壩上記
——2010年草原之旅的一點思考與心得
夏娃就懷孕，生了該隱，便說，耶和華使我得了一個男子。又生了該隱的兄弟亞伯。亞伯是牧羊的，該隱是種地的。
——《舊約•創世紀》
一
“淳於，聽說你又要出去旅游？”
“是。”
“去哪？”
“壩上。”
“東西全都准備好了？”
“……”
當然還沒有全准備好。至少，我還差一個題目。
自2004年開始，每次出行，我都會帶一個題目。這似乎已經成了我的一個習慣。這個習慣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優勢便是可以為我的行程確立一個明確的中心思想，而這個中心思想將會為我的行程確定一個基調，包括我的前進路線、各個景點的歷史與人文背景、旅途中我的觀察角度、與各色人等的交流方式、采用的交通工具，等等。同時，這個習慣也帶來的一個顯而易見的麻煩，這便是，它會讓我玩得很辛苦。
沒辦法，這是我喜歡的方式！
但是這一次，直到長途汽車駛上了通向壩上草原的漫漫長路，面對頭頂上那一片攝人心魄的璀璨星空，我的腦海中依舊是一片空白。
大致的論調和對那片草原的了解不是沒有，但如何把它歸納成一個精練的題目，並展示出帶有個人特色的觀點，是我一直苦惱的事。
其實此前，關於那片草原，那個皇帝，以及與之息息相關的那座山莊，中外諸多學者已經做過汗牛充棟的論述，其間不乏色香味意形俱全的優秀作品。而在我這等野狐禪所能理解的範圍內，余秋雨先生的《一個王朝的背影》應該算得上是一篇很不錯的文章。雖然有人從那篇文章裡摘出了不少值得商榷的問題，但至少在對避暑山莊的歷史地位的論述上，余先生的文字已經為後來選擇同一題目的人確立了一個頗具挑戰性的高度。
那麼，那究竟是一片怎麼樣的草原，以及一座怎麼樣的皇家園林呢！一幕幕由詩詞、奔馬、彎刀和白骨拼湊而成的畫面一重重的疊壓在一起，被歷史的自重碾壓成了一個虛幻的影。面對這個影子，心靈深處那一聲聲吶喊換來的只是一片空白！
二
波濤洶湧的黃河自巴顏喀拉山發源，一路奔騰咆哮著流向中華文明的腹地，用自己偉岸的身軀在廣袤的中原大地上寫下了一個巨大的“幾”字。在它的北面，是一望無垠的蒙古草原，而它的南面，則是更為廣袤的農田。
公元前387年，在今天陝西與山西的交界處，一艘巨大的錦船正在沿著黃河順流南下。幾百年來，這裡一直是秦國與晉國漫長而艱苦的拉鋸戰場，如今，秦國的對手換成了一個名叫魏國的嶄新國度。
此刻，年輕的魏武侯正立在船頭，迎著撲面而來的冷風，聆聽著河濤拍打著船頭，遙望著河岸兩旁起伏的山巒。可能是蕭瑟的冷風鼓起了君王勃勃的雄心，他的臉上露出一絲不易察覺的微笑。魏武侯回過頭，頗有些驕傲對身旁的大將軍吳起說：“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風聲隨著君王的話語驟然迅猛了起來。吳起覺到了一股涼意。他挺直了身子，卻把頭垂得更低。這樣魏武侯將看不清他的眼睛。吳起緩聲說道：“我以為，國家的安危，不在山川險要，而在於君主的德行。從前三苗氏部落，左靠洞庭湖，右臨鄱陽湖，因為墮落被禹剿滅；夏桀居住的安邑，東有黃河和濟水，西有華山，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但是因為政治腐敗，而商湯放逐到了遠方；商紂國都朝歌，左依孟門，右據太行，恆山在其北，黃河在其南，但是因為荒淫無道，被周武王殺掉了。由此觀之，如果君王不修德行，恐怕現在這條船上的人都將是陛下的敵人。”魏武侯沉思良久，回答道：“你說得對。我會牢牢記住你的話的。”
這無疑是中國歷史上一次極為經典的對話。它除了繼承了中國歷次經典對話中對於茫渺歷史的歸納和演繹之外，還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裡的一系列優秀思想的精華，包括兵家的“不戰而屈人之兵”、道家的“清虛無為”、儒家的“仁者愛人”，以及法家的嚴刻、墨家的兼愛，甚至還隱約透露出一些陰陽家的“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而尤為重要的是，它出自一個以殺戮和征服為職業的將軍之口，由此奠定了我們這個民族平和公正的處世作風與謙虛克制的生存理念。
作為戰國初期最重要的改革家與政治家之一，吳起在他的並不算十分漫長的政治生命裡忠實地實踐了自己的主張。《資治通鑒》裡記下了關於吳起的這樣一個故事：“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還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天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
人類情感的感召力是如此巨大，有時候甚至可以讓人之為放棄自己的生命。
