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作為革命聖地，我少時便已聞之。及上大學讀範仲淹邊塞詞《漁家傲》知其曾戍邊延安，則對延安又添了一份向往。1996年晚秋，我有機會到陝西西安，特意坐火車去了一趟延安。
清晨到延安，放眼望去，遠近山巒山腰以下顯現出一層淺深不一的草黃色，山腳下、溪河邊還有些綠樹，山頭則裸露出灰黃色的土色，空氣中也帶有一份蕭瑟涼意。在延安軍分區招待所安頓好住所，稍事休息後，在軍分區政治部一名干事的陪同下，去了鳳凰山革命舊址。
1935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經過二萬五千裡長征到達陝北後，曾經在瓦窯堡、保安等延安周邊的小地方轉悠了一年多時間，西安事變後，原駐扎在延安的東北軍主動撤離，1937年1月，中共中央從保安縣遷入延安這座陝北較大的城池。其實所謂較大也是相對那些小縣城而言，依山沿河而建的延安城並不大，據說當時只有少數有錢有勢的人家才在那裡居住，大部分百姓都居住在城南的山溝裡。中共中央進入延安城的最初落腳點就在城內鳳凰山下，1938年11月延安受日軍飛機轟炸後，中共中央便搬到了延河北岸城北郊外的楊家嶺。
鳳凰山革命舊址是幾處不大的小院，其中有一處小院內是三孔石窯洞，是當年毛澤東同志居住的地方，中間的窯洞是會客室，裡面陳設木質桌凳；西南邊的窯洞是辦公室兼臥室，裡面陳設有木質辦公桌椅、櫃子，東北邊的窯洞是書報室，裡面有炕，還陳設木質長桌和櫃子等，幾口窯洞內的桌椅也較簡陋。附近有朱德、周恩來居住過石窯洞，裡面陳設也差不多。看來，延安畢竟是西北黃土高原邊城，雖在城內，條件也很一般。
離開鳳凰山，驅車過延河大橋過楊家嶺前往位於延安城西北8公裡處山坳裡的棗園。那裡原是一家地主的莊園，有點偏僻。說是莊園，也只是有幾排窯洞和一些果樹而已。1943年至1947年3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曾在此辦公，其實早在1940年秋，因楊家嶺修建中央大禮堂，毛澤東等領導人就曾搬到棗園居住過。我走進位於棗園東北半山坡上的毛澤東舊居參觀，那裡是5孔面向西南的窯洞，由右邊起分別為會客室、辦公室、寢室，其余兩孔是工作人員住室。與鳳凰山窯洞內陳設相近，也很簡陋，條件很是艱苦。周恩來、朱德的窯洞也在附近，除了一、二張簡陋的木質桌椅、床架，可謂身無長物。
離開棗園返至楊家嶺，那裡距延安城西北2公裡處，也是一處黃土山坳，不過看上去樹木還蔥郁。楊家嶺是1938年1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駐地舊址，毛澤東1938年11月至1943年5月在此居住。我在楊家嶺主要看了中共七大會址和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址兩處。七大會址所在地為1942年建成的中央大禮堂，會場體現的是當年的模樣，陳設似舊物，但是否都是當年原物則也許就不一定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址是一所不大的平房，桌椅仍然簡陋。這兩個會議影響深遠，1945年4月23日至6月21日召開的中共“七大”，毛澤東思想正式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而延安文藝座談會則奠定了共產黨主導下中國文藝的主流基調和規範，影響至今。
告別楊家嶺前往位於延河北岸與鳳凰山、寶塔山一河之隔的清涼山。清涼山海拔1137米，但由於黃土高原的緣故，相對高度並不高，看上去也就一、二百米高。我久聞清涼山之名，只知其應有革命遺跡之類，及至登山，才發現其為延安一處歷史和自然風光名勝，據說有18洞、24景、40多處摩岩石刻。山上有自隋唐至清代的各類石窟，其中萬佛洞是最大的石窟。上山首先看到的就是萬佛洞，窟內四周牆壁上雕刻有神態各異的大小佛像，體現了華麗纖巧的宋代石刻風格，據說有萬余尊，故名。範仲淹曾寫《清涼漫興》四首，有“鑿山成石宇，饞佛一萬尊。人世亦稀有，神功豈無存”詩句，想必萬佛洞在北宋仁宗時就應已建成。過萬佛洞，見有一石壁灣折處，上有“詩灣”兩字的摩崖石刻，前行見那裡的石壁上多有摩崖石刻，真草篆隸，參差錯落，布滿全灣。據說，宋代以來，游人及文人雅士多題詩壁上，故名“詩灣”。
