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小時候我普通話說得特別好，簡直就是一點兒錯都找不著，每回在廣播台錄音時，總編老師也只需翻著字典給我確認一下個別生僻字的讀法，根本就不用糾正我的聲調。當然這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因為我生在北京，並且在我從開始學話到完全長大的整個過程裡，都住在離市中心不遠不近的一個地方。
別小瞧這位置，其實挺關鍵的，要想從小就講一口純正的普通話，你就必須住得離那個萬人想往的天安門不要太遠但也不能太近了。太遠了，遠到平谷、密雲，那會染上河北郊縣的味兒，太近了，近到二環路內，過去人們叫“城裡”的那個地方，那就又會帶出北京當地的土音。二環路的位置原來是北京的城牆，在拆掉之前人們要穿過那厚厚的門洞才算進城，就這一道後來拆了的城門，悄悄地隔開了普通話和北京話兩種語音。
後來呢，從一住到宿舍，就開始被那些來自天南地北的同學的南腔北調摻亂了，可讓人想不到的是，在班裡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居然是住在城內小胡同裡那幾位同學的地道北京土音。
與普通話比起來，北京話好像更生動，尤其是描述一些場景和心理感受時更容易說准，所以大家很快就發現用北京土話聊天特別方便，也顯得比用普通話更親，更有氣氛。正好那一陣子正刮“民居”“民俗”的風，更為這種流行推波助瀾。一開始有些南方同學連“包子”和“饅頭”哪個帶餡都分不清，幾年下來，也變得管“沒辦法”叫“沒轍”，管“從這裡到那裡”叫“起這兒奔那兒”，管“看”叫“瞅”，當然也免不了地摻進一些不是很雅的話，他們還沒有能力分清，比如一位福建同學被問及來探望他的父親哪去了時，居然回答：“丫洗澡去了。”引得一宿舍嘩然。
等到走出校門時，我的北京話已經說得使人完全可以把我當成是城裡哪條胡同的哪個大雜院裡長出來的了，讓我那溫文爾雅、一口標准普通話的娘簡直是哭笑不得。在工作單位裡卻是外地人多，而且不知道怎麼回事盡是上海那一帶來的。這些上海同事都特別重視做飯，我和他們混的結果就是菜燒得越來越甜並且字也開始越來越咬不准，因為我發現談論淮揚菜和上海本幫菜的烹調經驗時用南方口音好像更有氣氛。其中一位其實普通話說得不錯，但不知為什麼就只有一個“找”字讀不好，永遠是念成“早”，影響得我直到現在，每接電話時拿起聽筒還是會脫口而出：“你好！‘早’哪位？”後來改成用電腦干活，開始的那陣子可真是苦了他們，坐我旁邊的那位頭發已經花白了的蘇州籍同事就曾費勁地敲著“消防水‘幕’”，然後問我為什麼總是找不到“幕”字（她念成“磨”），後來有的人就寧可豁出去背五筆的口訣也發誓再不用拼音。
反正我在說話這件事上從來就特別不堅定，逮誰學誰絕對忘本。這幾年去了幾趟新疆，每回回來都隨著巴旦木和杏包仁一起，捎回些滴裡嘟嚕的西北口音。為此在家裡沒少挨批評，一氣之下只好跑到一個影視網站的追星論壇上去灌水，寫些“尕馬兒”、“孽障”、“娘老子把你咋生了，模樣咋這麼俊吶？”之類的“花兒”酸曲兒去惹偶像小姐和那些純情網友們“肝兒疼”、“心疼”。等到聽說我不住在西北而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時，有網友來信說實在是大吃一驚。
其實倒是有不少外地朋友普通話講得挺標准，現在連電視台和廣播電台的播音員好多都不是北京人。有一位我非常尊敬並曾長期合作過的業內前輩就是在北方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廣東人，他的普通話每一個字都念得很准，但因為重音不對，聽起來還是一點兒都不像北京口音。比如，用普通話說“我們在這裡”時重音應放在“我”、“在”、“這”三個字上，“們”和“裡”要讀得很輕，可這位前輩卻偏偏把這兩個字讀得特別重，特別清晰，一下了就顯出一股濃重的廣東味。他是一位在我們行裡聲名顯赫的資深專家，德高望重，很有修養，待人總是彬彬有禮，即使在當初我剛跟他學著做事的時候，每回布置完工作，也總要對我說一聲“麻煩你了”，這一句在普通話裡“煩”字應該一帶而過，但他讀得很重，聽起來完全是廣東口音。
一種平易、謙和的風度是很有影響力的，美好的東西永遠會是感人至深。等我能夠獨挑一攤的時候，這位前輩的待人接物的舉止已深深地刻進了我的心。比起他來，我差得太遠，無論是做事還是做人，我所能學到的，只是尊重和善待每一位能有緣一起合作的人，將任何一份工作布置給任何一個人時，都發自內心地說一句“麻煩你了”。
不知不覺中，我也總是把“煩”字讀得很重，帶著那種很熟悉、很親切的廣東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