因此，在其後中國漫長的歷史歲月裡，吳起講給魏武侯的這段話將注定將幻化為一段華美的詠嘆調，久久回蕩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裡，成為整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盡管事實上，吳起這個名字已經為絕大多數中國人所遺忘。
所以，關於蒙古高原與華北平原交界處，那片用後世諸多戰士的鮮血灌溉起來的草原，我們的故事從這個時間點和空間點上開始，也許就顯得更為合乎情理了。
三
沒想到，那張弓的問題居然糾結了我很久。
射箭本是草原上最為常見的旅游項目之一，所用的弓大都是木制，配上松軟的尼克繩，即使是孩子也可以輕易拉滿。但一旦實際操作起來，一個疑問隨之產生：為什麼專門用來搭箭的槽口（箭台）位於弓的左側。
我不懂射箭，但按照我的理解，箭手通常應該把箭搭在持弓手的食指指節上，或者固定在食指與中指之間。即便是從工作效率的角度來考量似乎也應該是這樣：根據郎世寧所繪的《乾隆大閱圖》我們可以了解到，清代滿洲騎手的箭袋是垂於右肋下的，因此，如果讓箭從弓的右側發射出去，箭手從取箭到搭弓，其動作半徑不會超過半米，而如果從弓左側發射，則箭手必須讓箭繞過弓的上端，其動作半徑至少是一米。在戰場這樣一個瞬息萬變、生死系於一線的場合，兩者的差距對於戰士的生死，乃至於戰鬥勝敗的影響顯然是不言而喻的。
難道這個自孔子時代就以箭而為中原文明所了解的民族的射手都是右手持弓？
似乎也不太可能，畢竟從生理學的角度來講，右撇子的比例應該遠高於左撇子。而且那些描述乾隆皇帝武功與風采的畫作，諸如《平定西域戰圖冊》、《威弧獲鹿圖》、《乾隆射箭圖屏》也都沒有向我們傳達出這樣的信息。即使是退一步講，從實戰的角度考量，只會左手持弓的人肯定無法正常應對身體右側的敵人，所以游牧民族多是“雙帶兩鞬，左右馳射”。鞬，即馬上盛弓的用具。在戰馬兩側各掛一鞬，便於取用，節省了從一側取出弓換手到另一側的時間，不失戰機。
類似的疑惑還來自於清代射手們拇指上的扳指。
從時下頗為流行的清宮戲裡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扳指是清代每個滿洲男子拇指上的飾物。滿洲人從馬上取天下，以騎射為重，以不忘武功為訓，在騎射中不可或缺的扳指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整個民族上到帝王，下到普通旗民的精神像征。但問題是，這東西怎麼用？翻查資料，關於扳指的解釋大都語焉不詳，只說是拉弓時防止弓弦割傷手指的用具。但看過幾次奧運會上的射箭比賽，選手們都是用是在用食指和中指拉弦，偶爾會佐以無名指，完全看不出拇指的作用，更看不出它會受到怎麼樣的傷害。
歷史總是這樣，在時光的流逝過程中，總會有一些東西被歲月衝刷得支離破碎，其中的某些部分或許會繼續隨波逐流地漂向下游，而另一些則會就此悄然沉澱在了歷史長河的深處。於是，當下游的人們重新打撈起這些歷史的漂流物時，往往既會為自己的所得感到幸運，同時也會因為其中的缺失而傷透腦筋。這一切，似乎就像是一位偵探在時過境遷後回到被清理過的現場，試圖尋找凶殺案的線索一樣。
而這，或許也正是歷史的魅力與研究者的趣味所在吧！
所幸，那個屬於弓箭的輝煌年代距離我們並不遙遠。這就意味著我們從歷史的長河裡打撈上游殘片的幾率相對要容易許多。
四
“亡秦者胡也！”這一紙從海上輾轉而來的天書不僅是對秦始皇個人振聾發聵的警告，也成了其後歷代中原王朝統治者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
事實上，從古父亶公的西遷開始，草原深處那群如蒼狼般吟唱的神秘人就已經開始引起中原民族的注意了。此後，中原文明把自己對外交往歷史中很大的一部分篇幅都花在了這群人身上，但他們的逐水草而生的習性對於中原人而言，依然詭異莫測。
這是一個與“日出而做，日暮而息”的中原文明有著天壤之別的族群。在中原人看來，周身散發著野獸般氣味的他們是那樣的狂飆暴戾，以至於搶劫和殺戮似乎是他們生命中最大的樂趣，也是生存的唯一目的。憑借著嫻熟的騎術和精准的箭法，他們享受著弱肉強食所帶來的快感，並且把這種快感一次次強加到了他們所能遇到的所有人身上，有時候甚至是剛剛為他們提供了幫助的朋友。
謙虛儒雅、知恩圖報的中原人無論如何也無從接受這樣的鄰居。但中原人卻並不總能打贏這個鄰居。
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鎬京，周幽王被殺。公元前636年，戎狄殺入洛邑，周襄王從此流亡在外長達四年。公元前200年，漢高祖劉邦率三十萬大軍被匈奴人困於白登，僅以身免……即便是在中原王朝最強盛的時候，重要指揮官被俘的壞消息依然不時傳來，擾動著一代代帝王疲憊而脆弱的神經。當時光進入公元四世紀的時候，長江以北更是為匈奴、鮮卑、羯、氐、羌五個游牧民族輪翻掌控，中原王朝只能憑借長江天險偏安於江南一隅。
