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稱為“紅色羅賓漢”的游擊革命家，一個被譽為“共產主義堂•吉訶德”的理想主義者，用他39年的短暫時光譜寫了一部生命傳奇。
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生於阿根廷羅薩裡奧省。他畢業於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醫學系。身為受過良好教育的阿根廷人的格瓦拉，本來可以選擇穩定安逸的生活，然而，他卻拋棄了這一切，投入了拉丁美洲的革命烽火。1953年12月24日，格瓦拉到達了危地馬拉。當時危地馬拉正處於年輕的左翼總統阿本茲（Arbenz）的領導下，進行著一系列改革，尤其是土地改革，矛頭直指美國聯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馬拉他也得到了他知名的綽號“切”（Che），“Che”是一個西班牙語的感嘆詞，在阿根廷和南美的一些地區被廣泛使用，是人打招呼和表示驚訝的常用語，類似於漢語中的“喂”、“喔”等。
1954年3月28日，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洪都拉斯成立了一支由危地馬拉軍官阿瑪斯領導的雇佣軍，阿本茲政權很快被推翻，阿瑪斯成為危地馬拉總統，開始對左翼人士進行殘酷的鎮壓，幾個月之內約9000人被捕或被殺害。從此，格瓦拉堅定了自己的共產主義信仰，認為共產主義是解決目前拉美種種困難的唯一途徑。
1955年，格瓦拉同卡斯特羅在墨西哥城相遇，當時卡斯特羅兄弟正為重返古巴進行武裝鬥爭並推翻巴蒂斯塔獨裁政權而進行准備。格瓦拉迅速加入了卡斯特羅組織的名為“七二六運動”（以一次失敗的革命：蒙卡達事件的日期命名）的軍事組織。1956年11月25日，“七二六運動”的82名戰士擠在“格拉瑪號”（Granma）小游艇上，從墨西哥韋拉克魯斯州（Veracruz）的圖克斯潘（Tuxpan）出發，駛向古巴。
1956年12月2日，比計劃推遲了兩天，他們在古巴南部的奧連特省的一片沼澤地登陸，遭到巴蒂斯塔的軍隊的襲擊，只有12人在這次襲擊中幸存。格瓦拉，作為軍隊的醫生，在一次戰鬥中，當面前一個是藥箱，另一個是子彈箱時，他扛起了子彈箱。從這一刻開始，格瓦拉徹底從醫生轉變為了一名戰士。
剩余的游擊隊戰士，在馬埃斯特腊山中安頓下來，並使革命隊伍逐漸壯大，得到了一些農民及工人的支持。在戰鬥中，格瓦拉的超人的勇氣及毅力、出色的戰鬥技巧和對敵人的冷酷無情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包括卡斯特羅的賞識。他很快成為了卡斯特羅最得力和信賴的助手。到1958年初游擊隊員約有280人，在經歷了一系列戰鬥之後，到12月27日，革命軍擁有了8000平方公裡土地和50萬人民。1959年1月2日，革命軍成功占領古巴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出逃。這段經歷，被格瓦拉寫入了自己1963年出版的《古巴革命戰爭的回憶》（西班牙語：Pasajes de la Guerra Revolucionaria）中。
革命勝利後，曾擔任古巴國家銀行行長、工業部長。為了把古巴建設成為一個沒有貧窮、沒有剝削的新國家，格瓦拉多次出訪國外，成了古巴著名的國務活動家。但是，1965年3月，在他出訪亞、非國家回到哈瓦那後，古巴政壇上再未出現格瓦拉的身影。原來，這位天生的革命家已經辭去了古巴黨、政、軍的一切職務，去其他國家繼續進行反帝鬥爭。這一切連他最敬愛的母親都不知曉。
格瓦拉在給卡斯特羅的告別信中說：“哪裡有帝國主義，就在哪裡同它鬥爭；這一切足以鼓舞人心，治愈任何創傷。”而在他看來，非洲無疑是遭受帝國主義壓迫最嚴重的地區。切•格瓦拉先在剛果東部金沙薩領導游擊戰爭，1966年返回拉丁美洲，深入玻利維亞叢林開展“游擊中心”的革命活動。1967年10月7日，格瓦拉的游擊隊伍被玻利維亞政府軍包圍，格瓦拉被俘。1967年10月9日，他被玻利維亞當局殺害，時年39歲。
格瓦拉是個滿懷激情的革命家，是一個為正義，為真理獻身的理想主義者。他寫信給子女：“你們應當永遠對於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非正義的事情，都能產生最強烈的反感。這是一個革命者的最寶貴的品質。”身為阿根廷人，為了正義，他投身於古巴的革命事業；作為古巴國家的開創者，為了真理，他放棄了已有的一切，深入玻利維亞叢林，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繼續反帝的游擊戰爭。他是一個“堂•吉訶德”式的傳奇人物，總是不經意間給世人以驚奇，用自己的生命書寫著一個共產主義戰士的悲壯歷史。
