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和任國慶一樣奉獻在高原

作者: 大螞蟻

導讀他們和任國慶一樣奉獻在高原——記西藏廣電局的幾位援藏干部 從2000年7月起,地處東海之濱的江蘇省和祖國西南邊陲的西藏自治區兩地的報紙、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開始集中報道一個先進模範人物的事跡。隨著中央級媒體如中央電視台在其影響力巨大的《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等節目裡的宣傳報道,這個先進模範人物的事跡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為更多的國人所 ...

他們和任國慶一樣奉獻在高原——記西藏廣電局的幾位援藏干部

從2000年7月起,地處東海之濱的江蘇省和祖國西南邊陲的西藏自治區兩地的報紙、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開始集中報道一個先進模範人物的事跡。隨著中央級媒體如中央電視台在其影響力巨大的《新聞聯播》和《焦點訪談》等節目裡的宣傳報道,這個先進模範人物的事跡開始在全國範圍內為更多的國人所傳誦。

這個先進模範人物叫任國慶。

不久,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西藏自治區黨委、江蘇省委就先後作出向任國慶學習的決定,並授予他“優秀共產黨員”、“優秀援藏干部”等光榮稱號。

最近,筆者在任國慶工作過的西藏廣電廳等處采訪,發現西藏廣電局的許多援藏干部和任國慶一樣默默地奉獻在西藏高原。

西藏廣電廳現已改名為廣播電影電視局。現任局長李永發告訴我們說:嚴格地講,西藏的廣電事業是從1959年開始的。當時,大量的漢族干部被調到廣電戰線上;後來,又逐步吸收了一些藏族同志;現在,則是藏族同志占多數了。據初步統計,從1959年到現在,從內地到西藏援助廣播電視建設的漢族干部有1200多人,其中有20多人已經長眠在西藏這塊土地上。在這個戰線上,有很多默默無聞、無私奉獻的漢族同志。相比較而言,任國慶是最突出的一個。他勤勤懇懇地做事,老老實實地做人,贏得了大家的尊重。

張小平:新來的老西藏

張小平屬於和西藏結下了不解之緣的一種人。他稱自己是“新來的老西藏”。其原因是現年58歲的他,在1995年作為中央直屬機關第一批援藏干部到拉薩工作之前,就已先後15次到過西藏了。

張小平的名片上寫著他的職務: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副總編、西藏廣播電影電視局副局長;職稱:高級記者。特別之處是名字下面的四個字:援藏干部。筆者兩次去西藏,見過不少援藏干部,名片上直接標明“援藏干部”身份的還是第一次見到。

談起自己的援藏經歷,張小平因缺氧而顯得緩慢、吃力的語調中同樣流露出自豪。他告訴筆者,第一次到西藏是1963年春天,當時他還是中央民族學院的一名大學生。1965年大學畢業,他被分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工作,從那時起到1995年來援藏,又先後來了14次。他說,這15次當中,主要是作為一名記者來采訪,但也有幾次是“出差”。而就是這幾次出差辦了兩件事:一件是籌備中央台對西藏的藏語廣播,另一件是籌建中央台駐西藏的記者站。聽完介紹筆者才恍然:原來張小平區別采訪和出差的標准是寫不寫報道。其實,采訪又何曾不是出差呢?看來,張小平是個認真、仔細的人。

1994年7月,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確定了用“分片負責、對口支援、定期輪換”的辦法選派干部支援西藏的重大決策。1995年以來,15個對口支援省市和中央國家機關40多個部、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先後兩批共選派1268名干部進藏工作。張小平即是第一批援藏干部中的一員。