無奈之下，中原王朝所能做的，只能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時機，在平均海拔接近1000米的燕山山脈中搶修長城，或者，把自己的公主嫁往遙遠的草原。
然而，不幸仍在繼續加劇。公元936年，後唐軍閥石敬塘以割讓燕雲十六州為代價，換來了三千契丹鐵騎和自己的黃袍加身。從此，燕山山脈連同綿延其間的長城不再是中原沃土的屏障，狂飆的草原騎士們可以揮舞著他們雪亮的圓月彎刀，自由馳騁於坦蕩的華北平原。為了奪回這一屏障，北宋王朝曾經進行過一系列艱苦卓絕，卻又近乎荒誕的努力，最終換來的只是兩位皇帝被俘、半壁江山淪喪的靖康之恥。
戲劇性的是，北部邊患似乎不僅僅屬於中原王朝，草原民族同樣時時驚懼於自己北方的狼煙。每隔一段時間，廣袤的蒙古草原深處就會誕生一支驍勇的軍隊，如同東北亞冬季裡凜冽的寒流，在一位偉大統帥的指揮下如洪水般向南撲去，摧毀沿途遇到的一切阻礙。深邃的草原裡，似乎蘊藏著某種源源不絕的能量。
公元十三世紀，這個榮譽屬於一個被稱為成吉思汗的蒙古騎手和他手下無堅不摧的勇士們。
一個世紀後，當蒙古人的潮水最終退去，漢族人重新打理自己的江山的時候，朱姓的皇帝成為了人類歷史上最繁忙的工程監理人，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人。終有明一代，朱家人總共修築了超過6300公裡的長城，而據黃仁宇統計，每修一英裡長城，明朝政府就要花上六千兩白銀。這條蜿蜒的爛尾工程，終於成了束縛在明王朝自己頸上的一道掙不開的繩索，只待一個適當的時機，有人一腳踏空皇帝腳下的那張龍椅。
五
回顧歷史，明長城的修建地點與之前歷代長城存在著一個顯著的區別：明長城繞開了遼寧。這是長城在其長達兩千多年的修建史上唯一一次沒有進入遼寧。朱元璋對此顯然有著獨特的構想。
在財產問題上，出身貧民家庭的朱元璋有著與中國歷代農民暴發戶完全相同的思維方式，那就是，以最穩妥，也是最保守的方式把資產囤積起來，一代又一代傳給子孫，而不是將其投入到再生產和再開發的風險中去。似乎是為自己的經營理念作一個更為清晰與詳盡的注腳，朱元璋還專門頒布了一道詔書，羅列出了周邊36個“不征之國”，以此告誡子孫：我留給你們的家產已經足夠富足了，切不可心生非份之想而招致無妄之災。
然後，朱元璋為子孫們在北部邊疆上修起了一道堅固的籬笆：長城。
籬笆之外，除了剛剛被朱元璋逐出中原的蒙古人，還有千百年來一直屯居於遼寧的女真人。
明長城的改道，就是專門為了女真人。
在朱元璋的構想裡，女真與蒙古一樣，都是絕然不同於中原文明的“蠻夷”，既然如此，就應該把它們隔絕在中原文明之外，這樣，一方面可以保證中原文明的純潔性，另一方面，女真人勢必將因為空間格局的變化而與蒙古人發生利益上的衝突，從而保證明王朝的漁翁之利。
由此，朱元璋的長城也與之前的長城有了本質上的區別：之前的長城圍住的是中原文明，而朱元璋的長城圍住的，則是草原文明。長城以北，是朱元璋精心設計的一個巨大的鬥獸場，朱元璋和他的子孫們安穩地躺在屬於自己的看台上，享受著高超智慧和強權政治帶來的舒適、從容與安逸。
然而，正所謂世事難料，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人的“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並不是預期的”。後來的歷史證明，朱家老少把這份安逸想像得過於浪漫了。
狹路相逢勇者勝！被圈錮於同一座牢籠裡的兩頭猛獸注定不會束手待斃。他們開始在呼嘯的寒風中亮出自己尖銳的牙齒和爪。獸性在搏擊中成長，體魄在廝殺中健壯，意志在磨礪中堅強。廣袤的草原成了他們寬闊的舞台，也同樣為他們提供了無盡的智慧與能量。能夠在這樣的競爭中生存下來的，本身就是一個令人恐懼的事實。
1635年，漠南蒙古在經歷了皇太極接二連三的打擊後，納貢歸降了。從這一刻起，長城外的兩個同樣強悍的馬背民族結為了一體，從這一刻起，長城已經不再是明王朝的防御屏障，而是激起草原騎手們征服欲望的誘惑。
他們都想知道，現在，牆的那一邊究竟是什麼樣子？
六
關於承德，似乎並不是一個引人入勝的話題。但是承德的存在卻深深地影響了我們今天的生活。
曾經，承德北面的那片草原，是無數漢人皇帝的夢魘，同樣，承德南面的那條城牆，也是無數馬背民族的畏途。
長城，這個我們民族至今仍引以為豪的驚世之作，無論是從工期還是從工程量來看，都無疑是人類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工程，但往更深層次追究，長城在歷史上的地位其實絕不僅僅只是一道由夯土築成的、用以發出預警並抵擋騎兵衝鋒的城牆，它更是兩種文明的交彙線。近代的歷史學家習慣於將四百毫米等降雨線作為劃分游牧和農耕兩種文明的界限，而長城，恰恰就矗立在這條線上。縱觀人類歷史，還沒有哪項人工工程能像它那樣，僅僅用幾米的寬度標識出兩種全然不同的氣候——或者更深一步說，是兩種全然不同的文明。
