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鄭家大屋·鄭觀應
澳門鄭家大屋, 是近代著名思想家鄭觀應的祖屋，位於媽閣街側的亞婆井龍頭左巷10號,現址占地面積4400平方米。當年，也許是高牆四築，院內房宇錯落有致，庭院曲徑通幽。今雖已荒廢，但依稀仍可一窺它的宏偉與堂皇。大屋的建築特色是古雅的19世紀中式院落式大宅，但又受17、18世紀葡式住宅及西方古典風格的影響，是近代澳門嶺南派宅院的代表，是澳門保存完好的最古老的中國傳統大型民居建築。
進了門樓便是一條長巷，從長巷往裡走，右邊是逾丈殘牆禿壁，青磚厚實，砌有窗花，古樸雅致。高牆盡頭是正門洞，由兩道門構成。前門額書“榮祿第”，後門高懸“榮德厚施”橫匾。據說，1887年，我國北方發生“丁戊奇荒”，赤地千裡，餓殍遍野，慘不忍睹。鄭觀應與其父鄭文瑞為賑災宵衣吁食，不遺余力，先後募銀14萬2800余兩。李鴻章等奏請朝廷批准，封賜榮祿大夫，“榮祿第”由此而來。“榮德厚施”就是李鴻章對他父子的直接贊語。
建築沿媽閣街方向縱深達120多米，以青磚為主要建築材料，依序布置了大門建築、僕人房區建築及主門樓後的兩座並列的合院式建築。主房區主要由兩座四合院式建築組成，兩房區之間以大內院相連。府第內樓房林立,陌巷通幽。其內庭的格局則以中國傳統式大宅為藍本，但卻處處體現中西結合之特色。其中中式建築手法主要表現於屋頂、梁架結構，建築材料檐口牆體之彩繪及泥塑淺浮雕。內院中多樣的窗戶，以及主入口自檐口往內收退的處理手法，還有趟攏門等，而西方或外國之影響則印證於一些室內天花的處理、門楣窗楣的式樣、檐口線，源自印度的雲母窗片，以及外牆之批蕩等。宅門入口檐壁上有中式壁畫，為典型傳統中式風格，門廊內牆身上設有神龕，而天花則是西式泥塑圖案裝飾。門廊內有花崗石梯級過渡至地平稍低的主建築群空間。與傳統中國民居不同的是，主建築群各房區入口全部飾以兩重花崗石門框，一色面向西北，各門排成一條直線。大宅內古色古香,有主人用過的古井,有鄭觀應手植的紫荊花。據曾租住大屋的澳門居民說,至抗日戰爭期間,客廳還掛有李鴻章的題詞。
鏈接一:鄭觀應其人
鄭觀應（1842-1922年），三鄉雍陌人。原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別名杞憂生、慕雍山人、羅浮侍鶴山人。生於廣東香山縣(今為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七八歲時遷澳門居住。鹹豐八年（1858年）鄭觀應17歲時放棄科舉，離開澳門，遵從父命到上海從商。此後二十年左右，先後在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擔任買辦，又自已經營貿易，投資輪船公司。光緒六年（1880年）後，先後由李鴻章札委為上海機器織布局總辦、輪船招商局幫辦、總辦、上海電報局總辦。早年雖廁身洋行，但關心時政，熱心西學，為洋務派出力，而在思想上與洋務派又有分歧。中法戰爭期間，奉調赴粵會辦湘軍營務，曾只身深入暹羅與金邊、西貢偵探敵情，反對李鴻章在上海議和。因受洋務派排斥和外國公司迫害，在經濟和政治上受到打擊，便注意研究財務，19世紀80至90年代初逐漸形成維新改良思想。以"道"、"器"的關系表述舊學和新學的對立，並以"由博返約"作為向西方學習的途徑。主張變革以御外侮，認為"欲張國勢"，就必須改變專制，實行議院制，廣辦學校，培養人才。譴責洋務派"舍本圖末"，"遺其精義而襲其皮毛"，根本不可能抵御外悔。強調"以商戰為主"，指出："欲制西人以自強，莫如振興商業"。即發展本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論商務之源，以制造為急，而制造之法，以機器為先"，即建立本國的機器制造業。要求實行護商政策，采取"收回海關、保護關稅、裁撤釐金、自由投資"等護商措施。光緒十八年（1892年）後，與盛宣懷集團關系密切。是年由盛保舉，重入輪船招商局。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任漢陽鐵廠總辦。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任粵漢鐵路公司總辦。19世紀90年代以後，思想趨於保守，後竟擁護清政府的假立憲，敵視革命運動。辛亥革命後，鄙視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厭惡軍伐混戰。
盡管他為報國的抱負作著不懈地努力，但他的主張並不能為更多的人特別是朝中能采納，1885年5月下旬，事業遭受嚴重挫折的鄭觀應以養病為由，不得不棄仕還鄉，回到了在澳門下環龍頭左巷的鄭家大屋，從此深居簡出，在這裡潛心整理了先前所著述的《易言》，寫作成了《盛世危言》。他思考著“天之心在民”，天心即是聖心，聖人之心，呼吁變法維新。他思考著“天心仁愛”，召喚幾千年來的大同理想。他想以另一種方式強國濟民。著作有《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後編》、《羅浮侍鶴山人詩草》等。
在60多年的 “商戰”中, 鄭觀應把自己造就成為著名的改良思想家、實業家、教育家、詩人和旅行家。光緒二十年（1894年），一部體現他成熟而完整維新體系的《盛世危言》終於殺青。作為鄭觀應的代表作《盛世危言》,是一部思想學術水准極高的巨著。在他的這部警世論著中,充分體現了他秉正直言的精神,勇敢地提出了“千古無不變之法,亦無不敝之政”的論斷。他的思想不僅影響了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和毛澤東等幾代偉大人物,就連支持變法的光緒皇帝也親自下令加印兩千部,賜給殿下群臣閱讀學習。之後，維新變法開始了，其政治、經濟舉措與《盛世危言》所倡導的非常一致。可是,誰曾想到,這部書是他在澳門貧病交加時完成的,由此可看出他的救世之心。作為思想家，鄭觀應的政治主張極富哲理。“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必首在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這是些至理名言影響了幾代人，直到今天仍然適用。後來，一個年輕人慕名拜訪了鄭觀應。鄭觀應與他的一席長談，使這個年輕人堅定了自己的大同夢想。這個年輕人就是孫中山。同樣的，毛澤東也深受他的影響。當年毛澤東從校友手中得到《盛世危言》如獲至寶，深夜裡把窗戶遮起來悄悄看《盛世危言》，不讓燈光透出去，怕父親知道。他還是入迷地看著，徹夜難眠。循著書中的論述，想著大地民生，人民的疾苦。
