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跟李安迪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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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去了李安迪家，這一次是去向他們說“再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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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丹麥的假期，車比平時少，還有一些臨時的調整，特別不方便。安迪家住Islev，今天的火車在那一站竟沒有停。我只好在下一站下車，往回走一站，再倒汽車。本來講好去吃午飯，結果到Islev車站已是兩點半。火車站不見安迪蹤影，想必他等了半天不見我便回家等我電話了。幸好我隨身帶著他們家的電話號碼，於是借了附近超市裡的電話一用。電話裡安迪的聲音如釋重負，顯然我讓他擔心了很久。?
五六分鐘後，一個長相酷似的安迪的小伙子向我走來，用中文打招呼：你好，我是安迪的兒子大衛（David）,安迪讓我來接你。幾句話說得字正腔圓，流暢得很。原來他就是安迪經常提起的大衛（David），他的女朋友是我在北大的師妹，有愛情的力量作為學習的動力，大衛（David）的中文一定學得快極了。
我們一路聊了很多——在歐洲跟一個外國人講中文有種很奇怪的感覺：自己明明是客人，卻無形中產生了一種反客為主的自信。到了家，安迪的大兒子Thomas也在，仨人在廚房裡一通忙活。開飯時時鐘指向三點整，我也不知道這是中飯還是晚餐，心想反正中午在家也沒正經吃飯，權當補一頓下午茶罷。?
大衛（David）堅持跟我講中文，他的聽力和口語都沒有問題，只是閱讀和寫作還不流暢。無論如何，這已經很不錯了。對於一個母語是丹麥語的人來說，中文完全屬於另一個語言體系，看來我師妹真是教導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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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的緣份真的很奇怪也很湊巧。安迪的母親當年嫁了個丹麥人飄洋過海，現在安迪的兒子又返回中國找到了他的愛情。如今大衛（David）在北大附近的一家外語學校作外教，還和女朋友在西單租了一套房，小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他認真地說必須盡快學會中文寫作，不然沒法在中國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我說他現在教英語就挺好，現在國內正值英語熱，他反問我：“十年以後呢，十年以後的中國人都會說英語了，那我干什麼去。”這家伙想得還挺長遠，我趕緊安慰他：“十年以後你的中文寫作肯定沒問題了。”他偏著頭想了想：“那倒也是。”終於輕松地微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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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建議安迪把他母親的故事寫成一本傳記，因為前兩年在丹麥最暢銷的一本書就是一位旅美華裔作家寫的她的家庭的自傳。安迪的母親1949年就來了丹麥，當時住在鄉下，當地人幾乎從未見過中國人，一時間把她當作天外來客，時不時還有記者來拍照采訪，安迪說當時最常問的問題是：“What is the difference of the climate between china and Denmark?（你覺得丹麥的氣候和中國有什麼不一樣嗎？）”她母親的回答則是：“I don’t think I can talk some climate to you, is there climate? Denmark just have bad weather。（我想我對於丹麥的氣候沒什麼可談的，這兒談得上有什麼氣候嗎？丹麥明明只有壞天氣。”其個性可見一斑。我相信如果把她的經歷寫出來，一定比那本暢銷書還要精彩。?
安迪說他也曾有過這個想法，但實施起來太困難了。安迪本人已逾六十，老一輩的人大都不在了，只有唯一的舅舅還住在中國，安迪曾去訪他，但他對於姐姐的這段婚姻所知甚少。事實上，當年這段跨國婚姻承受了巨大的阻力，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抵死不同意這樁婚事，結果她母親與家裡斷絕了來往。然而文革時期他的外祖父和外祖母以及整個家庭又因為這段海外關系而受到牽連，本來就很零星的書信都斷了。逝者長已矣，生者又不甚知情，安迪這本精彩的傳記好比是零散的殘章斷簡，散落在茫茫的歷史長河裡了。?
在花園的躺椅上沐著午後的陽光啃西瓜，安迪家的大狗Marli聞香而來。西瓜皮是“她”的最愛，我們吃完瓜隨手把皮扔給它，它便歡叫一聲撲上去大嚼起來。他們家的貓也來湊熱鬧。我發現 “他”今天走路有點瘸，不似往日靈便。安迪心疼地說昨天一只狐狸闖進花園，這只貓為了保護地盤氣勢洶洶地撲了上去，完全不理會它倆在體積上的懸殊，在花園裡上演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貓狐大戰。結果狐狸跑了，貓也掛了彩。?
我們在花園裡燒烤。Thomas把西紅柿挖空了填上酸奶酪放在烤架上，一會兒便香氣撲鼻。我在
外面呆久了，身上有點涼意，回到客廳裡坐了一會，安迪的老伴Susan走過來，疼愛地摸摸我的手冷不冷——我小時候在外面玩耍的時間一長，我的外祖母就要把我叫回來，摸摸我的手冷不冷，怕我自己玩得興起不知寒熱——安迪老伴的手像我的外祖母一樣，很暖和。臨走的時候，她一再叮囑安迪一定要把我送到車站，一定要看著我上車——我在她眼裡還是個孩子，就像在我的外祖母眼裡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