古往今來，那些從草原深處呼嘯而來的游牧民族中的絕大多數，都可以輕易突破作為客觀存在的長城——從軍事防御的角度而言，長城漫長的身軀本身就意味著漏洞百出——但卻很難突破由長城構成的文化樊籬。比如滿洲人的祖先女真人，建立起龐大的金帝國的他們最擅長的戰術就是長途奔襲，憑借這一戰術，他們不僅突破了長城，也突破了黃河，更是突入了北宋的首都，甚至將高宗趙構追成了陽痿。但關鍵時刻，金國人停了下來。後世的史學家們（包括學院派的和野狐禪的）曾對此大惑不解，他們都想知道，是什麼迫使那些驍勇的女真戰士勒住了他們狂奔的戰馬。有人說是金國內部的派系鬥爭，有人說是中原地區潮起雲湧的反抗力量，還有人說是江南錯縱復雜的水路……
似乎很少有人提到病菌！
幾百年後，貿然闖進這個古老國度的西方人曾經為中國人看似羸弱的身軀裡所蘊藏的巨大能量感到既驚異又羨慕。他們看到，“在高度農業化的國家，每一棵花草都是病菌的攜帶者，臭水溝代替了清澈的小溪，到處是適宜蚊子孳生的稻田”。但是，中國人飲用運河污染的河水而不患痢疾，天花只是一種輕微的小麻煩，麻疹和猩紅熱是普遍的疾病，“一個中國苦力在一次事故中腹部被劃開，鄉村醫生把腸子連同細菌一起送回他的腹腔內並且把肚皮縫合起來，結果這個中國人很快就康復了。”
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美洲，在南太平洋，在西伯利亞，在夏威夷……擁有強健肌肉的原始民族一旦遭到異族入侵，其生命力便顯示出極端的脆弱。他們能用弓箭和不屈的意志來抵抗登陸者，但他們卻抵擋不住入侵的白人“攜帶的正常的細菌”。有證據證實，95[%]以上美洲印第安人死於白人攜帶的病菌。在阿茲特克城（今墨西哥城），西班牙人不得不從滿城的屍體上踏過；在新英格蘭，90[%]-96[%]的印第安人在三年內被瘟疫奪去了生命；在馬克薩斯群島，10萬土著在與外界初次接觸後，至1955年統計，只剩下2500人。
文明世界對原始氏族部落的傷害是如此之大，以至於今天有不少國家不得不以立法的形式嚴禁文明社會的人們進入本國的原始叢林。
這種傷害卻極少發生在中國人身上。
極少，並不意味著沒有。中國人的免疫系統並不是自以來就無堅可摧。東漢時期，伴隨著絲綢之路的日漸繁榮，東西方兩大文明第一次實現了正面交流，雙方都為自己能在世界的另一端找到一個可以一敘衷腸的聲音而高興，但與此同時，突如其來的瘟疫卻讓雙方都不得不停下手中的所有事情，轉而嚴肅面對死神的惡作劇。
那是一場曠日持久，並且攪動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大事件。在歐亞大陸的兩端，它造成了成千上萬人的死亡，進而引起了劇烈的政治動蕩。但它終究還是沒能阻擋人類前進的腳步。尤其是在東方，以高繁殖率和民族雜交為抗爭手段的中國人最終讓自己成為一個統一而健壯的群體，並且讓自己的文明長久地處於引人矚目的地位。從這個角度來講，中原文明與草原文明之間，存在著一道天然的、難以逾越的屏障。正是它，一次又一次把入侵的異質吞噬干淨，把草原文明阻擋了長城以北。如同湯姆•克魯斯主演的《世界大戰》，外星入侵者們依靠如濤如潮的剽悍無往不利，而地球土著們看似柔弱、無助，但卻憑借著深毅的文明積澱最終取得了勝利。雖然它並不總是那麼引人注目，但毫無疑問，它是數千年來這片土地上運行得最穩定和最可靠的防御機制。
公元十七世紀，當滿洲人在吳三桂的接應下越過山海關後，這道屏障迅速開始發揮作用。供職於紫禁城的歐洲耶穌會教士們記錄下了滿洲人在征服中原過程中所遭遇的那些可怕的經歷。數以千計的滿洲人在鳥語花香的季節中因為天花或者類似的疾病而痛苦的死去，他們的哀號聲足以令任何聽到的人感到心驚膽戰。到1662年，不滿23周歲的皇帝也死了，死因仍是天花。
同樣是在這一年，一個擁有二分之一漢族血統的7周歲男孩登上了紫禁城太和殿的那張龍椅，改年號為康熙。在諸多支持他登上皇位的理由中，有一個曾經是那麼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他出過天花，他將終生對這種由死神親手制造的病毒免疫。
而如今，這個注定將在中國歷史上濃墨重彩地寫下自己名字的男孩，必須將這套免疫系統傳授給他的國家，以及這個國家最堅實的盟友——蒙古。
七
躲在長城之南的生機勃勃的空氣裡對草原民族構成致命殺傷的並非僅僅只有病毒，還有慵懶舒適的物質享受和璀璨得令人眩暈的文化給他們精神上造成的巨大衝擊和腐蝕。
我們有充足的證據證實，歷史上那些擁有異常強大的軍事力量的草原民族在切身體會中原文明之初，都會無一例外地產生巨大的自卑感。而伴隨著這種自卑感而來的，則是由傾慕而效仿，由效仿而同化，由同化而消融，最終成為中原文明浩瀚汪洋中的一部分。古往今來，數以百計的民族，連同他們身上那些獨一無二的文明，就是沿著這條脈絡消失在漫漫歷史長河之中，他們與中原文明的原住民們一同構成了今天這個世界上最為龐大的民族，以及他們所承載的中華文明。
蒙古人似乎是一個例外。
在征服世界的計劃開始之初，蒙古人忠誠地繼承了歷代草原民族的思維方式，他們看待整個世界角度都本著同一個原則——是否能助於他們最大化的征服。
