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到銀川，來到古時的塞外疆場，覺得有些陌生和新奇。當地朋友推薦說，到了銀川一定要去看西夏王陵，領略一個歷史王國曾經的輝煌。對於西夏，我了解甚少，既不知它來源，也不知道它的興衰，只知當年成吉思汗滅西夏屠城的故事。但是這個王朝與其民族的崛起和神秘消亡，乃至形成文化斷代，無疑像古埃及一樣，有著巨大的吸引力。
西夏王陵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園，是今天可以感受到西夏盛世的遺跡。王陵坐落於寧夏銀川市西郊35公裡處的賀蘭山東麓中段，在大約50平方公裡範圍內，有序排列著九座帝王陵，星羅棋布200多座陪葬陵，規模宏大壯觀，是中國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園之一，有“東方金字塔”之稱。
略知王陵一二之後，喚起前去探詢的好奇，急切中甚至有些按奈不住。下午忙完公務，從市中心的桃園賓館出來，迎著西斜的陽光，乘車趕往西部的賀蘭山。
賀蘭山，對於西北人來說，可能就是個山名，而對於東部沿海地區的人來說，這個詞所承載的，遠不止是地域的標志，包含著更多的滄桑。 “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 （王維【唐】《老將行》）、“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 （岳飛【宋】《滿江紅》）、“九月西風寒草殘，胡沙黯黯點征鞍。一聲羌笛吹關柳，萬卒雕戈擁賀蘭。”(張居正【明】《塞下曲》)。賀蘭山，這三個字裡透出來的，是沙場秋點兵和鐵血英雄的壯懷激烈。這個歷史的疆場要塞，曾是多少征夫建功立業的夢想。
如今的銀川已經非同舊時，展現了新的風貌。不論在城市還是鄉村，都修築了寬敞的大路，內外交通便暢，即便是翻山越嶺也不再有多少障礙。沿城市中心敞亮的北京路一直向西，穿越過西部新城區，便來到賀蘭山下。
遠遠望去，賀蘭山沒有多少草木的蔥綠，一片荒野山巒景色。黑色的山梁在西下的陽光裡，如道道迎面壓過來的斧刃，讓人感到寒涼和畏懼。放眼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一望無際，連綿不盡，構成了一道天然屏障，而西夏王陵就坐落在山麓的曠野之中。
來到陵園，遠遠就看到巨大的紅色門樓。兩個高大的基座上，各矗立著一個四角飛檐亭樓，莊重穩健，氣宇恢弘。高大的紅色梯形基座上，用西夏文字書寫這四個兩米見方的大字：大白高國。進到陵園，是長長的一條瀝青路，通向幽幽墓地的深處。
西夏王陵有九座帝陵，規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是三號陵墓。由於年久失傳，眼下已經無法確切地分辨每個陵墓的主人。當今考古學家按照宋陵“左昭右穆”的排列方法，推斷三號墓是西夏王國開國皇帝李元昊的陵。當下我們來到的向公眾開放的這座王陵，就是三號陵。
李元昊（公元1004-1048），黨項族的首領，他繼承祖輩開創的基業，推進本民族的封建化，是西夏國奠基者和建立者。公元1032年，28歲即位首領後，他首先去掉唐、宋朝賜與祖輩的李、趙姓氏，號“嵬名氏”，自稱“吾祖”；不畏宋朝壓力，放棄宋的年號而自己設立年號。後又下禿發令，恢復故俗；升興州（銀川）為興慶府，確立都城；立文武二班，定兵制，立軍名；新制文字，改定禮樂等，用了六年的時間為稱帝立國做了最後准備。1038年11月，在都城興慶府築台受冊，即皇帝位，國號大夏。時年34歲。此後，他發動了一系列夏宋戰爭和遼夏戰爭，相繼取得了勝利，確立了宋遼夏三國鼎立的局勢。然而皇室內部的鬥爭也不斷加劇，王權與貴族的矛盾進一步加深，加上日益驕淫，1048年元宵節，終於因貪好女色遇刺身亡。
