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裡斯托弗。哥倫布，西方文明的重要符號，大航海時代的標志性人物之一,也是西班牙國家榮譽的像征。
1492年10月12號，哥倫布率領三艘木帆船，經過了長達70天的艱苦航行，到達了美洲的巴哈馬群島，第一次發現了美洲大陸。每年的這一天，就是西班牙國慶日。
在塞維利亞，步入西班牙最大的基拉爾達大教堂，我們看到了扛在四位石人肩上的哥倫布的金色精美棺槨。在巴塞羅那海邊，繁華的蘭布拉大街上樹立著高50米的圓柱形紀念碑，紀念碑頂端是哥倫布手指著美洲大陸方向的巨大塑像。
在20世紀超現實主義畫家薩爾瓦多。達利看來，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不是人力所能及的，而是上帝意志的體現，是“神的安排”。他的油畫《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中，哥倫布被描繪成一手奮力拉船，一手高舉有著聖母像的旗幟，而且在背景部分，十字架、耶穌像、天上的各種神靈或隱或現，一起渲染著上帝的光輝。在哥倫布拖著的帆船的後面，有一個身穿長袍、把十字架高舉過頭頂的人，那個人不是別人，正是達利自己，他像是一個忠實的隨從，跟在哥倫布後面，為他祈禱。
不要以為畫風怪誕的達利是在想入非非，如果你不持偏見地走進15世紀，啟蒙思想尚未普及，宗教改革更無從談起，兩只腳還陷在中世紀的泥沼、混沌初開的西班牙民眾中，這種宗教使命感或者叫宗教狂熱是人們精神生活的常態。
1492年的8月3日，是一個平靜無風的陰天。半夜2、3點左右，哥倫布在聖喬治教堂領了聖餐，拂曉前登上旗艦聖瑪麗亞號的甲板，以耶穌的名義下達了出航的命令。這支小小的船隊要進行人類從未有過的一次遠征。要知道，哥倫布當初在格拉那達外和伊薩貝拉女王見面時，就提出了要把天主教信仰傳播到新大陸的請求。
伊薩貝拉女王為哥倫布航行變賣了她的大批首飾。即便如此也僅籌集了3只船，最大的聖瑪麗亞號僅可搭乘30-40名船員，其余兩艘只能承載20人左右。探險隊員有的是自願參加的，有的是強行征集的，還有一部分是從監獄裡提出來的囚犯，其中有4名是死囚。一行共87人。
船隊從帕洛斯港出發，前往加那利群島，再從那裡進入陌生而恐怖的海域。
煙波浩淼一望無際的大洋，潛伏著常人無法預測的巨大風險。耶穌的名義應該是支撐這些冒險家群體度過一個個難熬的風浪進襲之夜，維系精神不致崩潰的有力強心劑。
經歷8個世紀浴血奮戰之後，在伊比利亞半島徹底擊敗伊斯蘭勢力，使得西班牙人相信上帝是站在他們這一邊的，從而產生強烈的宗教使命感。這種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也是西班牙在美洲、亞洲、非洲開拓殖民地的動力。
在廣袤的新殖民領地，西班牙人常常一手拿著刀槍、一手拿著聖經，行使他們的雙重使命。以耶穌的名義，屠殺異教徒和歸化異教徒並行不悖地同時進行，成千上萬的十字架被樹立起來。。。。。。
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率領的船隊抵達印度的卡利卡特港，當印度人問他們到來的目的時，達·伽馬很簡練地回答說：“基督徒，香料”。
這是在海外殖民過程中典型的伊比利亞式的思維方式------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傳統的教科書只告訴我們後者，而有意無意不承認前者，這是一種對異質文化缺乏深入洞察的淺薄說教，難以正確闡述歷史真相。
在西班牙著名古城托萊多的比薩格拉門外，樹立著從摩爾人手中奪取托萊多的阿方索六世雕像。騎在高頭駿馬上的這位躊躇滿志的君王昂首向天，抓住一把長劍的下端，劍柄向上，並高舉過頭，讓它呈現出向上天祈禱的十字架的形態。這不正是當年西班牙君臣替天行道心態的最生動完美的藝術詮釋嗎？
在歐洲有這樣一個說法-----“戀愛的時候說法語，歌唱的時候用意大利語，贊美上帝的時候說西班牙語”，西班牙語被稱為“上帝的語言”。
宗教的影響深深滲透到西班牙民眾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西班牙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時刻都是在教堂中度過的：出生後的洗禮，第一次領聖餐，婚禮和死後的葬禮。西班牙地方節日眾多，每一個城市、每一個村子、每一種職業都有一個聖徒作為守護神。每到聖徒生日的時候，這個城市或者行業公會就要舉行大彌撒和宗教游行。我們到達科爾多瓦和托萊多時都看到了當地人著盛裝坐花車慶祝的場面。在西班牙，每一個教徒都有自己的守護神，不僅要過自己的生日，也要過聖徒的生日。西班牙人的名字大多取自聖徒，最常見的男女名字就是聖父聖母“何塞”和“瑪麗亞”
