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頂烈日，在被彎彎曲曲的塔霍河包圍著的托萊多古城裡那同樣彎彎曲曲的石板路上，我們繞來繞去，終於找到了正方形、有四個方形尖頂塔樓的阿爾卡扎爾城堡。在西班牙內戰期間，這座城堡被鐵桶般包圍起來，成為左右兩種勢力爭奪的焦點。一位導游告訴我們，他看過阿爾卡扎爾城堡戰後的一幅老照片，整個建築面目全非，兩個尖頂塔樓全被炮火摧毀。
在上小學時候，看過一本巴金選編、西班牙畫家加斯特勞的黑白版畫小書----《西班牙的血》。那是我孩提時代對西班牙內戰的第一印像----殺戮、犧牲、流亡、老人無助的眼神、孩童殘缺的肢體。這本小書，成就了我和那個遙遠國家的最初聯系。從西班牙內戰知道了海明威、畢加索；從海明威、畢加索的《喪鐘為誰而鳴》、《格爾尼卡》裡知道了更多生動殘酷的細節。
三年的內戰大約奪去了50萬人的生命，也有人講可能有一百萬人。關於西班牙內戰研究的書籍資料浩如煙海，其爆發因素主要是如下兩點----
“內戰是西班牙數十年間社會生活與政治發展激化的結果，但它所喚起的政治和感情上的反響卻遠遠超越一個國家內部的衝突，許多國家將之視為國際衝突的一部分；專制與民主或法西斯主義與自由的衝突。”（《西班牙的民主和內戰(1931-1939)》一書的作者，英國人馬丁·布林克霍恩）。
回國之後，翻看在阿爾卡扎爾城堡拍攝的高大的石質外牆上當年攻城武力留下累累彈痕的照片時，我不由想起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關於“斷裂社會”的說法。
“概括而言，斷裂社會在現實意義上首先指明顯的兩極分化——富裕與貧窮、城市與鄉村、上層與下層，社會沿著這條主要斷裂帶展開，幾乎分裂為兩個不同的世界。這種斷裂的含義既是空間的，也是時間的，既是經濟層面的，更是社會結構層面的。在現實意義上首先指明顯的兩極分化——富裕與貧窮、城市與鄉村、上層與下層，社會沿著這條主要斷裂帶展開，幾乎分裂為兩個不同的世界。可以說，斷裂社會的實質，是幾個時代的成分並存，而互相之間缺少有機的聯系與整合機制。”
在那些立論公允的歷史學家的筆下，20世紀30年代的西班牙其實就是一個斷裂社會的樣板。
“不管衰落與否，同歐洲其他國家相比——不僅僅是英國、法國和德國，也包括最有可比性的意大利——西班牙確實是落後了。衡量的一個尺度是它的經濟和社會主要是以鄉村和農業為特征。甚至到1930年，46％的勞動人口仍然直接從事農業，而且至少另外10％實際上從事鄉村工業。
卡斯蒂利亞的土地貴族和安達盧西亞的“大莊園主”統治。。。。到世紀之交時，有地階級已經加入了一個由“新的”經濟力量，尤其是巴斯克地區的銀行家和重工業家以及加泰羅尼亞的制造業者為代表的強有力的寡頭統治集團中。
未來的改革家們也集中關注兩個強有力的機構，它們似乎集中體現和加劇了西班牙的全面落後。一個是西班牙教會，雖然被19世紀的開明政府強迫放棄了大多數的地產，但在20世紀早期它仍是一個富裕的、有力的和保持傳統的機構，而且與富裕階層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它通過對教育的近乎壟斷，向那些並不反對它的人灌輸了非常保守的宗教、社會和政治價值的體系。支撐保守的西班牙的第二個機構是軍隊：這是一個不服從指揮，而且在軍事上無能、對批評過度敏感的荒唐的團體，1900年後，越來越傾向於干預政治。”
大土地貴族、教會、軍隊，好一個有西班牙特色的“三種勢力”。在一個民主法制尚未確立，工商業落後，中產階級和市民社會發育遲緩的國度，貧富懸殊——社會排斥---以暴易暴的三步曲，似乎永遠是題中應有之義。美國賓州高等法院法官劉易斯·曼德裡諾曾經意味深長地說：“給予所有人以正義的語詞含義是法律人賦予的，正是法律人給予社會的這個貢獻才避免了美國人民同世界其他地區人民一樣端起機槍，奔向山林。”
對了，正是那些當年和美國人有巨大差別的西班牙人架起機槍，圍成一個半圓形向廣場上高聳的耶穌雕像開火。80年後，對那種復雜背景一無所知的我們，也同樣被美國著名戰地攝影記者羅伯特·卡帕拍攝的老照片畫面上散發出來那種刻骨的仇恨所震撼。
500年來，富者田連仟佰、貧者無立錐之地，這個停滯、保守、封閉而又被多彩多姿的外部世界感染的歐洲邊緣國家，早已沉澱了太多的矛盾，民族衝突、地區差異、階級爭鬥。。。。。一有火苗，就會猛烈地燃燒與迸發。