那是1995年,53歲並已是廳級干部的張小平主動報名參加援藏。這個年齡已經超過了中央組織部有關廳級干部援藏年齡在45歲以內的規定。自治區領導知道後,對這位熟悉西藏情況的記者老朋友表示了熱烈的歡迎,說“小平來我們歡迎,他不受年齡限制。”中組部自然也就批准了他的要求。張小平因此成為中直機關第一批援藏干部中年齡最大的一個人。當年的《人民日報》還發了一條消息,報道了此事。1998年,到了第一批援藏干部輪換的時候,按規定,張小平完成了三年的援藏任務,該回北京了。但西藏自治區提出,要留下他再干一輪(3年)。他二話沒說,服從了組織決定。

張小平對筆者說,以前的15次進藏,加上後來在西藏工作的5年,使他有機會接觸西藏、了解西藏。西藏是一部百科全書;西藏有一種魔力,是一種誘惑。他願意更多地接觸她、了解她。距明年的第二次到期還有大半年時間,他要堅守崗位,站好最後這班崗。

萬鹿雙:年輕的老西藏

在西藏,人們通常將援藏干部分成三種類型:一類是大學一畢業或一參加工作就到了西藏的人;第二類是老西藏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第三類是從1995年開始實行三年一輪換的援藏干部。按照這種分法,萬鹿雙自然也成了筆者的一個采訪對像。

屈指算來,1968年出生的西藏廣電局辦公室秘書科副科長萬鹿雙,已在西藏生活了28年。作為援藏干部的第二代,他在內地由爺爺輩撫養至4歲,便來到了西藏的父母身邊,然後在西藏長大,上學、參軍、轉業、工作。如今,萬鹿雙在西藏成家立業,開始了其父輩之後的第二個輪回。

萬鹿雙長相瘦弱,但是,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西藏長大的他性格倒很直爽。對筆者的提問,他幾乎不需思索便能快人快語地答復。以下便是他對一些問題的回答:

問:請你談談你的工作經歷。

答:1986年底在拉薩入伍,1990年轉業到廣電局,從事機要秘書工作,一直干到現在。在部隊入的團、入的黨。

問:你有孩子嗎?孩子由誰帶?

答:有孩子,今年兩歲半,是女兒。現在留在內地她的祖父母身邊。在西藏,漢族年輕人普遍有小孩沒人帶的問題。我們要忙工作、忙事業,而身邊無老人。請保姆,一是請不起,二是保姆能否帶好也不知道。大部分人甚至可以說十有八九的人,都是把孩子放在內地,大一點後再帶到西藏在自己身邊上學。這樣孩子以後可能就會留在西藏工作。因為孩子的戶口、糧油關系等都在西藏。

問:長大後去過內地嗎?在西藏工作和內地相比較有什麼不同?

答:我們有休假,回內地看望父母時也能看到內地一些情況。在西藏待久了,也許是信息的不靈通,思想不像內地那麼超前,腦袋也沒那麼解放,甚至有些死板。但人還是本份的。在內地,為了工作、事業,人們一樣很辛苦,一樣地需要奮鬥。只不過內地的氧氣比西藏多,物質生活比我們優越。在西藏久了,會得一些高原病,如多血症、高原性心髒病等,人的血漿會很粘稠,心髒也會變大。人們都是這樣說的。我也沒想那麼多。好在我的體質還不錯,4歲到西藏,到現在已經28年了,很少生病,感冒藥也很少吃,還比較適應。

朱喜盈:獻了青春獻終生

朱喜盈現任西藏廣電局辦公室副主任,主持辦公室工作。他是1998年底從拉薩市所屬的曲水縣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任上,調到廣電局工作的。

采訪朱喜盈開頭的一幕頗具悲劇色彩。當時,筆者出於職業習慣問了一句:“朱主任,您今年50幾歲了?”就這輕聲一句話,把這位山西大漢問得連嘆了幾口氣。

原來,朱喜盈今年才44歲,系1956年10月生人,比筆者才大3歲,可看他的臉,怎麼都像50大幾的人。

采訪就從這個話題開始。朱喜盈告訴筆者,長期在西藏工作的人,看上去年齡要老10歲,壽命也要短10年。而且,長期在西藏工作,即使調回內地,也有一個長達3年的適應期。一旦過了這3年,基本就能繼續活下去。有相當多的同志適應不了內地的氣候氣壓,在這3年適應期內去世了。

