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丹工會之比較
丹麥是一個美麗富饒的國家。首都哥本哈根每條街的盡頭都與水相連，置身於這座古老而美麗的都市，仿佛徜徉在一個色彩斑斕的童話王國。導游介紹說，1795年，哥本哈根市中心曾經發生大火，許多古建築毀於一旦，後來的建築則崇尚新古典主義。怪不得我們沿途看到的具有特色的古建築同新建樓房相互輝映、錯落有致，給人優雅而寧靜的感覺。特別是市內眾多的青銅雕塑，使古城充滿了詩情畫意。位於市中心的歐洲最長的步行街上，是悠閑漫步的人群，讓人感覺生活在這個城市中的人們仿佛都是安徒生童話中的“海的女兒”。市政廳正門左側就是世界童話大師安徒生的雕像，每一個到此的游客都喜歡手握安徒生手中的書，與他一起照相。丹麥因安徒生而美麗。我至今還記得安徒生在自傳中說的話：“我的一生居無定所，我的心靈漂泊無依，童話是我流浪一生的阿拉丁神燈”。安徒生的童話之燈點燃了許多人童年時的夢，那些故事就像一個個親切真摯的朋友，引導我們認識人世間的真、善、美。
丹麥是北歐最小的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立憲制國家之一，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丹麥的議會是一院制，國家的重大問題一律由全民公決或議會討論決定。它也是一個高褔利、高收入、高稅收、高消費的社會民主國家，納稅負擔位列全世界最高的國家之一。丹麥個人所得稅一般在50%左右，高收入者納稅高達70%以上。連服務性交易的增稅也為25%。另外，每年國家大體把國民總產值的1%用於對外援助。
同團有對父子，父親是大學離休干部姓徐，曾在大學行政部門搞過工會工作，這次是送兒子到丹麥來留學。出於好奇我問他，為什麼送兒子到麥丹留學？他告訴我，原因有六個：第一是免學費，一般來說大學學費是一筆不小開支，省下的學費用於支付生活費，至少可以一年不打工；第二是高質量的英語教育環境；第三丹麥是高褔利國家，來丹麥留學可以享受免費醫療，而且還可以免費學丹麥語；第四作為高稅率國家，丹麥政府允許留學生合法打工卻不用交稅，並對優秀學生提供足以支付學費、生活費的獎學金；第五丹麥是申根協議成員國，持丹麥簽證可以隨意進出十幾個歐洲國家，非常方便；第六是丹麥的環境美麗，幾乎沒有污染，氣候也比其它歐洲國家好；第七也是他最看重的丹麥工會的作用與獨特的“靈活保障就業機制”，將來對兒子留下工作有益。在交談中知道，早在1814年丹麥就開始實行義務教育，是世界上實施義務教育最早的國家之一，它的國民素質和受教育程度都是很高的。
丹麥人的工會
在丹麥的地陪是位華裔台灣人，從小在那裡長大，他不僅是當地旅行社的導游，還是該系統工會組織的頭頭。這非常巧，因為我曾經在單位也當過脫產工會干部多年，二人交流得益非淺。導游告訴我在歐洲像德國、丹麥、瑞典等國家，工會絕不是可有可無的陪襯。如果你想享有更高的工資和完善的社會保障，你想有更多的休假時間，你想對企業的管理提出自己的意見和要求。那麼，你就加入工會吧！在丹麥，工會是真正全心全意為工人服務謀利的組織，他不屬於政府與任何黨派的管轄。在丹麥這樣全面私有制社會，工會是所有雇主不能忽視的談判高手，它存在的目的就是為工人爭取各種權利和利益，最重要的事就是代表工人與雇主進行勞資談判。政府並不直接介入，工會的組織程度、工會的談判技巧、工會的要價實力就顯得非常重要。
二戰後，丹麥工人的工資持續增長、工時一再縮短、勞動條件日益改善，這一切很大程度上都是工會的努力。法制化的集體議判制度，形式多樣的工人參與制度，以及勞資爭議處理制度，使得勞資矛盾緩解、互相關系相對穩定、社會發展平穩有序和諧。在這個國家，政府、政黨、雇主組織，任何勢力都不敢無視工會的存在和它的實力。在工會的努力爭取下，工人、雇員相當程度上分享著社會經濟發展的成果、“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障制度。在丹麥，工會關注的不僅是漲工資，並幫助工人參加教育培訓。