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推崇的“般若宗”存在嗎？
最近看了《佛教徒金庸——洞世方能出世》一文，其中有段話引起末學的關注，即“他對日本的佛教領袖池田大作說：‘在中國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靈上最接近般若宗。’ 般若就是洞世的智慧，洞世之後，自生出世心。”但遍觀我國的十大佛教宗派，卻沒有把般若宗列入。金庸先生說“心靈上最接近般若宗”，應不會是妄語，也不會是作者捏造。那麼，歷史上是否有這個般若宗呢？這要推溯到第一個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創立之前兩百多年，兩晉時期的般若學研究、探討、講授真是轟轟烈烈，形成了“六家七宗”，此乃佛教中國化的標識，已記入《中國佛教通史》。末學以為，金庸先生所指“般若宗”就是這個“六家七宗”——未列入中國佛教宗派，但在金庸先生心中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
金庸到新昌探班《笑傲江湖》大佛前合影
一般人不了解的是，古稱剡東的浙江新昌縣境內的沃洲山（今沃洲湖）、石城山（今大佛寺景區）、東峁山三地，高僧星聚，佛學成就占了“般若學”六家七宗中的五家六宗。現浙江新昌大佛寺風景區中的般若谷（末學第一篇博文簡單介紹了），就是全國唯一紀念這一文化史的景點。末學以為，金庸先生，肯定全力研究過“般若學”這一歷史和文化。另外，2000 年中秋時節，金庸先生曾到新昌探班央視《笑傲江湖》劇組，受到新昌縣人民政府和旅游部門的熱情接待，他還特地拜訪大佛寺方丈悟道大和尚，探討佛學、佛法和佛教宗派，曾揮毫寫下“止觀悟道、妙法修真”留贈悟道方丈。當時般若谷景點還在開發中，金庸先生對開創般若學“六家七宗”的高僧大德有更清晰的印像，並留下了“新昌山水很美，人文傳統很好”的贊語。
新昌縣全副班子領導歡迎金庸先生
現在學習佛法的人，只要肯用心，真是太方便了。大乘般若，最核心的就是“空”義，對“緣起性空”之義都可查到很現成的解析，還有各種高僧大德的要鈔、義解成書免送。但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在佛經翻譯都還不完備的情況下，眾多高僧大德僅為“空”的義解，都耗盡了畢生的心血。
回顧一下早期佛法東來的歷史，於已於人都可增信。
1、佛法傳入我國，一般以漢明帝永平十年（67年）“蔡愔等於大月氏國遇沙門迦葉摩騰,竺法蘭兩人，並得佛像經卷，用白馬馱著共還洛陽。”為開端，摩騰共法蘭在白馬寺裡譯出《四十二章經》，這是我國最早的經書。後漢末期的佛典翻譯事業，主要開始於安世高。安世高來華的年代，後於明帝永平年間大約九十年。他從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到靈帝建寧四年（171年）的二十余年間，譯出《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大十二門經》、《小十二門經》和《百六十品經》等。支婁迦讖（簡稱支讖），於桓帝末年（《高僧傳》作靈帝時）來到洛陽，不久就通華言，在靈帝光和（178年）、中平間（184年）譯出《般若道行經》、《般舟三昧經》、《首楞嚴三昧經》等，他所譯般若之經實系《般若經》的第一譯，為中土般若學的嚆矢。自後漢歷曹魏孫吳至西晉，250年中共譯出佛經700余部，1400余卷，數量可觀，但多是零品小經，少有整部全品的。
2、西晉佛教，是說從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興四年（316）建都在洛陽，共五十一年間的佛教。在這個時期，著名的佛教學者竺法護、安法欽、彊梁婁至等人分別在敦煌、洛陽、天水、長安、嵩山、陳留、淮陽、相州、廣州等地，或翻譯經典，或弘傳教義，或從事其他佛教活動，因此佛教比起前代來有了相當的發展。西晉佛教的活動，主要還是譯經。這一期間從事譯經的國內外沙門及優婆塞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護。晉的佛教義學，繼承後漢、三國，以方等、般若為正宗。由於佛教在西晉漸次流行，對道教的傳播也有所影響，因而在道教徒中有《老子化胡經》之作。
3、 東晉佛教是從晉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二年（420）共一百零四年間的佛教。佛教在東晉時代形成南北區域。北方各民族區域的佛教，發軔於西域沙門佛圖澄（232—348）；北方有二趙、三秦、四燕、五涼及夏、成（成漢）等十六國，特別是二秦的佛教，在中國佛教史上占極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為道安和鳩摩羅什。南方為東晉王朝所保有，其文化是西晉文化的延長，一向和清談玄理文流的佛教，也隨著當時名僧不斷地南移，形成了廬山和建康兩地的佛教盛況，其代表人物則為慧遠和佛陀跋陀羅。東晉時代南北兩地的佛典翻譯，作出了許多超越前代的業績：其一是《阿含》、《阿毗曇》的創譯。其二是大乘重要經論的譯出。這主要是當時譯家羅什的勞績。羅什從弘始三年到十五年共十二年間譯出經籍有七十四部（現存五十三部），其中重要的大乘經論有《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剛經》、《維摩經》、《彌陀經》、《彌勒下生經》、《首楞嚴三昧經》、《大智度論》、《十住毗婆沙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大莊嚴經論》、《成實論》、《坐禪三昧經》等，大都對於後來佛教義學發生巨大的影響，而發展有各種學系與宗派（如成實師、三論宗、天台宗等）。其次，佛陀跋陀羅所譯的《六十華嚴》為後來賢首宗根本所依的經典.......