鄭觀應故居位於三鄉鎮雍陌村。建於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坐北向南，為硬山式磚木結構，前後兩進，中間天井加蓋改為住房，面積約204.5平方米。該故居為鄭觀應於1903年出資為其父鄭啟華而建造。現故居門額鑲嵌一塊長2.35米、寬65釐米的石匾，楷書陰刻："秀峰家塾"四字，落款："光緒二十九年孟春立"。有灰雕、牆畫。屋內保存有木雕鏤空神樓、神台，並雕有人物、花鳥、獅子等，具有中山清代的雕刻藝術特色。屋內還存有："奉旨出使暹羅查辦事件"、"欽命廣西分巡左江兵備道"兩塊木匾（已破損）。該故居現由鄭福田代管和居住。現保存良好。
鏈接二:失火後得到修葺
2007年5月27日晚，澳門正在修葺中的名人故居“鄭家大屋”突然失火，幸虧消防人員快速趕到，及時撲救，才未造成大的損失。位於媽閣廟附近龍頭左巷的“鄭家大屋”是中國近代著名改革家和教育家、《盛世危言》作者鄭觀應的祖居，迄今已有120多年歷史。消防人員說，“大屋”晚上9時許傳出火警，消防局立即派出消防車。初步控制火勢以後，改用噴灑式水頭居高臨下撲救，以求最大限度地保護文物。澳門特區政府計劃投資3000萬澳門元恢復“大屋”原貌。“鄭家大屋”除按原貌進行一系列的維修工作外，澳門文化局計劃於原址設立“鄭觀應故居紀念館”，並籌備開辦“鄭觀應文史研究中心”，以搜集、整理、收藏和研究鄭觀應的檔案及文獻。澳門博物館現公開向社會征集有關鄭觀應及鄭家大屋各類文物及資料，希望得到澳門及各地熱心人士積極響應及參與。
鏈接三:鄭觀應·《盛世危言》·鄭家大屋
《盛世危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部影響巨大的政論專集。１８４０年鴉片戰爭以後，林則徐首先在澳門打開了一扇西看世界的窗子，以後西學東漸，１９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一股憂國憂民、研討富國救時良方的熱潮。在群言浩瀚中，《盛世危言》是９０年代初一部警世醒時、震動朝野、傳誦數十年的巨著。會辦商約大臣盛宣懷讀了這本書，致函作者鄭觀應，再討２０部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①禮部尚書孫家鼐、江蘇藩司鄧華熙還先後三次把《盛世危言》推薦給光緒帝。這位思想家比較開明的皇帝讀了，也大為賞識，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①。自此“京都各地索者絡繹不絕”。鄭觀應自己又刻印了５００部，幾年之內朝野翻印２０多次，共１０多萬冊，科舉考試也常以該書“所序時務為題目”。不久，這本巨著又流傳到日本、朝鮮等鄰邦，風行一時。以後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它都曾起過啟蒙和催生的作用。有學者認為，康有為的《大同書》，不少來自《盛世危言》。總之，康有為、梁啟超、光緒帝、孫中山、毛澤東等都從這部政論專集中獲得教益和啟迪，該書影響的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謂是罕見的。
澳門是《盛世危言》思想孕育的發祥地
《盛世危言》和澳門這小小的半島有非常密切的關系。作者鄭觀應（１８４２－１９２２年）世居澳門，晚年也有不少時間在澳門祖居鄭慎余堂養病寫作。他的父親鄭文瑞在本澳設私塾授徒，鄭觀應先生自小在澳門受教育，１７歲參加香山縣的童子試落第，才離開澳門赴上海當商務學徒，並隨叔你學英語。１８６２年，２１歲的鄭觀應開始搜集資料，醞釀撰寫政論文，其中不少在上海《申報》上發表。到了１８７３年，他把這些“觸景傷時”的作品，編成《救時揭要》結集出版，這就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申報》於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４月３０日由英國商人美查（Ernest Major）在上海創辦。鄭觀應先生是我國知識分子最早一批向報章投稿的人。《救時揭要》兩序一跋均注明寫於同治十二年冬至，集中２４篇幅文章應該完稿於１８７３年冬至之前，從內容上看，第一篇《澳門豬仔論》到第七篇《澳門窩匪論》題材全來自本澳社會現狀，也是澳門當年販賣勞工，窩娼聚賭，鴉片流行，洋人劃疆分治，官紳無力保關護民……這些使少年的鄭觀應感觸很深。他在《澳門窩匪論》一文中說：“盜賊之熾，奸宄之多，余足跡半天下，從未見有如澳門之甚者也！”他呼吁清政府加強管治，關注子民的人身安全和國家關稅的權益。他的文章不但如實紀錄了１９世紀中澳門社會罪惡的面，切中時弊，也反映了鄭觀應先生一生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懷，以及改良主義的思想是在澳門萌芽的，他的第一部著作是在澳門孕育的。
為了使自己的思想主張不斷完美，１８８０年，鄭觀應先生又把他後來寫的３６篇論述，另輯一冊，取名《易言》，以杞憂生的筆名出版。他從商業、科技、法治、教育等方面，因“思挽時局”而抒發“內心積感”②。《易言》的題材比《救時揭要》更為豐富，而富國救時的主導思想則與《救時揭要》和後來編著的《盛世危言》都是一脈相承的。簡直可以說後二者是前者的續編。１８８６年，鄭觀應先生開始醞釀《盛世危言》的構思，從執筆、輯錄、刪正，補充、修訂一直到１８９３年，五卷本才能刊出，曾獲光緒御覽並推薦的就是這個版本，此後一紙風行。到１９００年他又花了不少心血，增訂新編八卷本問世。１９０７年，他回澳隱居期間，憂國憂民之情更殷，開始編輯《盛世危言後編》，至翌年下半年，這部傾一生心血的力作，才在“澳門鄭慎余堂寓所”①續成，分為１６冊。１９１９年他自資印出樣本３５０本，１９２１年再修訂後由上海翰華閣書店刊行問世。前後歷時三分之一個世紀，縱橫審視十余國，力論“中、外盛衰治亂之道”、“國家求富強之法”、“學者修己治人之方”。論點鮮明，論據充實，是他獨自經商，以及協襄洋務６０年的親身實踐，涉足中外各大城市，對比中外、東西輿情的心得體會，也是他“目擊時事，利權日損，漏卮日多，而惓懷家國之念昕夕不忘”，因而“究心當世之務”③的心路歷程的忠實紀錄，是他不斷提高和完美的政論主張。
《盛世危言》是當時改良主義思想的先驅
《盛世危言》是一部標志當時思想學術最高水平的巨著，是鄭觀應的代表作。夏東元先生評價鄭先生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李澤厚先生評價鄭觀應先生是中法戰後至中日戰前改良主義變法維新思想的代表，由微弱的經濟改革前進到微弱的政治改革；由不脫洋務色彩到具有自己獨立的性格。眾所周知，中日戰爭，是引起國人頓悟的一役，而在這一役前而達到這個認識高度，是難能可貴的，是當時先進思想的代表。