在丹麥，雇主解雇工人是他的權利，法律限制不多，因此每年大約有三分之一的人要換工作，如此頻繁的流動對工人的就業和生活是否造成威脅？而丹麥政府做到勞動力市場的活力運行與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同時兼顧，工人一旦失業可以很方便拿到失業救濟金，基本生活不會陷入困境，與此同時促進再就業政策也已啟動，參加培訓和學習，掌握新技能。如果你拒絕培訓，又不願接受指派的工作，就拿不到失業救濟金，因此不斷學習、終生學習的理念在丹麥深入人心。在丹麥，靈活的勞動力市場、完善的保障體系加上積極的培訓機制，被丹麥人自豪地稱為“金三角”，而工會恰恰成為金三角的非常重要支撐力量。
丹麥嘉士伯啤酒公司最近發生的事印證了丹麥完善的保障體系：嘉士伯公司為了降低成本，計劃將每小時裝瓶5萬的巨型裝瓶車間遷到200公裡以外的弗裡德裡西亞，這將導致200名工人失業。這事情如果發生在中國，企業主多會通過一次性買斷工齡的方式處理，工人領了錢後自尋出路。而在丹麥，工人在接到解雇通知的次日到就業辦公室去登記，此後4年可享受高達原工資80%的失業救濟金。而失業救濟金裡，只有很少一部分由工會失業保險基金支付，其余主要來自政府的稅收，同時工會也有義務幫助失業人尋找工作或者接受再就業培訓。丹麥以獨特的“靈活保障”就業制度，妥善地解決了這一難題。
導游還告訴我們：在丹麥當一名建築行業的泥水匠、木匠或管道工，要經過三年十個月的培訓，重點在於如何掌握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的先進操作技術。其中知識培訓期為一年，然後到建築工廠進行實際培訓，這樣，要四五年後才能真正成為一個熟練的技術工人。當一名清潔工，也要接受十幾個項目的專業培訓，包括如何使用各種不同用途、不同類型的清潔劑、清潔設備和工具。丹麥工會也是職業技術學校管委會的成員，工會把培訓作為自己最重要的工作內容之一，也是工會代表和維護工人權益的有效的途徑。完善的培訓要靠財力來支撐。丹麥培訓費用來源，第一是雇主，丹麥法律規定，雇員10人以上的企業，雇主必須為雇員交每月1100克郎的培訓費；第二是政府的支持，培訓費用的一半多由政府支付，工人個人不必為培訓交費。參加成人職業培訓的工人一般能獲得相應的津貼，其中20-24歲的參加者最多只能得到30周的津貼，25歲以上的參加者沒有津貼的時間限制，而是以實際參加培訓的時間領取，津貼由失業保險基金會發放。
丹麥就業市場的結構在世界上也是獨樹一幟的。丹麥就業市場建立在雇主和雇員之間契約的基礎之上，只要雙方能夠協商解決問題，政府就不介入。工會和雇主協會之間合作的基礎是《基本合同》，立法只起輔助作用。如果對合同的內容或執行有意見分歧，可通過第三方斡旋或由勞工法庭裁決。雇主組織成雇主協會，代表企業參加集體合同以及關於工資和雇佣條件的談判。單個雇主協會還要滿足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在咨詢、信息和培訓方面的需要。在三方談判中，政府由財政部代表。丹麥每年有25萬人步入失業大軍，但同時也創造出同樣多新的工作崗位。工程師、財會、技術工人、非技術工人等按職業組成跨企業工會，各工會分頭代表會員與相應的雇主協會談判，各單位執行談判結果，因此不受公司規模影響。這種組織形式與中小企業眾多互為因果，可見靈活保障制度需要許多配套工程。丹麥靈活保障制度同時兼備對工人的“保障”及和雇主的“靈活”，其妙處在於實現了二者之間絕佳的動態平衡。看來市場經濟條件下需要解決的一大難題，就是如何在活躍就業市場與維系社會和諧穩定之間尋求平衡。
在丹麥等北歐國家，工會的實力與社會影響力非常大，工會與政黨（包括執政黨）是同根兄弟、是平等合作的關系、是榮辱與共的關系，但這種合作並不等於合一。工會在支持執政黨過程中，與它的爭執、探討從未曾停止，在勞工利益上原則堅定、針鋒相對。強大的工會本著對工人負責、社會負責的態度，對政府社會經濟政策施加影響，促進公正與公平，與執政黨一道探尋社會和諧之道。富人高稅收、窮人高福利的政策，相對拉平了人們的貧富差距。所以在丹麥等北歐國家，社會上極富和極窮的人數都不多，中間階層（中產階級）占大多數。社會是一種棗核型的收入結構，不像中國是金字塔型結構。