“把一個靈魂燒死，天主教西班牙就得到一次得救的機會”。這是當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用來蠱惑廣大信徒的聳人聽聞的口號。當時王公貴族的慶典，都要用火刑燒死異教徒來助興。火刑柱前，是多少冤魂的慘叫，又是無數迷途羔羊的盛大節日。
伊莎貝拉和裴迪南創建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建立之初衷是監視那些宣誓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後來就用來鎮壓政治思想上的異端，迫害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它融法官、陪審團、起訴律師和警方調查人的權力為一體，以其刑罰手段凶暴殘忍和審理程序粗糙而臭名遠揚。嫌疑犯很少有機會或者根本沒有機會反駁對自己的控告。他們無法知道控告自己的全部證據，甚至連原告人的名字也無法知道。嫌疑犯若否認對自己的指控常常要遭到酷刑拷打，直到承認為止。據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前秘書長胡安·安東尼奧·略倫特神父披露，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三百五十年中，活活燒死了三萬一千九百一十二人，模擬燒死了(即燒死已在刑訊中被折磨死的人)一萬七千六百五十九人，判處其他各種懲罰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五十人，共計三十四萬一千零二十一人。苦行、齋戒、離鄉朝聖、在公開宗教儀式中受鞭打、胸前或身後縫綴黃色十字架受群眾凌辱等，皆屬輕罰。對不認罪、不悔過者，刑訊逼供，從嚴定罪，處以徒刑或死刑。死刑多為火刑，交由世俗當局執行。對被判死刑、徒刑者，財產沒收歸教會和世俗政權分享，或由政府全部占有。沒收異端財產而獲得利益，是世俗政權積極支持宗教裁判所的原因之一，從而造成濫肆搜捕、定罪，株連擴大的惡果。在托萊多聖胡安皇家修道院正面牆壁上，至今還懸掛著摩爾人禁錮天主教徒的鎖鏈，意在持續強化宗教仇視。
當時一位詩人在描述西班牙第一任最高宗教裁判員托馬斯·托克馬達的詩中這樣寫道：
“在恐懼得麻木不仁的西班牙，
君臨著菲迪南和伊莎貝拉，
而大宗教裁判員用鐵腕鉗制國家
他像地獄之王一樣殘酷。。。。。”
狂熱的替天行道心態使得西班牙早在15世紀就開始上演宗教淨化、種族清洗的種種醜劇。
針對那些宗教上有離經叛道行徑的猶太教徒和伊斯蘭教徒，特別是名義上已經改信天主教，但在暗地裡卻在繼續奉行自己先前的宗教的人，當局張開了迫害的大網。 1492年，裴迪南和伊莎貝拉簽署了一項布告，命令所有西班牙的猶太教徒如果不改信基督教，就在四個月內離開西班牙，並且不允許攜帶財產出境。這道驅逐令對大約二十萬猶太教徒是一個大災難，許多人未來得及找到一個安全的避難之所便橫遭殺身之禍。接著，又開始對改宗後的摩爾人的迫害，100多年間，被驅趕出境的摩爾人後裔即所謂的摩裡斯科人達三百萬人。西班牙民族很大一部分勤勞、精明的商人和手工藝匠人流離失所，在經濟上遭受了嚴重的打擊。
1973年12月遇刺身亡的西班牙首相卡雷羅·布蘭科講過一句耐人尋味的話：“西班牙要麼是天主教的，要麼什麼也不是”。
宗教，是觀察西班牙歷史和現實諸多問題的一個基本窗口，是理解和認識各階層民眾心理的一把鑰匙。持續的狂熱的宗教信仰對於鞏固中央集權統治和彌和內部分裂傾向、增強國家民族內部凝聚力或許有某種黏合劑的作用，不幸的是，這把雙刃劍時常割傷它的主人。在解決了當權者的某些棘手麻煩的同時為社會制造了更多的麻煩。它粘滯住了新的社會階層的生長和現代民主法制社會的生成，為西班牙人的創新進步意識戴上沉重的枷鎖，讓全體西班牙人民為這種保守陳舊的意識形態長期買單。
(哥倫布石棺)
(阿方索六世雕像)
(托萊多紅衣大主教)
(宗教用品商店)
(塞維利亞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