在政治上，鄭觀應先生是最早提出政制改革的人。在《易言》中，已提出設議院的主張，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並“體察民情，博采眾議”，目的是謀求“長治久安之道”③在洋務派只熱衷購買洋槍洋炮、輪船機器，而不敢觸動封建統治體制一根毫毛的時代，而早在１８８０年之前，鄭先生立憲，提議知識分子參政，在當時是相當新穎而大膽的主張。他批評洋務派喪權辱國的外交政策，而主張把“攘外”作為救國首要任務，把“速立憲法”作為達到富強的政治保證。這些見解比一般洋務派高明得多。持這種主張的人，當時是少數。郭嵩燾當年就因為能比政體上深察時弊，客觀地介紹西方民主立憲的優點，引起朝中非議和圍攻，外交家薛福成也是９０年代出使英日意比四國之後，“始信侍郎（即郭嵩燾）之說”④，才明白單純學習西方的技藝，或者致力經濟發展而不觸動舊的政治體制是不行的。“效法西洋”的根本，就必須像鄭、郭兩位先進人物所分析的那樣，必須改革政制，才能與民族資本工商業的發展相適應。當時改革的目標，是君主立憲，改革封建統治者的專政獨裁，那正是十多年後戊戌政變提出的目標。近年才發現的鄭先生１８８４年《南游日記》原稿閏五月十九日旅次新加坡中記：“余平日查西人立國之本，體用兼務，育才於書院，論政於議院，君民一體，上下同心……中國遺其體效其用，所以事多杆格，難臻富強。”夏東元先生因而論證“科學與民主二者有機的聯系的見解，是鄭觀應先生最早提出來的⑤。
在經濟上，鄭觀應有許多實際的體會，因而能提出許多獨到而深刻的見解和政策，這是他的改良主義維新思想體系中的核心，也是他較為突出的貢獻。鄭先生堪稱中國第一代民族資本家的精英。他１７歲廁身商界，從雜工開始，３１歲成為“腰纏十萬”富商；從外商洋行買辦到投資貿易、航運、礦務、電線、機械等行業，躍為中國第一代的實業家，其才干和膽識不但使他的事業有不斷的成就，其識見和經驗更為洋務派所賞識，先後得到盛宣懷、李鴻章等的器重，委辦官方商務和軍事活動。在中法戰爭時，被委派向美國購買槍炮軍火，被派到南洋諸國暗探敵情，到港澳查緝私販軍械案，可見他是洋務派中一位精明實干人才。１８９２年招商局被外資怡和、太古夾攻，情勢惡劣，盛宣懷也想請鄭先生“稍出奇兵”克敵制勝……可見他對商戰也是頗有經驗和氣魄的。事實上，他也忠心耿耿地從愛國感情出發，向洋務派提出許多有見地的建議，例如反對掛洋旗的貨船僅納子口稅，建議鋪設長江、浙江電線，獻議天府之國——四川建築鐵路干線，提議引進美國優種棉籽，在發展大海輪之前預購碼頭用地等等。這一系列的主張和活動都是見聞廣博、信息靈通而有遠見、有魄力者的表現。但是，在腐敗透頂的官僚資本和財雄勢大的外國資本排擠和壓迫下，鄭先生屢受挫折、誹謗，加上個性樂善好施，“輕言重情”⑥弄到晚年貧病交迫，還因保薦他人被連累在香港被羈留經年。因此，他在經濟方面的卓識遠見除了得諸勤奮好學之外，與他豐富的成功經驗和沉重的失敗教訓是密切相連的。鄭先生認為要救國，首在富強；要攘外，主要靠在商業上打勝仗。要在商戰上取勝，必須建立工業作為後盾，政府有必要扶助民族資本，發展資本主義。後來孫中山先生也繼承了這一主張，成為三民主義的一大內容。到了晚年，鄭先生看透了官辦洋務的種種弊端，非常氣憤，提出企業“不由官辦，專由商辦”的主張。１８９５年他提出：“專制之國，政府動施壓力，且現無商律。縱有商律，尚無憲法。”這反映了鄭先生的法治思想。他還認為中國的工商業者應效法西方，組織商會，團結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要求政府實行護商政策，收加海關，保護關稅，裁撤釐金，自由投資等。當年，這些主張是很先進的，今天也很有參考價值。我們再看看一個世紀來日本經濟飛躍世界前列的軌跡，對比之下，就會感到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實踐家，其聰明智慧是毫不遜色的，可惜他們長期處於無權的地位，而中國封建頑固保守勢力卻如此根深蒂固，確令人慨嘆。看來要當政者采納先進思想，做到科學決策，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要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制度就更難了。
倡導國家興衰根本在教育的先進主張
在教育上，鄭觀應先生的主張也是很有遠見的。雖然他對科舉采取可改不可廢的態度，看來是保守一點，但實際上他從１９世紀７０年代開始就極力介紹西方學制。在《易言》中有《西學》篇，他熱心推薦德國學制，贊揚其平民教育、女子教育的發達。並指出初等、中等教育必須上下連貫，建立一個完整的學制；提出西方以“必用之書”作為教材，以“因材授學”的方法，培養出各種各樣有真才實學的人，是我們應該仿效的。他認為，國家要在軍事、經濟上“制勝於人”必須仿效的。他認為，國家要在軍事、經濟上“制勝於人”必須仿效西方教育。因此，他已能明確地認識現代教育的社會職能。在《盛世危言》這本巨著裡，論教育的部分放在總論《道器》一篇之後，分為《學校上》、《學校下》、《西學》、《女教》、《考試上》、《考試下》六文，還附王紫銓、李提摩太、何沃生等有關教育的重視。鄭先生在下列四個方面對改良主義思想作出重要的貢獻。
第一，鄭觀應先生最早論證教育在自強運動中的重要地位。他高瞻遠矚地提出：“國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學校，則人才不出。”他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富強，根本原因是“強於學，非強於人”。因此，為國家培養和儲備人才，就成為他富強國家的基本建設。他分析西方國家“士有格致之學，工商有制造之學，農有種植之學，商有商務之學”，學用一致，就有力量；他反對依賴洋工洋匠，反對把教育大權交到洋人的手上；他主張學堂要以“天球、格致、農政、船政、化學、理學、醫學、言語、政事、律例”⑦等豐富的、現代的、各專門的衫學科，來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為自強運動開發智力資源，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他的見解，比之只講求學習西文西藝的洋務派，確是高明得多。
第二，鄭觀應先生最早倡議建立西方近代學習制。大家知道，西方近代學制的逐步形成和不斷完善，是近代工業革命對勞動者文化水平要求的直接反應。鄭先生是中國第一代的民族資本家、實業家、改良主義的理論家。資本主義在中國還沒有充分發展的１９世紀後２０年，他就倡導在中國建立近代學制的思想是超前的。他建議州、縣地方設小學，縣、府設中學，京都設大學，循序漸進，上下銜接，教以先進的科學，“每科必分數班，歲加甄別以為升降”，“三年則拔其優者”⑦評為秀才、舉人、進士等功名出身。這些主張已經具備一個班級授課形式的、有固定年限的、通過考試升級的三等銜接的近代學制的雛型。在此之前，李提摩太等曾撰文介紹西方學制，但構思中國建立完整學制，卻是鄭先生研究西方教育而聯系中國實際的結晶。雖然這是一個較粗糙的、改良主義的方案，但到底是找到一條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當年歷史條件所能接受的。維新變法以失敗告終，但廢科舉，興學校是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1902年張之洞主持制定《壬寅學制》，次年又頒行修改的《癸卯學制》，也是受了鄭先生思想的影響。國內學者認為，康有為在他的《大同書》中關於學制的設想與他《公車上書》所提的相差很遠，而與鄭先生的倡議有更多的一致性⑧；周德昌教授認為，鄭先生的言論是後來百日維新“變科舉、興學校”思想的直接來源⑨。