我的工會副主席生涯
我想起自己搞脫產工會副主席工作的體會，在中國工會完全沒有獨立性，它僅僅是共產黨的一個附屬組織，工會組織原則章程都規定必須聽黨的、按黨的方針辦事。改革開放的八十年代，上海一些區局管理部門試行基層小廠推廣民主選舉工會方針，我曾被全廠工人一致推選為廠工會主席。競選時廠黨領導都很緊張，組織強有力的黨員干部跟我一起參選，甚至在群眾中散播一些對我無中生有的流言蜚語。但是由於我反文革的經歷，曾先後二次從單位被捕進監獄，平反後在群眾中有一定威信，幾乎全廠所有新老職工都知道我這段經歷，知道我是個敢說敢做，能獨立思考為群眾講話辦事的人，所以投票結果我是全廠獲票率最高者。但令人氣憤的是黨領導最終不同意我當廠工會主席一職，他們向群眾解釋按規定工會主席一定要黨員當，而我不是黨員，於是勸我委屈當副主席。所謂民主選舉結束後我拒絕當陪襯副職，廠領導及黨組織都知道我在工人中的影響力，他們既擔心我的口出“狂言”，又怕我在工人中的威信。最後由上級局領導來做我思想工作，講許多好話希望我留在廠工會工作，否則沒法向工人交待。實質上我心裡清楚，即便是當了廠工會主席，也是有名無實的虛職，根本談不上能為工人做什麼實質性的事。
在工會，我印像最深的就是日常工作：探望長病的職工；主持全廠每個死亡職工的追悼會並讀悼詞；過年過節按家按戶陪領導干部向退休老工人拜年送慰問金；每月審查決定各車間科室報送上來的、需要補助的生活困難職工和推薦去局裡療養的名單；組織廠裡職工業余的各種文藝娛樂活動，評選廠先進工作者、五好工人及家庭、崗位操作能手、三八紅旗手，召開表忠心與談心活動等等；比較重要的工作還有協助黨總支制定班前班後各部門學習內容，討論領會黨中央新的政策方針文件。總之，工會僅僅是黨組織的一個附屬機構，是黨組織每次發起的大政治活動與一般活動的幫手，是落實貫徹黨的精神做工人思想工作的一顆棋子。在基層當工會干部，我做得實在不開心、很反感，辭職多次都被挽留，沒辭掉也是因為怕辜負了工人們的心意。在工廠二級班子裡我是書記最不放心與反感的人，他對付我的方法就是冷落我，盡量不讓我參與他所主導的內部（黨內）會議。我與他的衝突發生多次，明明是基層一致評選上來的五好工人、先進工作者，他總要利用黨的班子否定和拉下幾個來，理由是某些人跟黨組織不貼心，政治表現不積極，家庭出身背景不乾淨，樹立學習榜樣不合適等等理由。而補上去的人總是對他阿諛奉承言聽計從的所謂熱愛黨的職工。甚至經常在我報上去的基層評定出來的療養名單上做手腳，替換成自己看得中的親信。我與他發生最大衝突是為了一個姓張的年輕大學生，在“六四”時，根據他傳達的上級黨領導的精神，要暗中摸底排列名單，對凡參加社會上運動的所謂民運活動分子，廠裡都要采取教育與打擊，直致開除出廠或送公安司法部門。他用文化大革命極左一套，叫人監視跟蹤姓張的職工，並在背後偷偷收集材料，指使別人誣蔑他。我極力反對這種不實事求事做法，並反駁所謂別人揭發他的違法亂紀行為。實質上這位大學生是個很有正義感的人，工作也相當不錯，僅僅是個人對“六四”的觀點與看法問題，並沒有什麼違反國家治安法律的行為，完全沒必要上綱上線，這樣會毀了他一生。書記卻說我是他的後台，包庇慫恿他，作為工會副主席沒有革命立場。還背後說我：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沒有吸取，本性難改。最終造成我辭去工會職務，離職下海去了深圳。
對比一下我與麥丹人都曾是為基層工會工作，但區別之大心感羞愧，因為我從來沒有真正實質性地為廠裡基層工人做過一件有價值的好事，一直都在很無奈地聽從與執行廠黨組織的指令，做些表面工作，不能真正實質性地為廠工人兄弟姐妹們解決切身利益。而從丹麥國家的獨立工會組織可以看到工人真正是當家作主了，他們不是“玩偶”、不是“阿鬥”。可以說今天中國社會發生的各階層、各種各樣的矛盾、上訪與不和諧局面，都與工會有關。因為中國沒有丹麥式的獨立工會，它是個擺設，它從來沒有真正代表廣大民眾去謀福利與上層爭人權。同樣中國的工人特別是農民工，他們沒有丹麥工人談判的習慣和自己做主的勇氣與力量，他們始終是把自己的命運與權利交給別人操縱。如果中國的工會不能獨立，不能擺脫受控制的局面，那麼中國的工人、民工、公司職員，他們的切身利益與合法的人權保障就難以完整實現，社會的和諧將是一句空話。
