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來天津時，對他並不了解，只因為一老同學是南開的高材生，所以工作以來的第一個假期選擇了北京，拿出一天的時間去看看這個古老的城市。因為陌生和疏忽，在北京西客站，竟然被一說客說服，搭了一輛破舊的小巴去天津。沿途夾雜著三四個車主的威脅，無賴和漫罵。沒想到對聞名神州的天津搞笑方言的第一次親密接觸，竟然是此種境況。有相同經歷的人想必也同我一樣在苦笑吧。
但是，這並沒有影響我對這座有著美麗神話故事的老城的向往。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讓這裡孕育了霍元甲的俠義，李叔同的傳奇，曹禺的藝術，還有在世人經久笑聲中永存的馬三立。這是一座耐人尋味的城市，他避護了逃來的末代皇帝，也看到了出走的皇妃的堅毅，同時也靜觀著危難時期愛國人士的奮鬥與掙扎。
我站在了城市的最高文化聖地，南開園。我仰望著周恩來的雕像，他與這裡有著不可抹滅的聯系。盡管世人皆知，他沒有畢業就離開了這裡。這件雕像並沒有給我以偉人的震撼，而是以我歷來對他的崇敬中，看到了他渾身散發出的慈愛的光輝。雕像站在這裡，我卻感受不到他曾在這裡的痕跡。我想起了巴黎拉雪茲公墓裡，據說在已逝百年的大師們的墓前，總是擺放著前來悼念的人們帶來的鮮花。而這樣一位把一生奉獻給中華大地的偉人的雕像前，甚至沒有一片綠葉，花朵都在美麗的女大學生手裡。我用慚愧的雙手撫摸著雕像的底座，也許中國人沒有獻花的習慣，可是清明時節的獻上的花圏，我寧願分成朵朵小花，成為自然習慣的敬獻。不是例行公事，只是自願而真誠地表達情感。
我們坐進的士，告訴司機去張園和靜園，我想看看傅儀最後的行宮，他是歷史遺留下來的悲劇人物，時代的變遷，使他沒有選擇地成為了傀儡皇帝，他可能也不願，但他沒有辦法和能力。司機卻不解地問
“哪個張園，在哪兒的”
我告訴他在和平區，鞍山道59號和７０號。他疑惑地看了看我，說
“噢，那地方，基本上沒什麼人去的。也沒什麼好看的，你們去干嘛？”
我沒有答他，心裡卻很不是滋味。的士左拐右拐地到了一條不起眼的街上，一個十字路口過後，他停下車說往前走一點兒就是張園，你們出來後再向後走就是靜園了。我們下了車，街上人來車往，道兩邊都是普通的民居和幾間小店。然後就有一座紅色洋樓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兀自不信這裡就是張園，當年溥儀的汽車來到這裡，他是否和我一樣失望呢？他失望的也許是住處外表的簡單和狹小，而我卻是對這裡無人問津的景況而痛心。
此宅是清朝兩湖統制張彪，於1915年所建，占地大約20畝。孫中山先生偕夫人曾下榻與此。據說溥儀來之前，張彪為適奉他，特訂英國歐式家具，令溥儀贊嘆不已。
就是經過這條街直接由大門駛進去，上了專修的車道，停在樓下的大門前，皇後妃子們對此也許滿意，必竟紅色像征著吉詳和如意。
進了一樓大門，裡面是一個大廳，對著大門有一個旋式樓梯通上二樓，站在樓梯下，抬頭可以想向到當初屋頂的大水晶吊燈一定很搶眼。樓梯仍然鋪著紅地毯。很多小學生在裡面出出入入，原來這裡已是一個青少年活動中心，而且有一種異樣的氣味傳出來。我們上了二樓，想找出一點當初皇帝行宮的影子，可是一道道黑色的門全被鎖住，沒鎖的也成了與此處毫無關聯的辦公室，其破舊不堪，讓人心痛。
我們幾乎是生氣地離開了這裡，想著也許靜園會好些。
靜園建於1921年，據說原是陸宗輿的私宅“乾園”。1927年溥儀由張園適居於此，為取靜觀變化，靜機之意，更名為“靜園”。他占地約十畝。曲徑長廊，怪石清泉，樓東側還有一個網球場。１９３１年“淑妃”文繡在此出走。宣布與溥儀離婚。
高高的門牆，大約３米寬，2.5米高的漆紅大門，邊側還有一個小門供隨時出入。一棵滄桑的古樹自牆裡伸出，盡管此宅邊上是不相稱的亦是破舊的現代樓房。我想向著裡面一定有著不同尋常的地方。我慢慢地自小門走進去，路是泥濘之地，進了門，左手邊就有一座矮矮的門房，裡面住著一戶人，挨著門房有一棵大樹，門外著到的就是它了。再向裡看，十米遠的地方，一座舊得不能再舊的洋樓，被分割成大概有十幾戶的人家住著，向前走根本沒有下腳的地方。一位老人坐在門口，見有生人來，就走出來。我問這裡是靜園嗎，他說是。眼裡倒沒有一絲對外來人的抗拒。我說能進裡面看看嗎？他說都有人家住，不是很方便。其實，我也不大想繼續看了。滿心只一個感覺就是痛！
出了門口，我再次仰望著古樹的姿態，多少人事的變遷，盡在他的眼中流轉，然而是否有一天，宅裡的人家由於空間的爭吵，而把它也視為障礙。我不敢想下去了。
也許是中國特殊的國情所致。這些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都分給了無辜的老百姓居住，或某些部門使用。他們的門前都有一個牌，標明“市文物保護單位”。但是怎樣保護呢？有規定嗎？老百姓只知道溫飽。態度應是所謂的“事不關已，高高掛起”。可是每一個中華子孫都是龍的傳人。既為傳人，就有繼承和發揚的責任和義務。自己都不珍惜，誰還會珍惜呢？讓形形色色的外國人，看著我們糟蹋自己的財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