第三，鄭觀應先生最早提出變書院為學堂的主張。他和他同時代的人都是極力批評科舉制度的。一方面由於他的改良主義思想，另一方面又出自他作為實業家的經驗，比較注意考慮經濟條件，主張把書院變為學堂。他建議“仿照泰西程式，稍為變通”，“使之有學校之實”⑦，也就是說，改良書院，授以西方學校實用課程，文科教文學、政事、言語、格致、藝學、雜學六門；武科分陸軍和海軍，也分別授以專門課程。這個主張不失為實際可很的辦法，後來也成為百日維新的具體措施。光緒帝諭令：“自應以省會之大書院為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為小學，皆頒給《京師學堂章程》，令其仿照辦理。”諭令中所提及的章程，是梁啟超先生所草擬的，我們從中看到，鄭觀應先生的主張，康、梁、光緒差不多都是“照單全收”的。其中各級授予的功名，為生員、舉人、進士等也與鄭先生的設想一模一樣。
第四，鄭觀應先生是最早提倡女子教育的先驅者之一。他最早期的作品，已反映出男女平等觀。在《救時揭要》中的《勸戒溺女》篇，提出不分男女，“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批評重男輕女的封建傳統，辦斥溺斃女嬰的殘暴。在《盛世危言》中，他專立一篇《女教》力陳女子受教育的合理和有益。第一所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女子學校是１８９６年鄭先生的朋友經元善在上海創辦的“經正女學”。到維新變法後，中國女學才逐步增加，維新運動成員陳子褒１８９８年從日本回到澳門辦學，也開澳門學校招收女生之先河。這些都是鄭先生倡議後十年八年的事了。
鄭先生的祖屋 澳門有價值的文物
鄭觀應先生的祖居在哪？就在澳門下環區的龍關左巷１２號——俗稱“鄭家大屋”。這是鄭先生的父親鄭文瑞所建的大夫府第。它後倚西望洋山，高牆外參天老榕成蔭，西北面向海灣，遠眺灣仔銀坑一帶，風景怡人。鄭觀應先生有兩首七絕《題澳門新居》：
一
群山環抱水朝宗，雲影波光滿目濃。
樓閣新營臨海鏡，記曾夢裡一相逢。
二
三面雲山一面樓，帆檣出沒繞青洲，
依家正在蓮花池，倒瀉波光接鬥牛。
詩中並附注：“先榮祿公夢神人指一地曰：‘此處築居室最吉’，後至龍頭井，適乎夢中見，因構新居。”
鄭文瑞先生又名鄭啟華，古道熱腸，樂善好施，1871年參與倡建澳門鏡湖慈善會，成為倡建值理之一；1876年江南旱災，老人身居濠鏡，卻關懷大陸同胞，“捐資為倡，並諭伊子鄭觀應等在上海籌捐”①及後山西、陝西、河南、直隸各地有災情，鄭氏父子都多次賑災捐獻。李鴻章等奏請皇帝將鄭氏父子捐賑事跡載入原籍《廣東省志》和《香山縣志》，於１８８１年獲朝廷批准。這是鄭家一頁光榮史。鄭文瑞先生是沒有得到功名的文人，榮祿大夫的名銜是封賜的。今天，在鄭家大屋二門“榮祿第”三個大家下面，還掛著一塊大橫匾，上書“崇德厚施”四個大字，上款：誥封榮祿大夫鄭文瑞……，下款太子少保兵部侍郎山西巡撫一等威毅伯曾國荃。字跡雄勁有力，“崇德厚施”就是表彰鄭氏父子賑災有功的題詞。曾國荃是１８６４年攻破天京，縱火七日的浙江巡撫（湘軍頭子曾國藩的胞弟），因而“加太子少保封一等伯爵”。他當山西巡撫，是１８７５年到１８８１年，由此判斷，這個題字一定是在１８８１年，因為接著他就升任陝甘總督了。
據曾租住鄭家大屋的澳門居民說，抗日戰爭期間通奉第樓上客廳還掛著李鴻章的題詞；二門內的主體建築——“通奉第”兩旁垂下對聯；“前迎鏡海，後枕蓮峰”。這對聯據說是鄭觀應先生的墨寶，但與鄭先生的其他手書比較，難叫人入信。巨宅古色古香，還留有老樹古井，府內樓房林立，巷內有路通幽，可惜花園中也加蓋了房舍，圓形的裝飾門安裝了鐵閘，磚牆裂痕累累，檐頂雜草叢生，各式造型別致的窗門分別換上不同的玻璃或釘上護板，屋檐的浮雕造型難辨，頓感黯然失色，倒是牆上青瓷通花磚仍光彩依然。
鄭家大屋建於何時？根據上列資料，它很可能始建於晚清１８８１年，與曾國荃任山西巡撫最後的一年。但府第大概不是一次建成的。鄭觀應先生在預立的遺囑中有說：“歷年仰事俯蓄並陸續資助先嚴建造澳門龍頭井之屋……”⑥鄭文瑞先生共有九個兒子，為官為商，次子鄭觀應只屬“資助”建造巨宅。但自新宅建成以來，鄭觀應卻經常回澳門住在裡面。１８８４年，鄭觀應先生為督辦粵防軍務大臣彭玉麟（則直）委派，攜妻妾從上海回穗。妾趙氏入門兩年才第一次“歸睹澳門本宅”，而且一住七年，“事翁姑”與“妯娌”相處，至１８９１年才隨夫移居羊城。在鄭先生年譜中，可見他經常回澳度歲，探望雙親，父母逝世，兩次回澳守制，及晚年養病、隱居、修道等在府第的紀錄也不少。《盛世危言後編》也就是在這裡撰寫、整理和補遺的。
鄭觀應先生晚景凄涼，閑居澳門，欠債累累，得到兄弟戚友“竭力相助”，盛宣懷也曾加以援手，除借兩筆款項外，１９１５年，還把自己新購的招商局股票作為鄭觀應的紅股，另花紅一二萬兩，為使鄭晚年可以“敷衍”過得去。但鄭先生執意退回股票，聲言將這些股份的余利拿來辦幼兒園，自己只受職拿花紅。由此可見鄭先生既熱心教育又頗為克己。鄭先生熱心助人，有江湖義氣。他認識孫中山先生，而且多次給予資助，１８９４年，他親自寫信給盛宣懷介紹剛從澳門到廣州行醫的孫中山先生：“孫醫生欲北游津門，上書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蘊”①孫中山先生上書李鴻章，首先得鄭觀應先生的引薦，也是由鄭先生提出清李鴻章為其辦理游學泰西的護照的。結果如願以償，當年１０月，孫即赴檀香山並於該地建立興中會。在《盛世危言》中，鄭先生還輯錄了孫中山先生的兩篇文章。當年孫中山２８歲，鄭比他長２４歲，可謂同抱救國救民理想的忘年交，這也是與澳門有關的一段珍貴的革命情誼。百日維新失敗，康、梁倉促逃避海外，據說鄭先生一度在澳門家居收藏康有為的母親以及梁啟超一家。他的好友經元善因上書勸慈禧不要廢光緒另立大阿哥，觸怒西太後，１９００年被通緝逃到澳門，鄭觀應先生親函澳門親友照應（後請廷向澳督施加壓力，經先生被逮，曾因禁於大炮台）。可見鄭先生利用澳門的老家，也做過一些有意義的事。
今天，榮祿第變成“七十二家房客”的古老大院，但它的歷史價值在澳門是僅次於孫中山先生的遺跡的，這裡誕生了一部凝聚著澳門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情懷的巨著——《盛世危言》，它是一位中國歷史上先進人物的故居。
