了信仰坐了三十多年牢，他幾乎都是一人獨囚一室，就這一點，他比任何人受的苦多深，他沒有被逼得精神失常或患嚴重憂郁症，是上帝的恩賜。今天基督世界給了他崇高榮耀，封他為教會親王。但中國給了他什麼？難道歷史就不能還他一個公道嗎？
我一直在思考：毛澤東為什麼對宗教這麼仇恨？特別是對天主教與基督教的恨與怕甚至遠超過佛教和傳統的儒家？關鍵就是一本書——“聖經”與“毛選”，一個人——“上帝”與“毛澤東”；其核心就是“聖經、上帝、耶穌、所傳播的基督普世價值觀。文革時毛澤東把宗教誣批為人民的鴉片，他讓紅衛兵大量焚燒《聖經》等宗教書籍時，又強制老百姓人人拿一本紅寶書，還叫億萬人民把他當神供起來。但他的紅寶書能與《聖經》相比嗎？毛澤東思想能與普世主義相比嗎？和今天大批湧向教堂做禮拜讀《聖經》的芸芸教徒相比，現在還有誰手捧著紅寶書呢？和世界各國都在推行普世主義相比，還有那個國家在高舉毛澤東思想呢？在我十三年監獄裡接觸到的天主教基督教徒們中，他們很少有一句“反黨言行”，說白了，他們唯一的罪過就是“只聽天主、不聽毛澤東”；他們的反革命罪狀就是向教徒“只宣傳聖經中普世價值、不宣傳毛澤東思想”。這在毛時代是大逆不道，是沒有活路的！他們一直卑微地稱自己是上帝的僕人，我卻認為他們是道德的化身。十三年中我在監獄與勞改農場極少見到過信仰天主教與基督教的刑事犯。想想：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政府平反的冤假錯案數量還少嗎？公布出來的材料還不夠荒唐嗎？連新中國的奠造功臣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可以隨便被誣陷連扣五頂“反革命帽子”而致於死地，拿一個梵蒂岡的使者開刀，判他無期徒刑當然更無所謂。判龔品梅無期徒刑，目的就是警告中國所有信仰基督的人——中國大陸不允許有“天主”，只有大救星毛澤東。
新中國成立五十多年，梵蒂岡一直沒有與我們建立外交關系。我們打擊台灣外交，直到現在與台灣有外交關系的二十來個國家，差不多都是受梵蒂岡的宗教影響與支持，這也是新中國與梵蒂岡關系惡交不能恢復正常邦交的原因之一，當然也與龔品梅、盲修士這些無數的天主教徒當年在大陸遭遇的命運有關。
回顧這段慘痛的歷史，我想不明白：難道宗教在中國真有這麼可恨，非要置於死地？聯想到如今的中國，我常常會想起托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話：“如果沒有上帝，那麼什麼都可以干。”是的，無論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愚昧、殘忍、喪盡天良的浩劫，還是如今社會上的犬儒主義、拜金主義，都是與我們國人缺少信仰有著緊密的關系。有了信仰的人，精神有了依靠、靈魂得到安撫。無論是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還是傳統的儒家文化，都要求人們向善避惡、相愛相助。它們對老百姓來說，既是信仰，也是一種社會道德的修養課，這樣的信仰有過錯嗎？“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國改革開放後，富裕了卻依舊迷茫困惑的人們更加渴望精神上的引導和依靠，基督教、佛教而今又在迅速擴展。過去與今天的這一切都值得我們認真地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