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目前流通的一萬日元的鈔票上，印著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肖像，他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文明締造者”的著名啟蒙思想家福澤諭吉(1835年—1901年)。正是這位出身低賤而又性格叛逆的學者，在100多年前將原本崇尚中華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並推動日本一步步走向了侵略擴張。盡管我們從心理上不願接受這樣一個將日本從文明轉變為野蠻的人物。但不得不承認，在日本人民心理，福澤諭吉就是中國的康有為、梁啟超（雖然他們的變法最終未獲得成功）
一熟讀中國經典，初顯叛逆性
19世紀初，日本正處於封建社會後期的江戶時代，當時，中華文明的影響在日本仍然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武士階層，將儒教視為教養的基礎。出生於下級武士家庭的福澤諭吉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崇尚中華文化的環境中。從十三四歲開始，福澤就被送入私塾學習經史子集，光《左傳》就通讀了11遍，成為一個小小的漢學家。然而，等級森嚴的封建制度讓小福澤感到異常的壓抑，產生了強烈的叛逆心理。有一天，福澤出門時踩上了一堆廢紙，結果被哥哥狠狠斥責了一頓：“你沒長眼睛嗎？上面有老爺的大名！”福澤雖表示了歉意，但內心很不服氣：“我又沒踩老爺的腦袋！踩一下寫著老爺名字的廢紙有什麼關系！”為發泄心中的不滿，他偷偷把家裡供奉的神符扔在廁所亂踩一頓，還把叔父家供奉的“仙石”換成了普通石頭。每當家人進行祭祀時，小福澤就會躲在一邊偷笑。
1842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消息震驚了全日本，傳統的華夷觀開始動搖。1853年，4艘美國軍艦來到日本，逼迫幕府開港通商。西方人的船堅炮利讓日本人羨慕不已，一時間，全國到處都在大談學習西洋武器的重要性。第二年，19歲的福澤也加入了這股熱潮，他離開故鄉赴長崎學習炮術，之後又轉到大阪鑽研物理和醫學。在這裡，福澤學習了近代科技知識，開始疏遠、鄙視封建的儒家文化。
二、乘船遠渡歐美，嘆服西洋文明
1860年，福澤隨幕府官員乘船訪問美國，第一次見到了西方社會的發達。當這些腰裡帶著佩刀，腳上穿著草鞋的日本使節剛剛走進下榻的飯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像驚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買一寸見方的絨氈做錢包或煙盒，而美國人竟然把整塊絨氈鋪在地上，穿著鞋在上面走來走去。
1862年，福澤又隨日本使團遠赴歐洲考察，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國。由於聽說外國食宿不便，他們隨船帶了幾百箱大米、數十個鐵絲燈籠。可到了巴黎一看，他們住的旅館是五層樓，無數汽燈將室內外照得亮如白晝，飯廳裡擺滿了山珍海味，“這時不管多麼討厭西洋人，心理也不會有‘攘夷’之念了”。福澤不禁慨嘆百聞不如一見，通過考察醫院、銀行、郵政、兵制、議會等，他深刻認識了資本主義發達，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變不可，同時對中國的看法也發生了根本改變。他諷刺中國是“不擅變革之國，一兩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隨機應變，妄自尊大之風盛行……”
回到日本後，福澤立刻開始著書立說，宣傳文明開化。他先後出版了日本啟蒙思想的代表作《勸學篇》和《文明論概略》。《勸學篇》開篇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國的封建專制和儒教漢學，認為文明的關鍵是個人的自由和獨立，“個人獨立則一家獨立，一家獨立則國家獨立，天下獨立”。福澤還主張國家不論大小，應一律平等，不能恃強凌弱，“只要真理在，非洲黑人亦需畏服，本著人道，英美軍艦亦不足懼！”他意圖通過宣傳文明開化，使日本擺脫列強欺辱，實現富國強兵和國家獨立。
三、宣揚並促成“脫亞入歐”，倡建“西洋日本” ，促成了以日本的發展
然而，伴隨著日本的國家實力在明治維新之後不斷膨脹，福澤迅速拋棄了先前主張的國際公理，提出了“百卷萬國公法不如數門大炮，數冊親善條約不如一筐彈藥”的理論。福澤認為，國際關系自古以來都由武力決定，“禽獸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國，被人吞食者是落後國，日本也是禽獸中的一國，“應加入吞食者行列，與文明人一起尋求良餌”，以“在亞洲東陲，創立一個新的西洋國(日本)”。那麼“良餌”是誰呢？