注：
1見夏東元《鄭觀應年譜簡編》。
2見王韜《易言》序。
3見鄭觀應《盛世危言後編》自序。
4見鐘叔河《走向世界》。
5見夏東元《南游日記》及其體現的先進思想。
6見鄭觀應《香山鄭慎余堂待鶴老人囑書》。
7《鄭觀應集》。
8見崔運武《論鄭觀應對近代學制的倡導》。
9見周德昌《中國近代教育史》。
10見《中國近代史詞典》。
11見鄭觀應《妾趙氏墓銘》。
12見鄭觀應《致盛宣懷書（二）》，香港中文大學藏。
13見《鏡湖醫院１１５周年紀念特刊》。
（作者（澳門）劉羨冰，是澳門教育界知名人士、澳門商訓夜中學校長、澳門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該文原載澳門《文化雜志》中文版１９８８年第６期）
鏈接四:《中國近代先進思想家鄭觀應》
鄭觀應，本名官應，字正翔，號陶齋，又號居易、杞憂生，別號待鶴山人，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人，1842年7月24日生於封建地主知識分子家庭。他不但是我國近代著名的思想家、實業家、經濟學家，而且是中國第一代民族資本家，改良主義的理論家和愛國者。
鄭觀應先生給我們留下極其豐富的著作，單行本有《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南游日記》、《長江日記》、《西行日記》、《居易初集》、《中外衛生要旨》，還有大量的散文、詩歌、書信、游記、日記等約200多萬言。其中《盛世危言》是中國近代史上一部影響巨大的政論專集。1840年鴉片戰爭後，林則徐首先在廣東打開了一扇看世界的窗子。以後西學東漸，19世紀下半葉，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一股憂國憂民，研討富國求時良方的熱潮。在群言浩瀚中，《盛世危言》是19世紀90年代初一部警世醒進，震動朝野，傳誦數十載的巨著。會辦商約大臣盛宣懷讀了這本書，致函作者鄭觀應，再討20部分送“都中大老以醒耳目”；禮部尚書孫家鼎、江蘇藩司鄧華熙還先後三次將《盛世危言》推薦給光緒皇帝。這位思想比較開明的光緒皇帝讀後也大為賞識，下旨“飭總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閱看”。從此“京都各地索者絡繹不絕”。鄭觀應自己又刻印了500部，幾年之內朝野翻印20多次，共10多萬冊，科舉考試也常以該書“近序時務為題目”。不久，就部巨著又流傳到日本、朝鮮等鄰邦，風靡一時。以後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中，它都曾起過啟蒙和催生的作用。有的學者認為，康有為的《大同書》，不少來自《盛世危言》。魯迅先生稱贊：“鄭觀就先生是一位令我十分尊敬的作家。”蔡元培先生贊揚《盛世危言》是“以西制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的佳作。總之，康有為、梁啟超、光緒皇、孫中山、毛澤東等都從這部政論專集中獲得教益和啟迪，該書影響深遠，在中國近代史上可謂罕見。
《盛世危言》是當時發言改良主義思想的先聲
“有國者苟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簡短的幾句話，把御外侮與振工商以致富強，以及改良政治體制以適應和加快經濟發展的關系，表達得十分清楚。這是鄭觀應心路歷程的表述，是他60余年社會實踐的經驗總結，也是他一生大量著作中的思想結晶。鄭氏一生經歷過英法聯軍侵略中國、庚申之變、中法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八國聯軍入侵等重大的屈辱事件，目睹日益嚴懲的邊疆危機和中華民族瀕臨被瓜分的慘禍，於是鄭氏把“攘外”作為救國的首要任務，把“速立憲法”作為達到富強的政治保證。這反映了鄭觀應先生一生憂國憂民的深切情懷。
《盛大世危言》是由他的《救進揭要》、《易言》發展而來，於19世紀80年代後期居於澳門時所輯著，是鄭氏社會改革的理論著作，是當時改良主義思想的先驅。《盛世危言後編》則是鄭氏一生實踐的紀錄，於1909年在澳門著成。它們涉及到政府吏治、財政經濟、軍事國防、外交、文化、教育和新型人才培養，乃至女教、女權、社會風氣和結構改造、慈善福利、流民和犯人如何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等等，均有闡述且多有創新。是當時同類著作中論述總是最廣泛、水平最高者。特別是關於發展經濟方面的論述，明顯的高人一籌。他認為，市場上與洋商角勝，靠實力；談判桌上與列強討價還價爭權利，靠實力；軍隊在戰場上取勝，仍靠實力。他認為：“實力”包括範圍很廣，但歸根到底是經濟實力。故。應將經濟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加速進行。
怎樣搞活國家經濟呢？從生產過和到流通過程，從改進技術降低成本到充分挖掘和利用資源，鄭氏都有合乎邏輯的精辟論述，但始終如一突出強調的是兩條：一是人才，二是資本。他一直呼箴：“國之盛衰系乎人，實業成幾系乎人。”沒有與改革相適應所需要的人才，不管有多麼美好的設想，都將成為泡影。對於醬，鄭先生明確認識到，發展實業必需有充裕的資金，除了想辦法籌集國內資金例子如設股分公司招集股金，辦銀行以集“舉國之財”，用於急需的實業等等外，還擔出開辟“萬國商場”的設想，認為邊省地方就“大開門戶”利用各國的資力，例如海南省和廣西北海就可以這樣做。他還診斷中國的工商業者應效法西方，組織海關，保護關稅，裁撤釐金，自由投資等。在近百年前，鄭觀應已有這格構想，真不愧為有膽有識和有遠見之士。
為了追求中國現代化，鄭觀應這位中國近代民族資本家代有，從1858年起，親自經營實業60余年，先後擔任過洋行買辦及輪船招商局、電報局、上海機器織布局、漢陽鐵廠、粵漢鐵路等中國近代幾個大型企業的幫辦、會辦、總辦等要職，從挽回民族利益出發，經營商業，投資工業，活躍在上海、天津、重慶、廣州、香港等大城市。在他精辟的論述中，提出“富強救國”，強調著作是非常有鬼力和生命力的，至今讀之猶頗有新鮮感。《盛世危言》等重要著作，形成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在今天的中國改革開放中，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提出國家興衰根本在教育的先進主張
