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2001年春節的游記，貼出來鼓勵大水中的撫州人。可惜照片是膠片的。）
初三晚上十點多趕到臨川仍十分興奮：看了跳儺覺得此行的滿意度已達80%了，現在又到這個向往已久的地方。如果說初三一天被儺跳出了原始和純樸的感覺，初四則是承上啟下的一日，讓我重又浸淫在文質彬彬和風雅中，實在地說，我更熟悉這樣的格調和氣氛，大富貴與我無緣，野調荒腔也從未真正體會過。
撫州為市很早的，但有名卻是以臨川，從前撫州市是撫州地區的所在地，而臨川是其所轄的一個縣級市，距撫州十幾裡地，後來認為撫州為地名容易與福州、撫順（音）、杭州（形）等相似，有利於撫州在全國打開知名度，於是改名臨川為市名管轄撫州地區，今年初撤地建市，把市名也改稱了撫州，所以到底如何分別撫州和臨川，連當地人也說不清楚了。然而不論臨川還是撫州，宋之王安石、晏殊父子，明之湯顯祖讓這片土地吸引我。
天亮後的第一件事是去拜謁湯顯祖墓。這是我第二次在“人民公園”中拜謁古人之墓（前次是去年五一在沙市的人民公園中訪得楚之孫叔敖之墓）。頭一天，章老師已經告訴我這墓是後做的，但是我仍要去看看，真假又什麼關系呢？惦念他才會為他修紀念碑，比如孫叔敖為官之清、預測之准，更是優孟惟妙惟肖的模仿，讓他被人記住了兩千多年，別說是衣冠塚，就算墓中空無一物，一樣令人感慨系之。湯顯祖的祖居在信江的東岸湯家山，50年代田漢先生還來此拜謁過，湯墓也在那裡，但那裡地勢太低，總是被大水所圍所淹，所以人民政府決定遷建。遷墓之時，從湯墓中只掘出一支金簪，便將這支簪遷至現在的墓中。新墓仍被一片水圍著，兩條小徑通向外面，遷建的時間已經不短了，草木遍布；除了晨練的人這裡少有人跡，青苔遍布，在南方特有陰沉的早晨，真有點詭異未褪的梅花庵的味道，除了干干淨淨一塵不染的水泥墓不如舊時所謂一扌不黃土更能體現生死更替的自然平常。
如今的臨川人在撫州城南新建了一個湯顯祖文化中心，占地面積不小，但一來初建，除了幾幢房子之外，缺樹少草，處處裸露著江西特有的紅土。因為早，當我們買票進門時，管理員放下早飯，跑去開展廳的門。展廳以湯氏玉茗堂中的清遠樓為名，展示湯顯祖的生平事跡，基本與文學史上的差不多，怪不得章老師說沒有什麼可看的，至於湯劇演出的戲報，還沒有我收集得全，當然除了上海早幾年的那次豪華演出。
展廳之外是所謂臨川四夢園，中心是湯氏的塑像，我們走出展廳時，正好一百多號武警喊著口號進了園子，這會兒正攀上台階，摟著塑像拍照呢。四夢園裡建有《牡丹亭》中杜麗娘的墓、《邯鄲記》中盧生做夢的地方——黃梁小店、《紫釵記》中霍小玉與李益相識的地方——勝業坊、《南柯記》中瑤芳公主養病的瑤台等等。其實後兩個故事並不很有名的，黃粱夢也不是因為湯顯祖的劇出名，倒是河北邯鄲附近的一個小地方就叫“黃粱夢”的才是這個典故的正宗。如果說湯顯祖的聞名是因為臨川四夢，倒不如說就是一部《牡丹亭》。
比湯顯祖更久遠的是晏殊、晏幾道父子兩位能在中國文學史上站住腳的詞人。文學史上說他們是臨川人，而臨川人說他們是進賢（撫州下轄縣）人，所以在撫州城內只有一條路名“同叔（晏殊字）路”供人發幽幽之情。晏幾道的詞常為人言過於其父，大致是說其生活經歷由富而貧，更能寫出宿命的無奈，而言情似乎更真淳，然而對於撫州他是一點痕跡也沒有。大晏的雍榮生活讓他的說愁之詞顯得有些做作，但非常恰到地流露出中國文人的典型性格：永遠界乎兩者之間——仕與隱、平實與優游、富貴中必帶些悲愁、哀傷時尚可支撐，或者說這是中國人最深層的底色。
比這些以文入史的人更著名的宋之巨臣王安石。王安石據郭沫若說受了千年的冤屈，然而一場評法批儒可是讓王安石出盡了風頭。如今的中國人有幾個不知道他？也許客觀永遠是一個無法達到的理想，我們只能盡可能地向它靠近。撫州的王安石紀念館是修得是為完善的一個了，但來此的人一樣不多。園子不大，倒也有些回廊曲折，而王安石的塑像卻照西式的格局建在一片草坪上，可能是供人瞻仰或留影用的，與傳統的中國式的文人紀念建築不同，不能交流不親切。關於王安石的展覽比湯顯祖的展覽考證翔實多了，特別是其幼年時居住過的地方，都有照片解說，可見當年辦展時所下的功夫。至於後半部分則與史說一致了，沒有什麼個性。史載王安石是個怪脾氣的人，綽號“拗相公”，諸如與蘇東坡鬥嘴，如果不是非以正反面人物套住，雙方都是很趨極致很可愛的性格。王安石畢竟是政治家的本色，所以他的詩文長的邏輯而顯樸素，做人也凡事不能圓通，所以很難與人相處，特別是意見相左的人，必爭個你長我短；而每遇意氣相投者，一語相合，則惺惺相惜，引為知己，所以很容易為人理解為黨同伐異。其實面對政敵，王安石也並不是一點人情也不講的，比如蘇東坡因它是下獄，王安石就曾上書營救之。王安石的政治主張在中國的政治史上的確不屬於正統一路，但歷代亦有不少人為之叫好，並不像郭沫若所說，只有今天的人才能理解王安石，仿佛王是個十分超前的先知。
總之，從前的臨川人、今天的撫州人都以王安石為自己的驕傲，如同晏氏父子，如同湯顯祖，他們都是為撫河所哺育的臨川才子。查書當地歷代名人還提到過元代的朱思本是位地理學家、明代的吳昱是位天文學家，但成就沒有細說，當地也未留下任何遺跡，不重自然學者的成見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都是明顯的；今天的人只認從西方而來的自然科學體系，中國的獨特系統只有個別研究自然科學史的學者了解，所以中國的科學家留下一個名字已經算是幸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