東晉時代的佛教義學，上承西晉，以般若性空之學為其中心。在羅什以前，從事《般若》研究的，不下五十余人，或讀誦、講說，或注解經文，或往復辯論，或刪繁取精而為經鈔，或提要鉤玄而作旨歸，或對比《大品》、《小品》，或合《放光》、《光贊》，從而對於般若性空的解釋，產生種種不同的說法，而有“六家七宗”之分。六家是：一、道安（說無在萬化之前，空為眾形之始）、竺法深、法汰（說從無生有，萬物出於無）的本無義。二、關內的即色義（說色法依因緣和合而生，沒有自性，即色是空），和支道林的即色游玄義（說即色是本性空）。三、於法開的識含義（說三界萬有都是倒惑的心識所變現）。四、釋道壹的幻化義（說世間諸法都如幻化）。五、竺法蘊（對外物不起計執之心，說它空、無）、支愍度、道恆（兩家之說不詳）的心無義。六、於道邃的緣會義（說諸法由因緣會合而有，都無實體）。六家中本無家有兩說，所以合稱七宗。由於此時《中論》、《百論》還沒有翻傳，而且《道行》、《放光》、《光贊》諸本般若的文義又不暢達，故各家對於性空的解釋，不免各有所偏。只有道安的學說還符合經義，但“爐冶之功，微恨不盡”。般若性空的正義，直到羅什才闡發無遺。羅什綜合《般若》經論而建立畢竟空義，其說散見於《大乘大義章》和《注維摩經》中。後來僧肇繼承他的學說，更建立不真空義。(以上佛教史料主要摘自上海靜安寺網站《佛門春秋》)
東晉時期般若學高僧都載入了《高僧傳》，古稱剡東的新昌境內有幸成了般若學中的“五家六宗”高僧的駐錫之地。其中，竺潛（字法深），在東峁山建寺，是創“本無”宗高僧之一，說法三十年，在山館遷化；其高徒竺法蘊創“心無義”宗；支遁（字道林），先在沃洲小嶺立寺行道，創即色宗，晚年移石城山立棲光寺，兼有高僧和名士的雙重身份，在文學史上有很高地位；在曇光祖師開創石城山隱岳寺同時，於法蘭創立了元化寺，兩個高徒於法開、於道邃分別創立了“識含”宗、“緣會”宗。
這些高僧中，竺潛和支遁在文學史上留下了“買山而隱”的典故（這典故常在唐詩詩句中出現，如“孤鴻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洲山，時人已知此）:支遁羨慕並想追隨竺潛到剡東隱居，派遣使者向竺潛買沃洲小嶺，竺潛答復“欲來當給，豈聞巢由買山而隱？”，道林聽聞後深表慚愧，最後不用一錢得小嶺，養馬、放鶴，在山水中盡其性情。而於法蘭、於道邃師徒是最早去西域求經的高僧之一，在當時對般若空義有眾多歧義不能統一解說的情況下，深感經文之不足，於法蘭在“大法難興，經道多缺，若聞一圓教，夕死可也”的慨嘆中，率徒遠適西域，但沒能像唐三藏一樣取得圓滿而歸，至交州遇疾，終於像林（今越南境內）（《大佛寺寺志》載）。但高僧的精神是一樣可貴的。
至此，末學已花了一個工作日時間，把有關“般若宗”的歷史產生過程和古代高僧大德情況作了摘錄，各位同仁或讀者閱後定對金庸先生“心靈上最接近般若宗”，會有一定的理解了。
天姥山下，東晉高僧名士的沃洲淨土，今已成湖泊風景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