對於教育，鄭觀應的主張是很有遠見的。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他就極力介紹西方學制。在《易言》、《西學》篇裡，他熱心推薦德國學制，贊揚該國發達的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指出初等、中等教育必須上下連貫，建立一個完整的教育體系。他倡議仿效西方以“必用之書”作為教材，以“因材授學”的方法，培養出各種各樣有真才實學的人才。他認為，軒家要在軍事，經濟上“制勝於人”，就必須仿效西方教育。在《盛世危言》這本巨著中，他把論述教育的部分放在總論《道器》一篇之後，分為《學校上》、《學校下》、《西學》、《女教》、《考試上》、《考試下》六篇，組成第一個專題，反映了他對教育的重視。鄭觀應還在下列四個方面對改良主義的教育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觀應最早論證教育在自強運動中的生要地位。他高瞻遠矚地提出：“國之盛衰系乎人，不修學校則人才不出。”診斷人才之盛衰在乎學校，國家培養和儲備人才，是富強國家的基本建設。他分析西方國家“士有格致之學，工商有制造之學，農有種植之學，商有商務之學”。他認為：“學用一致，就有力學、言語、政事、律例等豐富的、現代的、專門的實用學科”，來培養各類專門人才，為自強運動開發智力資源，國家才可以立於不敗之地。
第二，鄭觀應最早倡議建立仿效西主的近代學制。在19世紀80年代，鄭就倡導在中國建立近代學制，他的思想是超前的。他建議州、縣地方設小學，縣、府設中學，京都設大學，循序漸進，一下銜接，教以先進的科學，“每科必分數班，歲加甄別以為升降”，“三年則拔其優者”，評為秀才、舉人、進士等功名出身。這些主張已經具備近代學制的雛形，為中國找到一條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當時歷史條件所能接受的。周德昌教授信為鄭的言論，是後來進日維新“變科舉、興學校”思想的直接來源。
第三，鄭觀應最早提出變書院為學堂，提出改良書院，授以西方學校實用課程。文科教文學、政事、言語、格致、藝學、雜學等六門，武軍和海軍，也分別授以專門課程。這些主張不失為實際可行的辦法，後來也成國百日維新的具體措施。
第四，鄭觀應是最早提倡女子教育的先驅者之一。他早期的論著，已反映出男女平等的觀念。在《救進揭要》中的《勸戒溺女》篇中，擔出：不分男女，“皆父精母血妙合而成”，批評重男輕女的封建傳統觀念，力斥溺斃女嬰的殘暴。在《盛世危言》中，他專立一篇《女教》，力陳女子受教育的合理和有益。
鄭觀應與孫中山的交往
鄭觀應與孫中山可謂近在咫尺的同鄉——雍陌村和翠亨村相距僅16公裡。
由於共同的社會背景，相通的愛國之情，以用對西方世界的共識，早在1890年前後，孫中山就同閑居於澳門的鄭觀應有密切的交往。那時，他倆不但在中西醫學方面有共同語言，更主要的在對中國社會的認識、改造中國社會的方案和富強救國的主張等方面志同道合。
對於青年時代的孫中山，鄭觀應曾熱心盡力地給予資助。1894年，他親自寫信給好友盛宣懷介紹剛從澳門到廣州行醫的孫中山，曰：“孫醫士欲北游津門，上書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蘊。”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首先得鄭觀應的引薦，孫中山游學泰西的護照也是由鄭觀應請李鴻閶總理衙門為其輸的。結果如願以償，當年10月，孫中山即起點檀香山並於該地建立興中會。在《盛世危言》中，鄭還輯錄了孫中山的《農功》這篇文章。那時孫中山年僅28歲，而鄭比他長24歲，可謂同抱救國救民理想的忘年交。
鄭觀應以愛國為根本，商戰為核心，開議會立憲法為精髓的改良主義思想，對孫中山的啟迪和影響是很大的。後來，孫中山接受了他的這個主張，成為三民主義的一大內容。
孫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鄭觀應則是孫中山的“先行者”。鐘卓安教授認為：“如果說孫中山是一朵根植於香山的歷史紅花，那麼鄭觀應就是來自同一方熱土的襯托這朵紅花的一片綠葉。鄭觀應和孫中山都是近代兩顆耀眼中華、璀燦的歷史明珠！”
《盛世危言》對毛澤東的影響
《盛世危言》這部名著，曾引起思想界、學術界乃至政治、經濟各界的強烈反應。它對年青時代的毛澤東，也有著啟迪性的影響。
1936年，毛澤江對美國記者斯諾說，鄭觀應這位老學者的《盛世危言》，激起我重新學習的願望。可見，毛澤東對《盛世危言》的印像非常深刻。
夏東元教授於1968年秋，專程到毛澤東的故鄉韶山，參觀了解毛澤東學習《盛世危言》的有關資料。原來，毛澤東在15歲時，父親不准他外出求學，要他在家幫忙耕種、料理財務，我讀孔夫子的聖賢書。指望他能繼承家業，發家致富。毛澤東向朋友借了11本書，其中就有8本是〈盛世危言〉。為了不讓父親知道，他把屋子的窗戶用布遮上，在晚上攻讀《盛世危言》等書。
在韶山，夏東元教授見到毛澤東當年歸還這些書的一張親筆字條，上面寫著：“某某兄：茲歸還十一本書，其中倫理書《盛世危言》我加了眉批，很抱歉。”足以見到毛澤東學習《盛世危言》等書的認真態度。
毛澤東從《盛世危言》這本書中得益不淺，稱贊《盛世危言》此書值得一讀，是一部極其罕見的好書。後來毛澤東違抗父命，恢復學業，發奮讀書，成為一位有學問、有抱負、有遠在理想的青年。
鄭觀應在中國歷史上表現的幾個第一
一、鄭觀應是我國最早一個向報章投稿的知識分子。1873年，33歲的鄭觀應寫了不少“觸景傷時”的作品，在上海《申報》上發表。
二、第一個引進紡織先進技術，創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的人。1882年，鄭觀應集資60萬兩白銀，建起了一座有軋、紡、織三步兼營的大工廠。機器設備來自美國，工程技術亦由美籍工程師丹科主持。當時的生產，宗旨在於掏洋貨、洋布。上海機器強布局的建立，打破了中國歷來用人手織布的局面。他還提議引進美國優良棉籽，對我國棉織業的發展，貢獻重大。
三、第一個提出中西醫“棄短取長，中西合璧”的精辟見解。從少年開始，鄭就多病，為了同疾病鬥爭，他深入鑽研醫術多年，有較深的醫學造詣。1890年，他著成《中外衛生要旨》一書，預言：“打破中西界限，彼此發明，實於醫學大有裨益。”
四、在《盛世危言》這套巨著中，有一篇名為《善舉》的文章，詳細介紹了西方國有的社會福利事業，後來再版時，為了更符合當進中國國情，鄭觀應把這篇文章的題目改為《恤貧》。這是中國近代最早的有關賑貧濟難社會福利的文章。其中的主張，對於今天做好社會公益、社會服務，發揚守望相助的傳統精神，仍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五、《盛世危言》是一部標志當時思想學術最高水平的巨著，是鄭觀應的代表年。因此，夏東元教授評價鄭先生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具有完整維新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