有一種傳說，蒙古人的孩子在出生一個月後就會被父母綁在木樁上練習站立。蒙古人認為，這樣可以讓孩子的腿骨發生彎曲，從而適應即將到來的幾乎是無休止的馬背生活。於是，在這種以鐵和血為基調的思維模式調控下，這群“半人半馬怪”（湯因比語）可以為了追擊敵人或獲取獵物而在馬背上安坐長達一周時間而從不下馬。在那個年代裡，我們這顆星球上沒有哪種生物能夠逃出他們的獵殺。
即使是面對絲綢這種被古羅馬人贊嘆為“真像是一個美麗的夢”的奢侈品，蒙古人的視角依然與眾不同。正是他們率先發現，絲綢極強的柔韌性使它雖然看似單薄與輕盈，卻足以抵擋鋒利的箭鏃。公元十三世紀，浩浩蕩蕩的蒙古勇士們正是身著這樣精美絕倫的防彈內衣，征戰於歐亞大陸的各個角落。縱然他們的鎧甲被利箭射穿，甚至傷及肌體，但箭頭仍舊會被裹在絲綢裡。蒙古的軍醫只要小心地拽出絲綢，就能將箭頭連根取出，不必擔心造成更大的創傷。
在蒙古人的手中，絲綢第一次被打上了“戰略物資”的標簽。
在完成對中國的征服之後，蒙古人就對中原文明展開近乎變態的抵制，他們甚至一度計劃屠殺所有治下的漢人，然後退回草原，去繼續過那種無拘無束的游牧生活。仿佛他們是在用這樣一種方式固執地拒絕被同化的厄運。顯然，蒙古人對自己草原前輩們那些堪稱“血淋淋”的教訓不是沒有認真思考過。
然而，戰爭的硝煙終於散去，蒙古人手中滴血圓月彎刀換成了盛滿葡萄美酒的玉杯，耳際的嘶叫聲換成了綿軟的甜歌，厚重的鎧甲更是早已在灰塵的侵蝕下鏽跡斑斑，但唯有那件曾經捍衛他們生命的內衣，此刻卻突然讓蒙古人意識到它是如此舒適和體貼，以至於讓他們沉迷於其中不能自拔。蒙古人再也不願意脫下這件衣服，他們感覺到，自己曾經沸騰的血正在這件衣服的呵護下漸漸變冷，指間的老繭也漸漸消融在絲綢的柔滑之中。
中原文明強勁而綿綿不絕的後續力量正在蒙古人身上發揮作用。
蒙古人終於開始困了。他們沒有在習俗上被漢化，卻最終未能逃脫精神與體質上的文弱化。
同樣被物質享受醉得幾近人事不醒的還有蒙古人數百年後的戰略盟友滿洲人。
公元1644年，歷經兩代君王30余年勵精圖治的滿洲人意外地遇到了千載難逢的好運氣，他們幾乎沒有花費什麼力氣就完成了對整個中原文明的征服。這原本可以讓他們省下更多的時間來思考如何管理好這麼大的一個帝國，但事實上，他們卻義無返顧地走了諸多草原前輩的路——一條足以毀滅整個民族的路。入關短短二十幾年時間，帝國曾經賴以稱雄的八旗勇士已經在溫柔甜美的物質享樂中迷失了本性，開始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墮落。
康熙十二年（1673年），也就是滿洲人征服中國後的第30年，“三藩”之亂爆發。戰爭之初，曾經以驍勇善戰而著稱於史的滿洲八旗軍面對吳三桂率領的叛軍，居然毫無還手之力，短短半年時間，白發蒼蒼的吳三桂就已經從雲南殺到了長江南岸。面對此情此景，縱然事先已經對戰事開局不利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備，康熙皇帝也還是不由自主地倒吸了一口冷氣。
經過八年的戰爭，叛亂最終以康熙的勝利而告終，但戰爭留給年輕的皇帝和年輕的帝國的思考注定不會輕松。對此，雖然沒有確切的史料佐證，但我們有理由相信，那一刻，熟讀史書的康熙一定會想起草原民族的前輩——匈奴人。在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中，匈奴人是這樣表達了對中原文明帶來的物質享樂的警惕：“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於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
匈奴人的對策是“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但是，作為中原文明當下的統治者，地位與立場的不同決定了康熙完全不可能重復如此生硬而不切實際的作法，那麼，切實有效的解決之道又在哪裡呢？
康熙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遙遠的北疆。
八
傳統意義上的蒙古分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又稱內蒙古）、漠北蒙古（又稱外蒙古、喀爾喀蒙古）和漠西蒙古（又稱厄魯特蒙古）。作為新興的大清帝國最忠實的戰略伙伴，內外蒙古從一開始就與清朝結成了一種近似於聯邦的關系。
為了鞏固這層關系，滿蒙兩族最高層間的迎親隊伍在三百年間幾乎從未停止。上迄皇太極，下至同治皇帝，蒙古女子始終是皇後寶座的有力競爭者，甚至是最終的勝利者。據乾隆第五子榮親王永琪的後人金啟孮先生統計，其家上溯七代中竟和蒙古族結親八次，其母系幾乎全是蒙古人。而另一個蒙古家族賽音諾顏汗部札薩克親王家裡，八代中和滿洲通婚竟高達十一次。如此頻繁的通婚，最終導致蒙古王公皆是清朝皇帝的“兒孫行輩”。