清涼山上還有一處範公祠，祠堂門匾額上有“宋朝人物第一”6個大字，對聯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祠中有範仲淹在延州抗御西夏時的戎裝像，祠內牆壁上鐫刻著範仲淹的名詞佳句，其中就有那闋名篇《漁家傲•秋思》：“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裡，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裡，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發征夫淚”。1040年，範仲淹以陝西經略副使兼知延州（延安），數年勵精圖治，整頓軍務，令西夏“無以延州為意，今小範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範老小可欺也”，而不敢進犯。範仲淹也因此而顯現出著名政治家、軍事家和文學家的力量。
戍邊不易，安邦亦艱。佇立祠門外，俯瞰清涼山腳下河面雖闊但水流輕淺的延河和對面鳳凰山下的延安城，環視四野蒼茫連綿起伏的陝北高原溝壑，我仿佛能體會到家在蘇州而為國戍邊西北塞外的範仲淹彼時的蒼涼而壯雄的胸襟和思緒。
清涼山是延安時期中共中央宣傳機構的所在地，是新中國的新聞廣播、出版事業的發祥地，東側山麓有新華通訊社、延安新華廣播電台、《解放日報》社、《邊區群眾報》社、中央出版發行部、中央印刷廠、新華書店等機構的遺址。去延安時，我還在軍隊一家廣播電台工作，因而我特意去了延安新華廣播電台舊址，那是一所簡陋的房屋和幾孔窯洞。創業維艱，新中國的廣播事業就是從這樣條件下起步的。
走下清涼山，走過那座延安圖片中時常出現的延河石拱橋，登上寶塔山。此山古稱豐林山，宋時改名為嘉嶺山，位於延安城東南方，海拔1135.5米，也是相對高度的緣故，看上去並不高。山上的古塔始建於公元766～779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了，為八角九級樓閣式磚塔。1937年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後，此塔成為聖地的像征，山也成為寶塔山。
緣梯登臨塔頂，延安全城盡收眼底。可惜有些游客不注意和管理方疏於管理，我聞到塔內居然有尿騷味，多少有些煞風景。想必現在的寶塔山不會出現如此狀況。
嘉嶺山在範仲淹鎮守延安時處於重要地位，建有防御工事，還在山的最高峰修築望寇台，觀察敵情，指揮作戰。至今山上還有一些用黃土夯築的古代城垣和地洞殘跡，還有一些重修的烽火台之類的建築。寶塔山也有一些摩崖石刻，上面有歷代文人墨客的手跡。其中最著名的是範仲淹手書“嘉嶺山”三個隸書大字，因風雨剝蝕，字跡模糊，明朝初年曾加以深鑿。
離開寶塔山前往清涼山下的王家坪，途徑延河邊。也許已近枯水期，近處的河灘有些干涸，寬闊的河床只有中心處有水，而且還有些時斷時續。在遠處寶塔山的映襯下，有些穿著八路軍軍裝的人在延河河灘上似乎在排練著什麼節目，估計是某個影視劇攝制組在那裡忙碌。目睹此景，我仿佛來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的延安，也許在那時的延安類似的景像並不鮮見。
伴隨著心底回蕩的《延安頌》歌曲的旋律，我走進王家坪。此處是1937年到1947年期間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紅軍總司令部的所在地，有南、北兩個不大的院落，北院是司令部，南院是政治部，已沒有多少東西陳列。延安革命紀念館設在王家坪，延安時期的歷史文物主要集中在那裡。我進館看了看那裡的圖片、資料、文物和戰利品，當然有關歷史我早已了解，而實物則是初見。
晚餐後，漫步在延安街衢。與沿海城市相比，延安只是座小城，街上行人很少，也難見璀璨的燈火，雖顯寥落，但也有一份寧靜祥和。沐著夜色，走近延河邊。在稀朗的星月映襯下，遠處延河淺水泛著粼粼的銀白色的光，兩岸的山巒、房舍、樹木現出朦朧的黑影。夜風輕輕拂過，帶來一絲寒意，幾分蕭瑟，幾分靜謐。我想，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數十年前的延安，近千年前的延州，應該也會有這樣的時刻和景像罷。想到這裡，歷史與現實交融，我已不知身在何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