1884年10月，福澤在自己創辦的《時事新報》上發表了《東洋的波蘭》一文，文章提出：15年後中國將被歐洲列強和日本瓜分，日本將理所當然地占據台灣全島和福建的一半，並野心勃勃地刊載了一份瓜分中國的預想圖《支那帝國分割之圖》。至此，福澤“文明論”的真面目終於曝光：當自己是弱者時，呼吁“真理”；一旦強大時則提倡“壓迫”。這種弱肉強食的亞洲觀，最終形成了其“脫亞入歐”的思想。1885年，福澤發表了著名的《脫亞論》，全面地闡述了“脫亞入歐”的主張。日本雖處亞洲東部，但國民精神已脫亞洲固陋，轉向西洋文明，雖常說‘唇齒相依’，但現在的支那(中國)、朝鮮於我日本無絲毫幫助，反而玷污我名，當今之計，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鄰國開明，共興亞洲，毋寧脫其伍，與西洋文明國共進退，對待鄰國支那、朝鮮，亦無須特別客氣，竟可效仿西洋人處之。”福澤的主張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度認同，在此後的100多年間，幾乎歷屆日本政府都將“脫亞入歐”作為基本國策。
四、親自參與朝鮮戰爭，影響日本百年
福澤不僅是“脫亞入歐”理論的提出者，而且還是積極的實踐者，他不僅積極參與了1884年日本對朝鮮的戰爭，還在甲午戰爭爆發前後大力要求政府向中國開戰。當時，年近花甲的福澤不分晝夜地執筆撰文，為日本的戰爭大造輿論。他先是提出甲午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事關日本前途命運，必須取勝，接著又鼓勵日軍搶掠中國財富，稱日軍“目中之所及，皆為戰利品。務要掠盡北京城中金銀財寶，無論是官是民”。他甚至還勸說天皇御駕親征。
日軍贏得甲午戰爭後，福澤認為，喚醒民眾的第一大使命業已完成，脫亞稱霸東方已成為日本的第二大使命。於是，他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另一條建議，要求清朝割讓旅順、威海衛、盛京省、山東省和台灣等領土。直到他去世前夕的1900年，還建議日本政府應乘八國聯軍侵華之際，大舉侵占中國領土。
福澤諭吉還是日本新老兩種貨幣中（日本曾於2004年發行了一套新的紙幣）中唯一沒有被更換的人物。從面值也可以看出來他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看到這裡，大家可能也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一位銀行的朋友告訴我，國家在紙幣上頭像的選擇，一般要服從以下原則：一是這個人物應該是人民眾所周知、耳熟能詳的，二是這個人物應該在國家進步史上發揮過巨大影響、產生過特殊推動力，三是這個人物值得大家以這種獨特的方式表達紀念。
在日本紙幣頭像的背後，首先回答的，是誰是國家進步史上的最重要人物的問題，更為准確地說，是評判標准和價值觀的問題。日本財務省負責人在回答人物頭像選擇的問題時說：“我們從來都是以政治家為中心的，在貨幣上更是如此，但如果從更廣泛的領域去考慮，科學、文學、男女平等對我們同樣重要。”在日本人民和政府的心目中，科學家，文學家，政治家，都對日本民族的發展進步產生過巨大貢獻。
進一步思考，日本紙幣頭像的背後，回答的是日本社會、日本政府的思想和教育導向問題。培養什麼，倡導什麼，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在紙幣頭像的選擇上。日本民眾，特別是日本的青少年，就應該成為像福澤渝吉、樋口一葉、野口英世這樣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學家、科學家，就應該以自己的努力，產生像《源氏物語》這樣偉大的作品。我們一位日本朋友告訴我，這些人理應得到全社會的尊重，值得全日本人民的崇敬和懷念的人。把他們的頭像印在紙幣上，就意味著我們可以天天和這些先賢人物在一起，長此以往，這些國家英雄就會深入人心，成為日本人民思維的一部分。
這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歷史的紀念方式。也代表了一個民族對歷史的選擇。這樣的錢，這樣的話，也許，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思考。
新版日本貨幣式樣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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