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幾天裡，可以說是走馬觀花，蜻蜓點水，對香港的概況只是大致了解了一下，從表面上看，香港一看就是中國的土地，市政建設和國內的一些著名的山城，如重慶等有些相似的地方，從街頭湧動的人流看，和廣州也有些許相同，可是，在一些細節上卻能發現一些很人文或很人性化的設計。
我一直認為，真正打動人和感動人的地方是細節，這裡，我舉幾個例子。
比如說小區建設，姐姐家住在香港島的海怡半島，靠海，是個很成熟的社區，有30多棟都在35層以上的塔樓，都是花瓣式的放射狀建築，每個住戶的窗戶都是朝外的，這裡好像不分東南西北，衛生間和廚房的窗戶對著天井，這樣類似的建築我在北京是見過的。
我想說的是小區的建設，大家都知道香港寸土寸金，樓房的密集程度要比北京大得多，樓和樓之間離得很近，但就是這樣，在小區裡花草樹木錯落有致，因為靠山靠海，地勢不平，就是一個小區裡，30幾棟塔樓雖然外型一樣可也不在一個平面上，但裡面也有台階相連，特別是由於香港屬於熱帶海洋氣候，雨水量很大，所以樓和樓之間都有圍廊相通，在小區裡穿行可以不懼雨水，就是過街的天橋也分為有廊和無廊並行的兩列，而且，在拐角等無法建設水池和綠地的小地方，也會壘個池子種棵棕櫚數或芭蕉。一看就可以發現，小區的綠化是經過精心設計和安排的，構思很精巧。
相比而言，我在北京住的小區雖說也是近幾年剛建好的，綠化面積要比香港這邊大多了，我覺得其實已經做得很不錯了，可相比一看，就發現粗糙多了，在整體規劃上少了全局觀，風格不統一，設計上顯得不夠縝密。
再說一下小區裡的健身設備，這幾年，隨著全民健身運動的普及發展，北京城裡各個社區都建了很多的全民健身設備，大家都有了運動的好去處，我住的樓下也有，大概幾十個平方的面積，有踏步機，健騎機等，我一直以為很好了，比過去強多了。可在香港發現，這裡也有這些健身設備， 密度和面積以及種類大同小異，只是品種稍多一些。
但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健身的區域裡地面鋪的都是柔軟減震的塑膠地磚，可以防止運動中受傷，可北京的健身設備都是建在和通道廣場同樣的水泥地面或方磚上，沒有考慮運動中可能造成損傷的問題，這些都是一些細節，可差距一般都是體現在細節上。
再有一個，說一下汽車總站的設立。我在深圳火車站旁的汽車總站坐過車，在一層，裡面是通往廣東附近的長途車，坐車要到裡面不同的站牌前去等，裡面大型客車來來往往，排出的尾氣污染很嚴重，在加上悶熱的氣候，我是渾身大汗，幾乎要窒息過去。
因此，在香港等車的時候，我是堅決不想再進到裡面去了，姐姐很明白我，給我看了車站邊的幾個碩大的排風扇，這是裡面的空氣好了很多，不會讓人有要昏厥的感覺。其實，這並不是很難做到的事，關鍵是：是否有人想到要去做。
在香港我體會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坐公共汽車的排隊問題了。在香港，無論是總站還中途站，上車的人們都是依次排隊從前門上車，隊伍不緊湊，有條不紊的，在港期間坐車一直都是這樣，我想這就是全民素質，它不是一個人兩個人能帶動起來的，一定要整個社會都形成這種風氣才行。
在從香港回北京的飛機上，臨座是位台灣的商人，40多歲，來北京7年多了，我們對兩岸三地的差異問題聊了許多，其中，
我問到了“在台灣坐車是否也是這樣排隊？”，他的回答是肯定的，
我接著又問“那台灣是從什麼時候起坐車排隊的呢？”他說，從50年代就開始這樣了，
接著我又問了第三個問題“那麼內地如果也做到坐汽車排隊上車，估計需要多少年？”
他沉吟了片刻，說“估計需要50年，因為需要一代到兩代人才行。”
然後是我的沉默，我感到心裡有一點堵的感覺，真的需要這麼久嗎？
在北京機場一出大廳，我就感到，也許50年都不夠。
在民航的班車前，人們是拼命地在擠，工作人員維持秩序很辛苦，大家擠得也很辛苦，當然，我也在擠，沒有辦法，要不然上不了車，回不了家。在等出租車的地方，大家是排隊的，可就有人很聰明從後面的欄杆饒過來，不排隊搶先上車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這個排隊上車的問題，分析出了幾點理由或原因，說給大家聽聽：
我覺得能否養成一種文明的生活習慣和維系一種文明的社會秩序，和資源是否充足有很大關系。大家都排隊上車的前提是排在最後的一個人可以確認他肯定能上去，這在香港就是這樣，巴士上有時人也很多，但排隊的人幾乎沒有因為排在後面而上不去的擔憂。如果，不能確認呢？是否也是如此？
而在北京就不是這樣，我們經常會遇到，售票員說“人滿了，等下一趟吧。”特別是在我這次從機場坐大巴的時候感覺非常明顯，幾架飛機幾乎同時落地，等車的人一下就滿員，我就是等了3輛車才上的，我當時也想排隊，可不知該排在誰後面？可能很多人和我想法是一樣的。大家有時是被動的，不知不覺中延續或助長了一些陋習的蔓延。