六代在朝為官的顯赫家世
鄭氏家族，是香山縣的書香世家。據1937年由孫科先生題字的《鄭雍陌祖房譜》記載，鄭氏祖上曾幾度有人在朝為官，到了鄭觀應的曾祖父始，其家族的官運一發不可收，連續六代在朝當官。
曾祖父鄭國維，例授登士郎、恩榮修職郎，誥贈奉直大夫，覃恩晉贈榮祿大夫。夫人佘代例封孺人，誥贈大宜人，晉贈一品夫人。共有良田140畝，果園10畝，供子孫享用至日寇侵華前夕。
祖父鄭鳴岐是榮祿大夫。
伯父鄭文經是通奉大夫。
父親鄭文瑞，字啟華，號秀峰，誥授奉直大夫，光祿寺署正隨帶，加二級，賞戴花翎，覃恩晉封通政大夫，疊封榮祿大夫。兩奉旌表，樂善好施，准即建坊。歷助各省賑務，奉旨采入省縣志乘著。娶妻五房，其中夫人陳、劉氏誥贈一品夫人。有兒子九人：思齊、官應、思賢、官桂、慶麟、慶蕃、官壽、慶鏗、九如。女兒八人沒載入族譜。
兄思齊，例貢生，江蘇候補道，加三級，欽加三品銜，賞戴花翎，覃恩誥授通議大夫，晉封榮祿大夫，欽獎樂善好施，奉旨建坊。
鄭官應，例貢生，候選分巡道，二品頂戴，賞戴花翎，署理廣西左江道，歷辦各省賑務，仿旨嘉獎，敕令原籍督撫采入省縣志乘著。夫人趙、葉氏誥贈一品夫人，共有兒子四人：潤霖、潤潮、潤？、潤鑫。
三弟思賢，國學生，中書科中書，加員外郎銜，賞戴花翎，改發江西試用清軍府升銜，保陛江西前先補用知府，欽加監運使銜隨帶，加四級，誥授榮祿大夫。光緒九年引見，分發湖北補用知府，神機營專折保奏以道員，用十九年辦理順直賑損，賞加二品頂戴。宣統三年引見，分發貴州祉用知府，署貴州游擊糧儲道，中路營統領實，授大定知府。民國後任廣東督署，參議粵漢鐵路協理。夫人劉、許氏誥贈二品夫人。
六弟慶蕃為朝議大夫 ，四口官。
七弟官壽，國子監學生憲，賞軍功六品頂戴，資政大夫。
堂弟正康、正標均為六品頂戴。
大侄兒炳勛，誥封資政大夫，花翎二品銜，戶部江西郎中，安廬漵和道，皖南兵備道兼蕪湖關監，署理安徽按察使，總理安徽全省營務處，己醜恩科副貢。夫人李氏誥封一品夫人。
二侄兒炳劭，附貢生，瓊州委用訓導，欽加五品銜花翎，監運使銜。
三侄兒炳勤，國學生監大使。
侄孫乃顯花翎知府銜。
鄭觀應兄弟第九人，為官為商。現存雍陌村“秀峰家塾”和澳門“鄭家大屋”均為鄭氏家庭的物業。
父親鄭文瑞的墳墓在珠海市前山鎮下三村三台石，於1968年因開發被挖掉。墳墓座落在一塊四面是水田的長形山坡上，占地面積達一畝。墓穴非常講究，共有三事棺材，外面兩副均為木棺材，厚五寸，堅實無比。最裡一副為密封的玻璃棺材。屍體保存完整無缺，出土時皮膚呈泥黃色。對於南粵的氣候、地理來說，這真是一個奇跡，據說這是防腐藥口的作用。墓穴有很多貴重的陪葬物，後來全部上交了國家。
鄭氏故居——澳門有價值的文物古跡
現今澳門下環區媽閣街龍頭井左巷10-12號的鄭慎余堂（俗稱鄭家大屋），是鄭觀應兄弟九人及其父親鄭文瑞興建的大夫府第。鄭慎余堂建於1881年，占地面積很廣，後倚西望洋山，高牆外參天老榕成蔭，西北面向海灣，遠眺灣仔銀坑一帶，風景怡人。鄭觀應曾寫了兩首七絕《題澳門新居》以示贊賞：
其一
群山環抱水朝宗，去影波光滿目濃。
樓閣新營臨海鏡，記曾夢裡一想逢。
其二
三面雲山一面樓，帆檣出沒繞青洲。
儂家正信蓮花地，倒瀉波光接鬥牛。
第一首詩末附注：“先榮祿公夢神人指一地曰：‘此處築居宇最吉。’後至龍頭井，適符夢中所見，因構新居。”
鄭文瑞先生，古道熱腸，樂善好施。1871年參與介建澳門鏡湖慈善會，成為鏡湖醫院倡建值理之一；1876年江南旱災，老人身居濠鏡，卻翔內地同胞疾苦，乃“捐資為倡，並諭伊子鄭觀應等在上海籌捐”。以後山西、陝西、河南、直隸等地有災，鄭氏父子都多次賑災捐獻。由於鄭氏一家捐賑有功，李鴻章等奏請將其父子捐賑事跡載入原籍的《廣東省志》和《香山縣志》。1881年，獲朝廷恩准，在香山家鄉樹立鄭氏一門“樂善好施”版坊，這是鄭氏家族一頁光榮史。今天，在鄭家大屋二道門“榮祿第”的通道上，懸掛著一塊大型百年木橫匾，上書“崇德厚施”四個金漆大字，字跡雄渾有力，是由曾國荃題定的。用以表彰鄭家賑災有功。曾國荃是1864年攻破天京，縱火七日的浙江巡撫，被滿清王朝稱為“中興第一臣”的湘軍頭子曾國藩之胞弟。
據曾居住過鄭家大屋的澳門居民說，抗日戰爭期間，“通奉第”樓上客廳還有李鴻章的題詞。二門內的主體建築叫“通奉第”，大門兩旁垂下一副對聯“前臨鏡海，後枕蓮峰”，是鄭觀應的墨寶，也是這座古宅昔日風光寫照。巨宅古色古香，還保留老樹古井，府內樓房林立，巷內曲徑通幽，可異現在花園中加蓋了房舍，圓形別致的窗門分別換上不同的玻璃或釘上護板，屋檐的浮雕造型難辨，倒是牆上青瓷通花磚仍光彩依然。
鄭觀應在澳門閑居期間，結識了在澳門行醫的孫中山，並多次給予資助。這是孫中山與鄭家大屋有關的一段珍貴的革命情誼。“百日維新”失敗後，康有為、梁啟超倉促逃避海外，鄭觀應在澳門家居也曾收藏康有為父母有及梁啟超一家，並將100元交給康有為父親。他的好友經元善因上書勸慈禧不要廢光緒另立皇帝，觸怒西太後，1900年被通緝逃到澳門，鄭觀應亦親函澳門親友照應。可見，鄭觀應利用澳門的居家，也做過一些有意義的事。
昔日的榮祿第，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們先進人物生活和開展進步活動的地方，今天的榮祿第，雖然變成“七十二家房客”的古老大院，但它在澳門的歷史價值是不亞於孫中山的遺跡的。因為在這裡，還誕生了一部凝聚著一位清末知識分子憂國憂民情懷的巨著——《盛世危言》。
關於雍陌祖居
鄭觀應的祖屋，位於中山市三鄉鎮雍陌村。雍陌村內有一條橫貫東西的長條石板路，長1000多米，叫“雍陌鄉大街”，亦稱六板石街，乃是鄭觀應這父鄭文瑞在100多年前捐建的。在石板大街頭東西兩端，各立著一座1904年（光緒三十年）立的石碑。在石碑上，題額刻著《重修雍陌鄉大街志》，全文如下：
重修雍陌鄉大街志
我鄉大街創自宋代，年久失修，崎嶇不平，行者患之。裡人鄭群啟華既德配陳、劉氏夫人慨然捐修，以後履斯道者，鹹稱頌焉，泐此以志不朽。
光緒三十年歲次甲辰吉日雍陌鄉仝人謹志
由此可見，鄭觀應的父親一向熱心公益，成績斐然，至為張人永志紀念。而事實上，鄭父雖然曾是一名布衣塾師，先後在家鄉和澳門設私塾授徒，但卻具有地方紳士身份。他不僅熱心作育人才，“學者多有建樹；”，而且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在四鄉鄰裡享有美譽。
從村口進去，沿著長條石板街，步行五分鐘，就來到鄭觀應的出生地鄭氏宗祠。鄭氏宗祠建於1903年（光緒二十九年），是一座具有封建特色的建築的八柱廳堂，占地面積360平方米。踏進第一道門，是一個雅致的庭院，穿過庭院便進入第二道門。門的石額上，“秀峰家塾”四個金漆大遼閃閃生輝，相偉這四個大字和《重修雍陌鄉大街志》碑文均出撲克鄭觀應手筆。
“秀峰家塾”是鄭觀應兄弟九人在其父親鄭文瑞逝世十周年進共同出資興建的。鄭文瑞，字啟華，號秀峰，曾以教書為業，1893年在澳門病逝。
