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末爾的遺產
穿越歐亞跨海大橋與博斯普魯斯海峽，欣賞兩岸連綿不絕的旖旎風光，是旅行者在伊斯坦布爾觀光行程的重頭戲。
從金角灣開出的漂亮游船，推開馬爾馬拉海濃郁的蔚藍色海水向北方飄蕩。在右前方海邊山崗下，可以看到一座白牆紅瓦，有兩座灰色尖頂的建築物。有人告訴我，這就是國父穆斯塔法·凱末爾當年就讀的有名的伊斯坦布爾軍官學校。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爾克，一個法國移居到奧斯曼帝國的猶太木材商的後代，一個每每在危急時刻挽狂瀾於既倒的偉大歷史人物，一個被稱作“現代土耳其之父”的人。
1918年11月13日，復員回家的凱末爾在伊斯坦布爾火車站走下火車，首先映入眼簾的竟然是55艘協約國戰艦揚著戰旗駛進馬爾馬拉海的屈辱場景。大戰期間土耳其有60萬士兵戰死或被俘，200萬人受傷，國債高達44，800萬金裡拉，經濟陷於崩潰。
西方列強對戰敗國奧斯曼殘余領土的瘋狂瓜分，從一次世界大戰停戰開始急劇加速。一年後，雙方簽訂《色佛爾條約》：土耳其承認漢志和亞美尼亞獨立；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劃為英國委任統治地；敘利亞和黎巴嫩劃為法國委任統治地；土耳其在歐洲的大部領土主要由意大利和希腊瓜分；黑海海峽由國際共管；土耳其武裝力量被限制在5萬人以內；其財政經濟接受戰勝國的監督。
緊跟著協約國的艦隊，1919年2月8日，法國將軍德斯佩雷模仿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進入該城的樣子，騎著白馬進城，宣示著500年後基督教文明對對這個城市的統治已經恢復。1919年5月15日希腊軍隊在伊茲密爾登陸，並朝安納托利亞內地進軍，劫掠村莊，屠殺土耳其居民。意大利軍隊占領了馬爾馬裡斯、安塔利亞和布爾杜爾。
風雨飄搖，山河破碎，首先站出來反抗外敵，打響獨立戰爭第一槍的就是原帝國陸軍的優秀將領凱末爾將軍。
他戎馬一生，從上尉一直晉升到元帥。1915年4月，加裡波利之戰，他指揮的土軍擊退了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法國、印度和新西蘭軍隊的登陸進攻。1916年8月，因保衛首都伊斯坦布爾，獲得“伊斯坦布爾的救星”和“帕夏”的稱號。
由凱末爾率領的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對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回應是，重新召集戰敗後士氣低落、殘余不整的軍隊與優勢的亞美尼亞、希腊和法國軍隊作戰。他對全國人民大聲疾呼，“如果我們沒有武器戰鬥，我們就要用牙齒和指甲來戰鬥。”，“我發誓：在恢復土耳其人民的尊嚴之前，我絕不屈服，絕不後退！”
經過諸如伊涅紐戰役等一連串的勝利，凱末爾和他的戰友們以弱旅驅逐強敵，完成了他軍旅生涯的新奇跡。1923年7月，土耳其和英、法、意、希腊簽訂了《洛桑條約》。歐洲主要國家承認土耳其的獨立和主權。
從獨立戰爭勝利那一天起，將軍凱末爾就馬不停蹄地轉變為政治改革家凱末爾。
他告誡那些歡呼勝利，認為已經大功告成的同事們----“他們認為這就是結局，認為我達到了目的，但這不是結局，僅僅是開始，只有現在，我們的事業才真正開始了。”
他警告那些反抗現代思潮的人：“你們若要頑固地帶著另一個時代的舊習，就會成為社會的棄民。我們不但要維持我們固有的一切，同時更要學習如何從西方獲取一個進化民族不可或缺的東西。”“能否成為現代文明的國家，是生死存亡的問題。”
他的口號簡明扼要-----西方化，世俗化。他的綱領具體表現為人民共和黨黨黨徽上的“六個箭頭”---共和主義、民族主義、平民主義、國家主義、世俗主義和改良主義。旨在使土耳其成為一個20世紀的工業化國家，以實現自給自足。