在古巴擔任高官期間，格瓦拉抵制官僚主義，生活節儉，並且拒絕給自己增加薪水。他從沒上過夜總會，沒有看過電影，也沒去過海灘。一次在蘇聯一位官員家裡做客時，當那位官員拿出極昂貴的瓷器餐具來招待格瓦拉時，格瓦拉對主人說：“真是諷刺，我這個土包子怎麼配使用這麼高級的餐具？”同時格瓦拉周末還積極參加義務勞動，比如在甘蔗地或工廠裡勞動。
作為個人，格瓦拉是堅強、剛毅的。在兩歲時，他患上了哮喘病。與疾病的長期鬥爭磨練了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在茂密的叢林，方臉、白皙、劍眉、大胡子、頭戴圓形軟帽、右手握著衝鋒槍、嘴裡叼著雪茄的格瓦拉鎮定自若，有條不紊地指揮著游擊戰爭，他被親切地稱為“紅色羅賓漢”。臨刑前，格瓦拉面對敵人的槍口，毫不退縮，“開槍吧，膽小鬼！你要打死的是一個男子漢！”這是一個英雄的聲音，是一聲為了真理而不屈的怒吼！
格瓦拉犧牲以後，世界各國人們紀念他，出版了各種語言的傳記、影視作品，懷念他、贊揚他。在世人眼中，特別是在60年代晚期，在中東和西方的年輕人中，他成為一個公眾偶想化的革命的像征和左翼政治理想的代名詞。切•格瓦拉已經超越了革命者的身份，成為追求真理、正義的理想主義者的像征，成為拯救人類於苦難的精神偶像。
即便是一些對格瓦拉共產主義理想嗤之以鼻的自由人士也對其自我犧牲精神表達了由衷的欽佩。他之所以被廣大西方年青人與其他革命者區別對待，原因就在於他為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而毅然放棄舒適的家境。當他在古巴大權在握時，他又為了自己的理想放棄了高官厚祿，重返艱苦的戰場，並戰鬥直至犧牲。
一幅由著名攝影師阿爾貝托•科爾達在1960年為切•格瓦拉拍攝的生動的肖像照片迅速成為20世紀最知名的圖片之一。而這幅格瓦拉的人像，也被簡化並復制成為許多商品（比如T恤衫、海報和棒球帽）上的圖案。
1997年，切格瓦拉的無手身體骸骨在Vallegrande被掘出，由DNA辨認吻合，並運返古巴。在1997年10月17日，他的遺體以頂級軍事榮譽安葬在聖塔克來拉一個被修造的陵墓，以紀念他在三十九年前贏取了聖克拉拉古巴革命的決戰。
在今天的古巴，似乎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多格瓦拉痕跡，盡管我們曾試圖尋找。書上說，在古巴西部山區吉拉國家公園以北10公裡波爾塔萊斯(Cuevas de los Portales)山洞巨大，美麗無比，當年古巴導彈危機時格瓦拉在此設立了指揮部，那時它是西部軍區的指揮官。然而，現在通往那裡的道路己徹底廢棄，我們從吉拉的科提納莊園努力行進數百米後，最終放棄。為了尋找著名的格瓦拉馬賽克頭像，開車在馬坦薩斯市內尋找，最後竟發現他就在一個僻靜的街角，默默注視著眼前的一切，前面擺放著一束己枯萎的鮮花。
聖克拉拉是格瓦拉迷們不能不去的聖地，那裡有格瓦拉指揮的古巴革命中最後一戰。當年巴蒂斯塔政權己危在旦夕，一列裝滿軍火和408名士兵的火車趕去增援，在聖克拉拉郊外遭到格瓦拉率領的革命軍隊伏擊並取得勝利，此役使舊政權徹底崩潰，隨即垮台。現在被建為特倫.勃林達火車遺骸紀念館，火車保持著當年出軌時的形態。當然那還有最著名的格瓦拉陵墓。
格瓦拉陵墓坐落於聖克拉拉革命廣場，大廣場上矗立著格瓦拉高大的青銅雕像。格瓦拉一手拿著來福槍，一手垂在下邊，臉上露出堅毅的神情。底坐內一部分是格瓦拉紀念館，陳列著他從阿根廷的童年時代到1967年犧牲時期的紀念品，有他學生時期的畢業證書、他破舊的軍裝、使用過的槍支、還有那頂著名的帶著五角星的貝雷帽。另一部分則是格瓦拉陵墓，裡面安放著格瓦拉和他十七位在玻利維亞犧牲的游擊隊員遺骸。狹小而昏暗的室內，由1997年10月17日卡斯特羅點燃的永不熄滅的火焰，映照的切和游擊隊員們。一個人站在那裡，想著切為理想奮鬥的一生，相信他一定是微笑著面對槍口的，他把生命給了他的信念。
從古巴回國後，刻了一張只有一首國際歌的CD，常在車中一遍一遍的聽著。“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那雄納爾就一定要實現！”每當聽到這裡，眼前常浮現切可能當時也是唱著這首歌放棄高官厚祿走向叢林，直至最後面對劊子手。他一定以為快了，這麼多仁人志士每一滴鮮血，每一個生命，都不會白流，都死得其所，鮮血和生命鋪就的道路逐漸向“英特那雄納爾”靠近、越來越近…。
與此同時我也想起古巴哈瓦那透露著革命前昔日繁華而今破敗不堪的建築，想起古巴人民清苦的生活。想起我們在哈瓦那世界上最大的冰激凌店，古巴本國人排著那長長的隊伍，而我們外國人因為有CUC，在獨僻安靜的區域享受著外國人在古巴特有的侍遇，而我座位前正好懸掛著一幅切的畫像，他的目光是那麼銳利，令人難以下咽。難道這一切都是格瓦拉理想中、他為之奮鬥想得到的嗎？
(聖克拉拉革命廣場上切的雕像)
(特倫.勃林達火車遺骸紀念館)
(著名的格瓦拉馬賽克頭像)
(哈瓦那革命廣場上切的燈管像)
(切注視下的今日古巴)
(切注視下的今日古巴)
(切注視下的今日古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