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是要從思想上要求認識上的統一，其二就是要管理跟上。有很多法律法規其實制定的很詳細的，但在執行和管理的問題上差距太大了。
在香港7天期間和姐姐曾發生了一次很激烈的言語衝突，說來原因，是因為她說內地的游客習慣不好，隨地吐痰，大聲說話，公德心差等。
說來這些問題，在北京同事或同學間聊天的時候也說過，大家也是口誅筆伐的樣子，可在這裡姐姐一說，我就極力反駁起來，好在那天姐夫和孩子們都出去了，我們倆在家灼灼實實討論起來，而且還辯論得很激烈。
因為姐姐上來說“內地來的”隨地吐痰，我當然不干，從大陸的人口構成，知識結構，行業劃分等各方面闡述，“吐痰的人是內地來的”並不等同於“內地來的就隨地吐痰”。
後來，我和姐姐都平靜下來，我才深深地理解了，姐姐和我說這些，其實也是她在國外多年累積下來的一種傾訴，也是，在洋人的地方呆久了，這種強烈的意識是非常明顯的，他們一方面在洋人面前還要力爭，一方面也需要在我這裡宣泄一下內心的憤懣。
姐姐談了幾件事，有一些，我後來在香港期間也遇見了。比如說，大聲喧嘩的問題，由於十一期間內地游客很多，因此，在商店裡經常可以聽到熟悉的聲音，有普通話，有四川話，東北話，也有我說不太清楚的方言，其實，也不是很大的事情，就是同行的人之間互相對服裝或首飾的款式花樣發表一些評論，可聽起來確實聲音顯得很大，只是大家可能沒有意識到罷了。
還有一點，就是衛生間的使用，我們都有一種嫌髒的感覺，坐便器是不肯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弄到外面，有的人嫌衝水的把手也髒，連水也不衝，給後來的人造成了很多不便。我是能做到衝水的，可姐姐做得更好，她要把用過的器皿用紙搽一遍，干干淨淨地留給下個人用，姐姐為此只說了四個字“這是文明。”我清楚地記住了，在回航的飛機上，每次我用完衛生間都會按照牆上的指示牌，把水池搽干淨，因為我知道，這是文明。
還有一個就是洗完手後，有的地方是烘干機，有的地方是用搽手紙，我真的看見有的內地游客“唰！唰！”地抓下好幾張紙，搽完後往筐裡一仍，若沒透入，那就是運氣不好了。我想，如果是他們家裡的，肯定不會這樣，一是舍不得用這麼多紙，二是不會讓廢紙留在垃圾筐外面。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想，這也許和我們的潛意識有關。我們在上學的時候，就知道要愛護公物，要“以校為家”，像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愛護學校的財產，後來呢，上班以後受的教育就是要“以廠為家”，“以社為家”，總之，教育大家是要像愛護自己家的東西一樣愛護公共財物。那麼，一旦確認這些財物不是自己家的時候，就不那麼上心了，我想這就是公德心，在做一件事的時候，要想給別人會帶來什麼傷害，損失或不便。而這種公德心的形成，恰恰最能體現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
在香港還有一件讓我很有感觸的事，就是香港的菲佣。在香港的菲佣一個月的薪水一般是3600元港幣，而且每周要休憩一天，每年有一個月的休假，並有顧主負責菲律賓往來的機票，而大陸去的保姆，一個月不超過2000元，對於休假的要求也不是很強烈，可香港人還是情願去雇佣菲佣，為什麼呢？
在姐姐住的小區裡，有很多家雇佣了菲佣，每天買菜做飯，接送孩子上下學，在樓下帶孩子的時候，菲佣們就湊在一起用別人聽不懂的話聊天。
特別是到周六，周日，在中環，天星碼頭一帶，鋪天蓋地的都是在聚會的菲佣，拿塊毯子鋪在地上，然後，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吃東西，場面很大。在北京我已經多年沒有見過這種場面了，感覺就是兩個字“震驚！”
這種情況，也只有在多年前的北京站，或春運期間才能看見，我特地照了幾張照片，並錄了像，因為若不是親眼見到，我也不信。
在香港沒有看到一個乞丐，後來才知道，在香港要飯是違法的，可政府給了無工作的人很多的優惠，比如說建了很多租金便宜的住房等。
那麼，為什麼香港人這麼喜歡用菲佣呢？了解以後才知道，在雇主家，菲佣把自己當佣人，而大陸的保姆是把自己當主人，感覺不一樣，而在香港這種社會制度下，雇佣菲佣就成了一種身份和財富的像征。
有的人家裡的房子很小，可還要截出一間工人間來，夫婦兩人去上班，只有一個手包，也要菲佣跟在後面拿著，直到他們上車才交給他們，按姐姐的話，“這些香港人要的就是這種有錢人的感覺。”
一國兩制，裡面的差別除了根本上的外，有很多是細節上的，是要用心去體會的。
這次去香港只有短短的7天，也只是拂花掠葉接觸了一下這個東方的大都市，有歡喜，有感悟，也有一些難以用語言形容的感慨，但這個城市確實很吸引我，我想我會還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