有了這些“兒孫行輩”的扶待，雖然漠西蒙古和沙俄一直東窺於天山之南，但清朝皇帝畢竟不需要再像之前的王朝那麼沉浸於無休止的恐懼之中了。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漠西蒙古准噶爾部大舉東侵，清准兩軍激戰於和通泊。清軍大敗，副將以下皆戰死，西路軍三萬人，逃回科布多者僅二千人。這是清王朝建立以來在歷次內外戰爭中最慘痛的一次失敗。次年，准噶爾部攜大勝之勇再度內侵，此時，元氣未復的清軍已無力抵抗，多虧了喀爾喀蒙古諸部拼命抵抗，才擊敗了准部。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五月，皇帝收到了由工部轉來的古北口總兵蔡元呈遞的一份奏折。蔡元在奏折裡說，由於年久失修，古北口一帶的長城多有破損，希望朝廷撥款維護。
古北口長城位於今天的北京密雲，南距北京城不過100公裡，乃是大清帝國名符其實的“腹地”，也是皇帝每年出塞秋狝的必經之路，因而也就遠離了戰火狼煙洗禮的可能——事實上，古北口長城直到1933年才由於日本侵華烽煙重燃——蔡元的請求看上去無異於要在沙漠裡修建一座水電站。
而實際上，就在九個月之前，漠西蒙古准噶爾部在首領葛爾丹的率領下長途奔襲數千裡，跨越莽莽草原，一直殺到了距離北京不足350公裡的烏蘭布通，距離古北口長城更是只有一線之遙。一時間京城大恐，店鋪紛紛關門，“米價至三兩余”。
但是康熙還是以最快的速度下發了一道詔書，拒絕了蔡元請求，同時作出了令後人津津樂道的解釋：“蔡元所奏，未諳事宜。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專恃險阻。秦築長城以來，漢、唐、宋亦常修理，其時豈無邊患？明末我太祖統大兵長驅直入，諸路瓦解，皆莫敢當。可見守國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悅，則邦本得，而邊境自固，所謂‘眾志成城’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帶，朕皆巡閱，概多損壞，今欲修之，興工勞役，豈能無害百姓？且長城延袤數千裡，養兵幾何，方能分守？蔡元見未及此，其言甚屬無益。”
相隔兩千多年，康熙皇帝在思想上高度繼承了當年吳起“在德不在險”的戰略防御理念，但如果進一步分析，康熙實際上跟吳起還是略有區別的。吳起所說的，是對君王提高個人道德修養的提醒，這也是先秦貴族政治時代裡臣子對君王最常見的勸諫方式；而康熙則秉承專制帝王的一貫思維模式，在君主個人與國家之間塞進了“民心背向”這面大旗。憑借著這張大旗，康熙成功地把蔡元“加強外部防御建設”的提議偷換概念為“加強內部管理建設”，為無疑又顯示出了康熙作為一個成熟政治家的老練與狡黠。
康熙顯然是隱藏了某些不應該被說破、卻又被蔡元無意間捅漏了“後壁”。作為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防御屏障，長城針對的對像無疑就是以蒙古和滿洲為代表的游牧民族。但現如今，滿洲人已經成了這個國家的主人，漠南蒙古成了滿洲人最重要的戰略伙伴，漠北蒙古也在大清帝國赫赫軍威的恫懾下伏首稱臣，雖然還有漠西蒙古不斷在沙俄的支持下試圖挑戰帝國的權威，並且看起來戰爭已經無從避免，但康熙相信，那絕不是一場以長城為依托的防御戰。與之前歷朝歷代相比，清朝在前期的對外策略上最大特點是，它始終以一種進攻的外向型態勢俯視著身邊的每一個角落，對於任何可能對自己構成威脅的對手都必須在第一時間施以殺手，而不是像駝鳥一樣把自己關在長城之內，驚恐地等待著對手撞開城門的那一刻。
康熙另一個沒有說明白的“後壁”是與蒙古諸部的交往問題。
蒙古人生活在亞洲北部的蒙古高原上。由於氣候原因，他們的進化過程中並沒有遭受到太多的病菌的侵蝕。因此，同滿洲人一樣，他們對於長城以南濕暖的空氣存在著嚴重的先天不適。而與清朝的戰略伙伴關系和極度密切的姻親關系又使得他們不得不跨越長城，前往北京拜見皇帝，於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這群曾經在戰場上視死如歸的勇士們竟把進京看成是奔赴刑場，每次出門都要全家抱頭痛哭，令人大有生離死別之感。
事實也的確如此。史料記下了太多蒙古王公在跨越長城之後死於出痘的病例。這不能不引起清朝統治者的注意與警覺。
那麼，是否有一種折中的方式，讓蒙古諸部的王公們不必冒著如此巨大的風險，同時又能如約完成一年一度的朝覲呢？
九
在坦坦蕩蕩的烏蘭布通古戰場，我們遇到了一支來自中央電視台的攝制組。他們正在拍攝一部反映當地居民日常生活的記錄片。
幾個蒙古族的小伙被要求穿上古代的盔甲，騎在高頭大馬上進行追逐打鬥。嫻熟的馬上功夫讓他們看上去仿佛隨時會從馬背上摔下來，可這一幕卻始終沒有發生。導演說，他要以情景再現的方式重現當年康熙在這裡大敗葛爾丹的一幕。