在回國飛機上，坐身邊的老徐指給我看一張丹麥《貝林時報》，翻譯給我聽一段新聞：北歐航空公司基層工會領袖維爾那·冉森已經發給高層一封威脅信，因為公司廉價雇佣中國35名航空小姐而可能遭到起訴。這些中國空姐的月薪為1萬丹麥克朗（約1622美元），只有丹麥籍空姐月薪的1/5，可能會對本國員工的薪水構成威脅。老張笑著說：難以置信一個基層工會領導人有這麼巨大威懾力，我搞了三十年社會主義教育工作，在工會也工作了多年，看了丹麥反而糊塗了，中國現在的沿海經濟發達區域，存在各種各樣嚴重侵犯工人權利的現像。中國與丹麥究竟誰更像社會主義制度？誰更優越和諧？
老張非常不滿的發牢騷：在計劃經濟年代原有國有體制的工會組織是受共產黨領導，不管怎麼樣還在為工人階級做些事。現在走市場經濟，企業私有化、合制化後性質大變，大批私營企業都排斥建立黨組織與工會組織，勞資雙方一片混亂無序。中國本土的、香港台灣的、外國的，所有私營企業老板資本家，乘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松弛混亂不規範，勾結當地的官員，到處存在侵犯工人利益與權力的現像，工人的生存環境惡劣、安全缺乏保障、工作時間超長、招收未成年童工泛濫、最近國內報刊被曝光的山西“黑磚窯事件”就是典型例子。今天在中國盤剝農民工的程度前所未聞，中國工人勞動薪水只有港澳台工人的十分之一不到，與美國日本歐盟國家工人根本無法相比。有的地方完全失控，企業工廠沒有工會組織片片皆是，就是有也徒有虛名，是為資本家服務，根本就談不上為工人謀福利。改革開放後中國成了世界加工廠，成了全世界資本家拼命盤剝中國工人農民工最瘋狂最理想的地方，資本家賺得滿盤皆贏，民工窮的叮當響，而我們的政府在干什麼？地方保護主義官僚們眼裡看到的是地方經濟增長指標、自己的從政業績，唯獨沒有工人與民工的權利。
老徐的牢騷引起我與他的探討。我問老徐：工會是職工的真正代言人，也是職工基於維護自身利益的組織。但為什麼在法律範圍內，不允許中國獨立工會這類群眾性組織合法存在呢？當今世界上，獨立工會已成為幾乎所有文明國家的經濟、社會制度的標志，中國為什麼不能產生？老徐說：目前在大陸隸屬於全國總工會的各級工會組織的干部，都是由同級或上級黨委或行政部門選派出來進行工作的。工會的主要工作，是組織職工，宣傳、貫徹上級黨政部門的方針政策，為這些部門做些輔助性工作。所以實際上，我們的工會只是黨、政機關的分支機構而已，如果允許獨立工會組織存在將會激化黨與政府跟廣大群眾的矛盾。因為獨立工會組織是民間社團，它的宗旨一定強調維護職工合法權利的各種要求，它會不顧黨的絕對權威和利益，這樣的組織在大陸是得不到合法地位的。我接著說：那麼當上級黨、政部門出現腐化時，言聽計從的各級工會負責干部只能追隨左右，而不顧廣大職工的利益了。實質上工會組織不是政治派別，也不是在野黨，它可以促進執政黨進行合乎時代要求的改革，工會應該肩負起維護工人利益、協調企業界和工人關系的重任，並以獨立於黨派和政府的形式存在。只有獨立，才能以自己的思想和意識來為自己說話。這已經為歷史所證明。私營企業中的工會，著重於協調勞資關系和改善生產勞動條件的工作；而國有企業中的工會組織，無疑是以職工代表參加民主管理為主要特征。獨立工會是現代企業和現在經濟制度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份。沒有獨立工會的企業制度，就不是真正的現代企業制度。我認為，中國獨立工會無論何時出現，都是在千年專制傳統的鏈條上打開一個缺口，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生機和活力，將促進中國深化改革並推進民主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