血腥的內戰最終結果，是三種勢力的總代表佛郎哥借助德意兩國的外部力量撲滅了具有左傾進步色彩的共和派。西班牙的民主共和之路似乎劃了一個圓圈，又回到原點。
在西班牙，歷史發展的詭異之處起碼有三點----
一是，內戰雙方的勢力版圖清晰地顯示出城市與鄉村、現代性與前現代性的尖銳對立。“左翼的重鎮是西班牙工業地帶的城市，在南部和西南部，農業人口的失業和廢除大地產的要求最為迫切。”“右派在西班牙中部地區獲得壓倒性的支持，。。。。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城鎮居民和神父們都享有同樣的恐懼和仇恨。。。。。”結果是，勝負的天平很明顯向著勢力較強而不是政治優越感較多的一方傾斜。
二是，在一個落後的國度裡，舊體制和舊勢力經常是社會危機的深刻根源，但危機一旦發展到難以收拾的地步，往往最後有力量出來收拾殘局的還是那些老舊腐朽岌岌可危的勢力。
三是，一個經歷漫長的專制與封閉的國家，長期形成“佛朗哥命令，西班牙服從”的政治局面。在專制強人身後十幾年時間，竟然如有神助一般，社會沒有大的震蕩，各種政治力量實現了歷史性和解，跨越式完成了向現代民主回歸的艱難使命，並真正融入歐洲大家庭。
難道這一次，西班牙人常念叨的口頭禪——“上帝眷顧西班牙”果真靈驗了？
以《西班牙旅游筆記》一書博得國內思想界好評的旅美作家林達，對此做了深刻思考，他的結論是——從1898年開始，西班牙人苦苦追尋國家富強之路，走過100年的坎坷。他們廢黜了國王，卻換來了國家混亂。他們從歐洲引進了各色思潮，卻導致民眾分裂。他們想走強國之路，卻在左右極端之間振蕩。他們想復制一場十月革命，卻復制了一場內戰災難，換來了倒退、重新起步和三十六年佛朗哥的獨裁統治。終於在佛朗哥死後，用短短幾年時間，順利完成了政治體制的改革轉型。
西班牙民主轉型的關鍵是妥協。憲政是妥協的藝術。在西班牙歷史上，只有威權與民粹、激進與保守兩個極端的殘酷輪替，沒有整個國家和睦的政治共處。在林達的筆下，我們認識了胡安·卡洛斯一世、阿道夫•蘇亞雷斯、卡利約等等可親可敬的歷史性人物，正是他們的遠見卓識和善於妥協，才有了西班牙社會成功的和平轉型。
有人每每對見諸報端的台灣、韓國議員們的口舌譏諷加群毆行為不以為然，據此以為民主的亂像當然比不上所謂一個領袖一個政黨體制下的統一意志、統一步伐。
須知，在議會中的口誅筆伐、怒目相對甚至肢體衝突如果拿來和街壘和田野上的槍炮轟鳴、血腥廝殺相比顯然是一種更高級更進步的文明。
因此，林達轉述的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利約在一次群眾集會上的呼吁的確值得牢記，“今日西班牙的民主，盡管仍然醜陋，卻比已經被我們埋葬了的過去，好一千倍！”
只有經歷了內戰中血海深仇殘酷爭鬥的老人，才能對今日的嶄新局面有著超乎常人的理解。
“佛朗哥已經基本被遺忘。從很多方面來說，他已經被從歷史上抹去了。很多西班牙人都不願意談到佛朗哥，而年輕人在被問到時，都會擺擺手，認為這是與他們的生活無關的，就像恐龍。”這是美國《波士頓環球報》幾年前發自馬德裡的一篇報道。
國外游客在星期日人頭攢動的馬約爾廣場感受到這種輕松氛圍。在一家挨一家的跳蚤市場打聽，很多人並不知道佛朗哥、西班牙內戰這些主題詞，有的人點點頭，從一疊紀念幣中翻出一枚很像我們的袁大頭的圓形金屬硬幣，告訴我們，銀的20元，鎳的5元。在超市和書店裡，我們也注意到，英國作家克裡斯多弗。桑塞姆的紀念內戰小說《馬德裡的冬天》和羅伯特·卡帕在內戰期間的攝影畫冊有著很好的銷路。
“西班牙20世紀發生過兩件令世界矚目的大事,一件是1936至1939年的內戰,另一件即1975至1986年的民主改革。盡管兩者相隔40年,但後者的許多決定性因素以及它由所產生的歷史環境都源自前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我國專門從事西班牙史研究的學者秦海波先生，在《論西班牙1975-1986年改革》中這樣告訴我們。
西班牙人，他們40年前付出的鮮血和犧牲終於得到了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