買一張門票，來到圓內，立刻有工作人員來招呼。原來，為了防止陵墓受到汽車尾氣和煙塵的損害，陵園已經專門配備了電瓶車。排隊上車，行駛大大約不到1公裡的樣子，便來到了通往墓地的石板路。站在這石板路上，視野已經相當開闊，向北放眼可望見土色的殘垣陵城和孤零的陵塔，矗立在廣袤的荒漠山麓，在賀蘭山峰的映襯下，死一般寂靜。只有天空掠過的干風，四周零散的草木，天空光影的寒涼，好像在為這個帝王默默哀悼。
沿寬闊的石板路前行，可以看到兩邊各有巨大的土堆，這是王陵的闕台和碑廳的遺跡。大約有百米左右，就來到一處土台子，像是一道城門的遺跡。這就是西夏王李元昊的陵城。據介紹說，整個陵墓坐北朝南，呈“凸”型，前面為月城，就是陵城前的小城，後是內城。我們所到的地方是月城的城門。高高的城牆現已坍塌，剩下的殘垣斷壁，已看不到當年威儀。有介紹說，牆垣為夯土版築，牆基寬2.5米，牆面敷紅牆皮。南牆中間有烏頭門，城中有御道，兩側各設置兩排石像生，也就是石刻雕像，排列於月城東西兩側的磚包基台上。從出土的石人、石像等殘塊看，既有陪伴皇帝的文臣武將，也有麒麟白像等瑞獸。
沿中軸線進門深50米，就是安葬著帝王陵墓的內城南門，由此可以看到內城的全貌。當年的內城仍可以看出大體眉目來。整個內城呈長方型，南北長180米，東西寬160米。在東南西北各設一門。此時已經看不見連貫的城牆了，城的四角矗立著四個錐型的土堆，是內城的闕樓。陵城內建有獻殿，墓道和陵塔等建築，陵墓則在陵塔前方的地下。
抬步踏上一處高高的門台，也就是陵城的南門。為了保護陵城，游人經過的城門，已經鋪設了木制的台板。從遺存的基礎看，城門由門道和兩側門闕組成。門道是五開間兩進深殿堂；兩側門闕是兩個三層高台式塔型建築，不過這些已是猜想了。
內城裡的獻殿已經坍塌了，只留下一個土基，在沙石和荒草中，呈八角型，台面為方磚。獻殿之後是的墓道入口。墓道曾經被發掘過，而今被掩蓋著，只透著一個兩三米長的狹小入口，用擋板掩著，望裡看去黑黝黝不見光影。據考察，墓道前窄後寬，長46米，坡度24度，有階梯的遺跡。
再往前就是巨大的陵塔了。這個歷史的見證人，在近千年的歲月裡，寂寞風雨中，傾聽過多少風沙呼號，守望多少星月沉寂，最終在寂寥荒蕪中風蝕坍塌了。如今看去已是千瘡百孔，滿目創痍，歲月的摧殘已使凝重的陵塔布滿滄桑。陵塔在干枯之中，彰顯著荒野的猙獰，沙塵的沉澀。據說陵塔原為木築密檐塔，塔身為黃土夯築，其外型為木構建築支撐七級浮屠，帶有濃重的佛教的宗教信仰色彩。至於陵塔原來有多高，什麼樣子，現已經無法認定了，現存高度是24米，直徑38米。
腳下所站的地方，就是開國帝王李元昊的帝王陵了。站在帝陵前，感覺有些茫然。在中國的歷史上，每個開國皇帝都好像有令人耳熟能詳的創業故事，有著曾經的偉業，而李元昊在我記憶裡卻像個空白，讓我不由得沿著歷史的台階，去探索西夏王國的起源，解答心目中一個未解的迷。
探詢西夏王國的興衰，就不能不追尋西夏王族拓跋氏家族的崛起，而研究拓跋氏家族就要了解黨項族的發展過程。他們如何從中國西南遷移到西北，拓跋家族為什麼姓李，他們如何成為強大王國，並且維持的時間比北宋還要久。
西夏（公元1038—1227）是黨項族為主體建立的民族國家政權。黨項族是古代廣布於西北地區的羌族中較晚起的一支，到南北朝末已形成規模。隋末唐初，他們的活動範圍已是“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即四川、西藏、青海交界一帶。當時黨項族有八個各自獨立的部落，其中拓跋氏最為強盛，起著領導黨項族的作用。唐朝之初，受強大吐蕃武力威脅，黨項族經唐朝許可逐漸遷徒到隴東、陝北一帶。居住在慶州一帶的叫東山部落；居住在夏州一帶的叫平夏部落。唐未，平夏部落受唐調遣，參加了對黃巢農民起義軍的鎮壓，因作戰有功，其酋長拓跋思恭被封為定難軍節度使，賜給李姓，爵號夏國公。從此以後，夏州拓跋氏改稱李氏，統轄夏、綏、銀、宥四州之地，成為藩鎮割據勢力。