1903年，鄭觀應出任“廣西分巡左江兵備道。現今“秀峰家塾”保存的兩塊木牌匾，其一是此次出任的記錄，上刻“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二十日，欽命廣西分巡左江兵務道，臣鄭官應恭承。”另一塊木牌匾刻著：“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旨出使暹羅查辦事件，臣鄭觀應恭承。“另一塊木牌匾刻著：”光緒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旨出使暹羅查辦事件，臣鄭鳳應恭承。“這是1884年（光緒十年）鄭觀應出使泰國的記錄。這兩塊木牌匾，是研究鄭觀應的重要歷史文物之一。牌匾原懸掛在“秀峰家塾”的大廳上，文革期間被人勒令作“四舊”銷毀，但經後人巧妙收藏，才幸免於難，保留焉得虎子。“秀峰家塾”古色古香，牆壁還留有不少唐詩古畫。可惜屋頂的浮雕、大門的兩副對聯以及第一道門上的“大夫第”木牌匾已被毀。有些地方甚至已經倒塌。
“秀峰家塾”以它那獨特的建築風格，吸引了不少專家、學者、國外游客、港澳記者和澳門中小學校的知名教師慕名而來參觀、訪問，他們一致認為，對鄭觀應的祖居、雍陌鄉石街和有關資料應加強保護，這樣不但有助於對這位近代先進的思想家、實業家的研究，亦有利於中山在歷史文化和旅游業等方面的發展。
鄭觀應的故鄉雍陌村，隨著改革開放，新房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村民的生活蒸蒸日上，當年鄭觀應協助李鴻章創辦、鄭先生三進三出當總辦的招商局，現在是香港五大中資機構之一。於1992年成立120周年時，在雍陌村購地100多畝，投資6000多萬元，籌建一座員工培訓中心。
鄭觀應的家教及後人
鄭觀應的祖父鄭鳴岐，是一位“不屑以尋章摘句為能”的封建文人；父親鄭文瑞是一位“夙承家學，讀書過目成誦，藏書頗富，手自校讎，丹鉛殆遍”有的家學淵源的學者。他們講求治家之法，對孩子們進行言教和身教，家教深嚴。他們教誨兒孫的律遠規是：第一，要德行為上，慈善為懷；第二，勤儉樸素，吃苦耐勞；第三，喜讀詩書，發奮上進。認為：“積金玉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積詩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不如積德以遺子孫。”鄭觀應不僅是鄭家孩子們的慈父，還是孩子們的朋友，在忙於事業的同時，非常關心後一輩的成長，時時訓戒條件優裕的兒輩說：“兒曹今日讀書不需籌款，自應憤勉，負光陰。”他在1914年10月預立遺囑，叮囑兒子：“立志須學前賢。俗雲好子不食爺田地，不可爭論遺產，不可虛度光陰，不可浪費資財；必須勤儉，言行謙恭。讀書畢業，當此競爭之世，不耐勞苦，不能自立。”並要求子孫將鄭氏家族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
鄭觀應娶妻六房，後人眾多，遍布海內外，家族龐大，然大多頗有建樹。這是與鄭家嚴格的家訓和良好的教養分不開的。
大兒潤霖、二兒潤潮、三兒潤？經商，四兒鄭景康（原我潤鑫）酷愛攝影藝術，並有很深造詣，是我國攝影界的老前輩。1940年，他拍攝了一輯揭露日寇侵罪行的照片，在周恩來的幫助下，從重慶到了延安參加革命，後來成為人民攝影藝術家。毛澤東赴重慶談判時，在機場的照片，便出自鄭景康之手。1944年他在延安為毛澤東拍了第一張標准相，1964年為毛澤東主席拍的另一張正面像，瑞仍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深受全國人民乃至世界各國人民的景仰。他是一位很有骨氣的藝術家，江青曾勒令他為她拍攝標准相，遭到拒絕。“四人幫”橫行時，了遭受到迫害。後於1978年8月23日在北京病逝。
鄭氏孫輩也出了不少很有才華的人物，這裡僅作簡單的介紹：
馳名國際的大導演湯曉丹，是鄭寶燕的丈夫，電影《南征北戰》就是了的代表作。而鄭寶燕乃是香港大觀電影制作公司的演員，主演過由湯曉丹導演的《金屋十二釵》等影片。
鄭競文曾符國民黨上校，是一位醫術精湛的軍醫。在“文革”期間曾受迫害，現已得到平反昭雪。
鄭德華現僑河北省衛生廳副廳長，河北中醫學院副院長。
鄭耀明現任深圳財政局局長，是一名經濟師。
鄭玉裕現任惠州保險公司辦公室主任。
鄭漢壁是我國著名的核導彈研制專家。
鄭炳信留學西德，獲數學博士學位，回國後致力於數學研究。
鄭國培是上海復旦大學醫學博士。
鄭漢升是上海華東政法學院教授。
鄭文亮是天津建築設計院設計專家。
鄭福鄭福源是天津重型金屬冶廠的總工程師和高級工程師。
鄭巧月、鄭秀梅、鄭巧德，抗日戰爭期間曾在香港、澳門執教，其中鄭秀梅是澳門教育界的知名人士。鄭勵文現任香港皇家警察少年警訊總督察。鄭振幫曾任澳門室樂團指揮，現是香港的著名音樂家。鄭江鈞、鄭漢宗在香港邵氏影業公司任職，是邵逸夫先生的得力助手。鄭瀚文在加拿大經商。鄭耀強在台灣經商。鄭卓如在香港經營荔園游樂場。鄭震華、鄭灝在美國深造。
鄭觀應一生自強不息，工作至生命最後一刻，於1922年5月在上海病逝，享年81歲。鄭先生始終不改愛國初衰，一生致力於實業救國事業，直至生命最後一刻仍在為教育救國而努力的高尚品德，一直愛到後人的贊揚。《盛世危言》以及鄭觀應的歷史地位得到史學界熱烈探討。不少學者把鄭觀應列為19世紀思想家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人物。最早研究鄭觀應其人者為日本、美國和德國的學者，中國首推北京大學邵循正教授。憑著堅強的毅力，深入研究鄭觀應30多年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憑著堅強的毅力，深入研究鄭觀應30我年的華東師範大學教授、中國近代史博士生導師夏東元先生，被國內外學者推舉為鄭觀應研究的權威。他編著了《鄭觀應傳》、《鄭觀應集》、《鄭觀應思想發展論》、《鄭觀應與中國近代化》等書刊。他說：“鄭觀應是中國近代最早具有完整維新體系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是揭開民主與科學序幕的啟蒙思想家，對於他的研究，現在只能說是起步，將來一定會深入發展的。”
注：本文承蒙華東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夏東元教授、澳門商訓夜中學校長兼澳門中華教育會副理事長劉羨冰女士和《澳門日報》副總編輯陳樹榮先生提供有關資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來源於：中山政協作者：鄭蓓強 黃中強 高壽南 高兆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