但是一場不期而至的大雨打亂了攝制組的計劃，演員們和我們一道不得不擠進一座以出租蒙古族服裝供游人拍照的蒙古包裡，等待大雨的過去。
最後走進來的是一個五十歲上下的演員，披著一件黑色的戰袍，胸上繡著金色的龍紋，頭上戴著一頂插著大紅纓的頭盔，頷下還貼著半尺長的花白假須。
我笑著問他：“您扮的這是康熙吧！”
“是。”他帶著濃重的當地口音，很憨厚地笑了笑。
功夫不大，雨停了，演員們再次回到馬上。幾個扮演葛爾丹士兵的演員盔歪甲斜地趴在馬背上，做狼奔豕突狀，“康熙皇帝”則威風凜凜地撥出佩劍，指揮著自己的將士們奮力追擊。周圍的游人們為此紛紛駐足，好奇地欣賞著這難得一見的場景。
但我知道，發生在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盛夏的那場烏蘭布通之戰當然不可能是這個樣子。因為事實上，康熙在率軍開赴烏蘭布通的途中突患瘧疾，之後不得不在群臣的苦苦勸告下返回了北京。烏蘭布通的戰場上，其實根本就沒有出現過康熙皇帝的身影。而且，那一年康熙皇帝只有36周歲，跟現在的我差不多年紀。導演之所以找了個年近半百的演員，大約是想表現出皇帝如東晉謝安般“談笑靜胡沙”式的沉毅與老練。畢竟在東方的政治觀念裡，這樣的性格大都屬於上了年紀的人。
然而康熙偏偏不是。他的統治技巧似乎從來都顯得十分成熟。
康熙的成熟得益於他受到的教育。
從某種角度來講，康熙接受的教育與中國歷代帝王所教育之間存在著一個重大的區別：康熙所受到的教育不僅包含了正面的經驗，也包含了反面的教訓，而後者在其他帝王的教育中通常是有意或無意地被忽視、被弱化，或者是被形而上了的。
這些反面的教訓多來自於明朝末年那一連串的政治悲劇。
晚年的康熙在與臣下們談及那段歷史時，曾感慨於對方僅僅只能從書本上獲取知識，而他自己，曾親見過許多從萬歷年間就開始供職於紫禁城的太監。康熙就是從他們口中得到的關於那段歷史的第一手資料。顯然，他對於那段歷史的悲愴與殘酷，有著遠比那些學富五車的碩儒們更為直觀與寫實的認識和了解。也正因為如此，康熙從一開始就鄙視明朝末年以皇帝為代表的整個國家從精神到肉體一並呈現出的病態，並極力避免重蹈覆轍的厄運降臨到自己的頭上——雖然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是，終有清一代，愛新覺羅家族始終都在對明朝舊有的制度亦步亦趨。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也就是“三藩”之亂開始後的第四年，23歲的康熙皇帝離開了酷暑難耐的紫禁城，率領群臣和八旗官兵，北出長城，到塞外的壩上草原舉行了一次聲勢浩大的行圍活動。自此，直至他生命的最後一年，康熙先後40多次來到這片被命名為“木蘭圍場”的草原，在這裡接見蒙古王公，並與他們進行圍獵活動。在每年為期二十天的行圍過程中，皇帝身先士卒，親率將士衝鋒在第一線。每當狩獵開始，每一名獵手都必須像迎戰強大的敵人一樣恪盡職守，全力以赴。所有獵獲獵物或者讓獵物逃脫的行為都會被忠實的記錄在案，並受到相應的獎賞或處罰。入夜，皇帝與隨駕大臣、蒙古王公、八旗官兵們一起圍坐在篝火旁，一邊品嘗他們的戰果，一邊欣賞賽馬、摔跤比賽。木蘭秋狝已然成為了大清帝國的軍事演習制度和與蒙古諸部的交流手段。
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五月，幾乎就在駁回蔡元“重修北口長城”的請求的同時，在距離木蘭圍場僅40余公裡的多倫諾爾，康熙召集內外蒙古諸部貴族，舉行了多倫會盟，宣布在外蒙古全面推選清朝的盟旗、封爵和法律制度。從此，外蒙古被牢牢控制在了大清帝國的手中。為此，康熙頗為自豪地說：“朕閱經史，塞外蒙古多與中國抗衡，自漢、唐、宋至明，俱被其害。而克宣威蒙古，並令歸心如我朝者，未知有也。”
木蘭秋狝極大的改變了八旗官兵的精神面貌，也讓康熙本人擁有了完全不同於中國傳統帝王的體魄與精力。終其一生，康熙在木蘭圍場所獲獵物不計其數，據他自己粗略統計，他曾經“用鳥槍弓矢獲虎一百三十五、熊二十、豹二十五、猞猁猻十、麋鹿十四、狼九十六、野豬一百三十二，哨獲之鹿凡數百，其余圍場內隨便射獲諸獸不勝記矣”，甚至他曾經“於一日內射兔三百一十八只”。他自己興高采烈的說：“若庸常人畢生亦不能及此一日這數也。”
憑借著在木蘭圍場裡重新樹立起來的勇氣與信心，大清帝國在其後的歲月裡接連兩次擊敗了沙俄，三次擊敗葛爾丹，並最終於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將葛爾丹逼上了自殺的絕境。在他的統領下，大清帝國最終發展成為一個東起西太平洋、西達蔥嶺、南極曾母暗沙、北跨外興安嶺、西北到巴爾喀什湖、東北到庫頁島、總面積約1300萬平方公裡、統治人口達3億的龐大帝國。
在康熙之後，乾隆、嘉慶兩朝的皇帝都嚴格遵守木蘭秋狝制度，直到垂垂老矣的帝國再也無力追上歷史前進的腳步。
十
那個關於弓箭的問題還在繼續糾結著我。