唐朝時，黨項族都依附了唐政權，隨著唐朝的興盛而興起，借晚期戰亂而強大，逐步自己的地位，雖未稱帝，也霸居一方。到五代十國，已經更名為李氏的拓跋氏族，利用後梁唐晉漢周各朝代之爭和各派別之間的矛盾，乘機壯大力量，鞏固擴大領地，有了相當雄厚的實力。
到宋代，則是西夏國立國強國的時期。宋太祖、太宗時代，黨項族畏懼朝廷的權利強硬，經濟強大，不正面發生衝突，只利用宋遼之間的矛盾，采取了聯遼反宋的策略，從中周旋，在經濟上大得利益。到真宗時期，黨項首領李繼遷乘朝廷的軟弱，開始發威，逼宋立夏。公元1021年，李繼遷攻占西北邊塞重鎮靈州（今寧夏靈武西南），改為西平府，作為自己的都城，為西夏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基礎。朝廷對此無可奈何，只得任其行事。李繼遷之後，經兒子李德明一代發展，再到孫子李元昊時，黨項貴族看天下大事已定，迫切要求在政治、經濟上統一，建立自己的政權。在長期准備的基礎上，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稱帝，國號大夏，定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建立了以黨項族為主體，包括漢、回鶻等民族在內的封建國家政權，土地面積約83萬平方公裡，人口250萬人。因大夏國地處疆域西北，故史稱西夏。
從李元昊於公元1038年稱帝到末帝1227年亡國，西夏共傳10代帝王，存在了190年。期間先與北宋、遼鼎足而立（公元1038—1139年），後與南宋、金鼎立（公元1140—1227年）。如果從“雖未稱國而王其土”的拓跋恭所建立的夏州政權算起（公元881年），西夏歷時比同期的宋、遼、金更為長久。疆域上西夏境土之大，“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即有今寧夏全部，甘肅大部，陝西北部，青海、內蒙古部分地區。
一個少數民族，為什麼能在幾百年中從原始社會形態崛起，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王國。能創造這個奇跡的靈魂是什麼？黨項族在遷徒之前，完全靠畜牧和狩獵為生，“不知稼檣，土無五谷”、“無文字，候草木記歲”，處於原始社會狀態。但是這個民族善於吸收外來文化，吸取漢族文明，效仿唐宋制度，加之與遼、金軍事上衝突，文化上的滲透，加快了黨項族文明步伐。拓跋人變革黨項族的傳統，建立先進的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戰略體系，完成了封建化改造，為建立王朝奠定了文化基礎。而其發展策略更靈活，他們借助唐朝的興盛而興盛，借勢發展而逐步興旺起來。如果沒有盛唐時積累經濟和軍事勢力，黨項族也不會有建國的前提。如果沒有借鑒唐宋文明，在文字、宗教、貨幣、禮儀、科舉、法律方面有所創建，西夏王朝也不會維持這樣這樣長久。黨項族借鑒漢文化的膽略讓人敬佩不已。他們用法律鞏固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地租和賦稅制度；發展教育，實行科舉；推崇儒術，以科舉取仕；改革禮樂和法律，推行直言、節儉等，生產力獲得大力發展。特別是西夏文字，運用漢字的元素和造字原理，保持漢字結構，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體系，無疑是史無前例的創造。這種敢於學習借鑒先進文明成果為我所用、並敢於創新的精神，正是西夏王國興旺強大的靈魂所在。