以他為主要領導人的大國民議會在1922年廢除延續了6個世紀的奧斯曼蘇丹制度。1923年10月，又通過修正案，宣布土耳其為共和國，凱末爾全票當選第一任總統，兼任武裝部隊總司令，後來又擔任了人民共和黨主席。。
這是改革的最佳時間窗口。
“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
挾軍事勝利的余威與一黨專制的動員能力，強人凱末爾幾乎是旋風一樣在的奧斯曼帝國歷史遺產繼承人----土耳其共和國各個領域開展全方位改革。政治改革、法制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經濟改革、婦女解放、社會與民俗改革，在十幾年時間裡取得令世人驚訝的成果。
實行政教分離，大力清除各種宗教弊端，廢除政教合一的哈裡發制度，1924年，延續了將近1300年的哈裡發制度被廢除，奧斯曼王室成員全部被驅逐出土耳其
他前無古人地在伊斯蘭文明地域第一次建立了世俗共和國，為大批伊斯蘭教國家走向現代化開了先河。在他的改革中，“真主分兩次被別的東西所代替：作為主權的泉源，被人民所代替。作為崇奉的目標，被民族所代替。”
令後人感嘆不已的是他領導並親自操作的文字改革。中國是在清末民初以白話文取代了文言文，而為了與傳統決裂，土耳其更進一步，干脆用羅馬字母取代阿拉伯字母。這是“凱末爾革命” 中破釜沉舟、不留退路的一項政策。十幾年後，新一代的土耳其人就再也看不懂奧斯曼時期的文書了，奧斯曼對於他們來說，似乎就是像形文字時期的埃及!在巡視全國時，他也隨身帶著黑板，每到一處就教人識讀新字母。被人們親切地稱為“首席教師”。
他在社會生活方面，提倡穿西服，吃西餐，改用歐洲的歷法、計時等，盡可能模仿西方的方式，被後人評價為為了推行改革表現出倉促和無情。他甚至用彼得大帝式野蠻來制服奧斯曼傳統的野蠻。對傳統的土耳其禮拜帽又稱費茲帽的禁止，很有點滿清入主中原時留發不留頭的味道。
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圓柱形紅色禮拜帽是神聖的宗教和帝國的像征。1925年，凱末爾下令，禁止戴傳統的土耳其禮拜帽，改戴歐式禮帽。但這一禁令受到廣泛抵制，阻力巨大。隨後政府規定戴土耳其禮拜帽有罪。此舉引起強烈不滿，在一些地方甚至引發公開抗議和騷亂，但均被凱末爾鎮壓，有些人被處以絞刑。經過凱末爾政府的強制推行，大多數民眾開始接受歐式禮帽。
我們也有一位國父，但推翻帝制後不久就逝去。而凱末爾是在驅逐外敵、統一國家、推翻帝制、分離政教、力行法治、重整軍事、發展經濟、革新文化的諸多方面都建立了前人難以逾越的巨大功績。以“世俗化”為中心的現代化改革，使一度瀕於滅亡的“歐洲病夫”走上了民族復興國家富強的道路。
大風泱泱，大潮滂滂。看似暴風驟雨、迅雷閃電，實際上是潛行已久，厚積薄發。奧斯曼的遺產造就了凱末爾。凱末爾的遺產又奠定了現代土耳其最基本的發展方向。三級火箭騰飛，各有各的歷史使命。
無需用更多的文字去回顧90年前在土耳其第一共和國時期的一系列激進改革。需要的是深思，為什麼這種狂飆突進式的文明質變與制度更新難以在內外大環境似乎相似或相同的近代中國發生。
或許，奧斯曼帝國歷時200年的壘土式漸進改革積澱，使後繼者的整體性變革有了更高的歷史起點和更廣闊的發揮空間？
或許，北抵歐陸、南接中東、西近北非、東通中亞的地理優勢使土耳其的西化有了更低廉的學習成本？
或許，一個大的前工業文明共同體的整體性崩盤，才能使新制度得以脫穎而出？
或許，奧斯曼—土耳其文明從草創時期就具備的開放包容性，才使得新領導人可以順利前行？
或許，他就是天降大任於斯人也，五百年必有聖人出，根本無法復制？
我們無從判定，我們願意求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