經過一番考察，我終於發現，我的思考方式從一開始就是錯的。錯誤產生的原因不是別的，恰恰是我們當下的生活裡已經很少能見到我們的祖先射箭的姿態，甚至很少能見到我們祖先使用的弓箭的影子了。原來箭搭在弓上方向必須要和拉弦手指尖的朝向相一致，這樣才能避免因放弦時弓弦的回彈而使箭產生側滑滾動，從而影響射箭的准確性。
這時我才知道，我們在草原上見到的那張弓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弓，而是當下體育比賽裡使用的弓，其原型是歐洲的長弓。而中國弓與歐洲弓在使用方式上存在著一個巨大的、曾經改變過歷史走向的區別：拉弓方式。
在西方（包括歐洲和中東），射手使用的弓大多是用單一材料制成的單體弓，因其韌性較差，射程較短，必須靠提高弓的長度加以彌補，所以這類弓的長度通常不少於80釐米。這樣的長度顯然是不太適合於騎兵作戰的。歐洲的射手們為了最大限度的拉開弓弦並保持箭身穩定，發明了所謂的“地中海式射法”，即以食指、中指、無名指三指拉弦，同時把箭固定在箭台上，箭尾刻有凹槽以卡住弓弦。這一射法至今仍被運用在正式的射箭比賽中。但即使是這樣，單體弓的有效射程也不超過100米，更無法射穿堅厚的鎧甲，甚至，它缺乏精准性的弊端也一直為後人所垢病，這恐怕也是西方戰爭文化裡一直罕見神射手的原因之一吧！
而在東方，為適應普遍展開的騎兵作戰，短小而強勁的反曲弓應運而生。反曲弓由至少六種材料組合而成，弓體呈反向彎曲，從而產生了遠比單體弓更大的彈力。蘇秦就曾向韓王特別指出：“天下之良弓勁弩皆自韓出，射六百步之外。”雖然《戰國策》的成書年代尚待商榷，但足以證明，遲至漢代，中國人的弓箭射程已經達到了800米以上（戰國時北方以23.1釐米為一尺，6.4尺為一步，合147.8釐米）。在此範圍內，鎧甲、盾牌，乃至於木制城牆都已經不再構成影響箭鏃前進的障礙了。如此強大的威力首先改變了拉弓的方法，在這項被後人稱為“蒙古式射法”的技術中，粗壯有力的拇指成為了唯一拉開弓弦的主角，其余四指並不觸弦，僅起平衡和固定箭身之用。復合材料使用的使得弓弦產生無限拉力成為可能，拇指拉弦又讓“會挽雕弓如滿月”屢屢成為我們吟誦的壯舉，但繼之而來的一個棘手的問題則是，弓弦對射手指部的壓力已經遠遠超出了人類所能承受的極限。於是，扳指誕生了。
根據目前的考古發掘，最早的一枚扳指發現於3000年前的安陽殷墟婦好墓。在此之後，從《詩經•衛風•芄蘭》，到劉向《說苑•修文》，再到鴻門宴上範增屢屢舉起向項羽示意的“玦”，扳指儼然已經成了我們祖先生活中的常客。
射法的不同以及扳指的出現，極大地改變了人類戰爭史的天平。甚至蒙古人西征的時候，西方弓箭手完全無法使用對方射過來的沒有尾部凹槽的箭。
與此相類似的，還有馬鐙、肩式套馬法，以及蒙古人對絲綢的使用。
正如恩格斯多次指出的，生產力發展的最新成果，都首先在軍隊裡開始運用。
而這些“生產力發展的最新成果”的產生，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賴於現實中的軍事壓力。
憑借著這一項項因戰爭壓力而產生的科技創新，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在很長時間裡獨步全球。
清朝立國之初，雖然在表面上完成了對全國的統一，但其實上卻處於軍事上的四面重圍之中：南明流亡政府尚殘存於緬甸，為國內反清力量的精神支柱；鄭氏武裝依托水軍優勢不時從台灣發難，侵襲帝國江南的經濟中樞；三位漢族藩王則籍此在南方擁兵自重，漸有尾大不掉之勢。而在北方，沙俄也在借助漠西蒙古准噶爾部頻頻東侵，隨時威脅著大清帝國與內外蒙古的戰略伙伴關系。
在經歷了康雍乾三代帝王七十余年的征伐之後，到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大清帝國終於掃清了自己臥榻旁的最後一個對手——漠西蒙古准噶爾部。根據《准噶爾滅亡記略》統計，伴隨著清朝軍隊的屠刀連同他們身上“攜帶的正常的細菌”，這場戰爭最終導致了大約100萬蒙古人的死亡——除了極個別忠於清朝的部族，漠西蒙古，這個曾在明朝時創下俘虜中國皇帝的壯舉的驍勇民族從此不復存在。
至此，正如魏斐德在他的巨著《洪業》中所說：“清朝統治者建起了一個疆域遼闊、文化燦爛的強大帝國。在此後的兩個世紀中，中國的版圖幾乎比明朝的領土擴大了一倍。因而無論國內還是國外，都再沒有真正的對手能夠向清朝的統治挑戰。”
孟子說：“入則無法家弼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隨著硝煙的散去，滿洲人手中的扳指也在消然無聲地發生著變化。努爾哈赤時代常見的材制，如皮、骨、銅漸漸被棄之不用，取而代之的是黃金、翡翠和像牙。昔日凝繞在扳指間的猙獰與粗礪已經漸漸銷融成了纏綿、奢侈與特權，那些曾經凌利無比的記憶，最終和那些價值千金的扳指一樣，變成了一個美麗而易碎的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