但是，黨項族在借鑒漢族文化發展自己的過程中，沒有實現大的超越。唐宋朝代統治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在黨項族統治時也未能避免。如母黨專權，頻繁戰爭，貪圖安逸，日益腐敗墮落。從第四代皇朝開始，放棄了先輩進取的傳統，重文輕武，片面推崇儒術，使西夏社會由盛轉衰，雖然到第五代仁宗帝時曾出現盛世景像，但已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到第七代皇帝時，蒙古族興起並且日益強大，來自蒙古的嚴重威脅和大肆侵略也加速了西夏由盛轉衰的歷史進程。晚期最大的失誤是，本應聯金、宋共同抗蒙，當政卻堅持附蒙抗金，造成社會經濟凋蔽，階級矛盾激化，到頭來蒙古還是反目為仇。
1226年起，成吉思汗率兵向西夏動用武力，六次出征西夏，先後破黑水城、瓜州、沙州、肅州、甘州和西涼府。每攻破一處，燒殺搶掠，白骨遍野。這時候的西夏已經弱不禁風，無法抗御蒙古軍。1227年，成吉思汗取積石州，期間得了重病，他立下遺囑：死後暫秘不發喪，夏主獻城投降時，將他與中興府內所有兵民全部殺掉。西夏末主見大勢已去，獻城出降，被殺。據說，蒙古軍進入西夏都城，黨項族慘遭殺害，遭滅頂之災，大火連燒三個月，西夏遂亡。幸免於難的則流落他鄉，隱姓埋名，逐漸與其他民族同化，黨項族從此消失。否則，中國當今就有57個民族了。
滅西夏後，或是出於對西夏的憤恨，蒙古自建立元朝以後，沒有寫詳細記載西夏的專史。西夏史料逐漸失散，民族文化漸漸被湮沒，淡出了人們的視野。一個曾經強大的王朝，一個輝煌民族族和他們創造的文明，徹底失傳了，成為歷史的斷檔。
眼下的西夏王陵，像一個巨大的回音壁，從中可以聽到歷史回音。這裡聽到的，決不僅僅是久遠的鐵馬兵戈，也不是大夏國的歌舞升平，更多的是歷史的反思。中華民族有起有落，曾在近代被列強分割踐踏。我們所思的是，怎樣才能夠使國家和民族強盛不衰。
西夏太祖李繼遷，為了建國立業夢想曾不懈努力，他何況不想國家昌盛，經久不衰。在天之靈他知道孫子李元昊實現宏偉大業，開辟了黨項族的王國，定會在黃河岸邊築高台，召集群雄痛飲，盛贊自己的後人。當他知道大夏國毀敗在他荒誕後代的手裡，定會憤恨不已，將那些不孝子孫一一賜死。可惜的是，太祖及後代效仿借鑒許多漢文化，但不辯真偽，把最醜陋的東西學去了，那就是封建世襲制，國家從此注定走上衰亡的路途。開國皇帝李元昊，盡管他為建國盡心盡力，但他沒有定好立國典章，連自己的皇室也管理不好，終日尋歡作樂，最終被殺，不知他臨終是否會醒悟而悔恨。或許他知道，封建皇室永遠是消耗英雄進取心、葬送江山的墳場，但是他找不到真正的出路，明知是一條死路，也只得走下去。世界就是這樣，開國帝王都將開創的基業讓後代繼承下去，萬古長存，但是事與願違 ，所有以封建家族為中心的強權都將被歷史所淘汰。
今天考察歷史，不能站在某一個角度，或從某個民族出發，而是從人類發展的角度來考察。換一個角度講，如今漢族已不同於西漢東漢，也不同於唐宋時代，而是容入了多民族的成分。中國正是因為有了多民族，各民族和睦相處，不同文化交融和碰撞，才聚集了各民族文化之長，促進了文明進步，發展成為文明古國。憑吊西夏王朝，所感所想，就是要永遠借鑒先進文明，不斷創新發展，讓中華民族永遠昌盛。
（2006年8月30日）
(西夏王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