朱喜盈是1976年從山西農學院畢業,響應黨中央建設邊疆、保衛祖國的號召進藏工作的,至今已經在西藏工作了24年。他告訴筆者,當時從山西一起到西藏的一共有21個人。如今,這21人中有的調回了內地,有的去向馬克思報到了,在西藏工作的還有5個人。

朱喜盈對筆者說,他一到西藏,便在遠離拉薩的西藏農學院任教,一干就是12年。在此期間,既當教師,又搞科研,出了一些成果,獲得過省級科技進步獎二、三、四等獎各一項,還獲得農學院科技進步獎三項,教出了一批學生。1988年組織上調他到自治區科委,5年後,又調到曲水縣擔任副縣長,1995年起擔任縣委副書記、常務副縣長。朱喜盈說,說實在話,不是自己覺悟高,不想走,而是組織有安排不讓走。每次有內調機會,領導總是說,你們是骨干,離不開。他說,自己是黨員,要服從組織的安排。現在,朱喜盈全家三口人分在三個地方生活:妻子1979年到西藏工作,干了20年,於去年內調回故鄉山西;女兒在西藏長大,現在陝西念大三,明年畢業後也可能回到西藏來。朱喜盈講,援藏干部中有兩句話:“獻了青春獻終生,獻了終生獻子孫。”他說,他也會這樣做的。

高連忠:“三個鬥爭”顯精神

高連忠原是中央國際廣播電台電視中心的副主任,現任西藏廣電局總編室副主任。他今年34歲,於1998年7月進藏,屬於中央直屬機關第二批援藏干部。

高連忠身材有些矮小,外出時喜歡戴一頂藏式帽子,再加上一副眼鏡,乍一看,常被誤認為藏族小伙子。

談起兩年多來的援藏工作,高連忠用“三個鬥爭”為自己作了小結:一是與惡劣的自然環境作鬥爭。他說,對惡劣的自然環境,在來西藏前有比較充分的思想准備,比如高海拔地區的含氧量是多少,會出現哪些疾病,對身體有哪些傷害等等,對這些都作了一些了解,查閱過許多資料。盡管如此,真正人到了西藏,還是適應不了。高連忠說,有兩個問題曾使他傷透了腦筋。一是缺氧。他說,有人測算過,拉薩的空氣含氧量,與低海拔的平原地區相比,夏天時為68%,而到了冬天,僅有1/3多一點。他指著屋外說,一到10月中旬,樹葉就差不多掉光了。從那時起到來年春天樹葉重新長出,這期間空氣裡嚴重缺氧,人走路都得慢慢地,一快就喘得不行。另一個問題是溫差。高連忠說,拉薩白天有太陽時溫度要比北京高,但太陽一下山,空氣溫度便急劇下降,變得很低,而屋裡又沒有取暖設備,晚上睡覺就得使勁蓋被子。他說,剛來的那年冬天,兩只耳朵全生了凍瘡,白天一熱,耳朵就發癢,手就不由自主去抓,一抓就破,結果兩耳每天都在流膿血。

第二個就是和社會的某些現像作鬥爭,方式是忍耐。高連忠說,西藏不同於內地,在這裡工作處處不能忘記民族和宗教問題;在工作和生活中,也會碰到一些誤會、受些委屈,這些都要正確對待,不能意氣用事。

第三個鬥爭就是和自己內心矛盾、猶豫作鬥爭。他說,西藏條件這麼艱苦,自己又和新婚妻子分居兩地,有時候真的感到寂寞、孤獨。有一次,凌晨一點鐘接到妻子打來的長途,電話那頭,妻子在哭訴;電話這邊,他只能邊流淚邊勸慰妻子。有時想想真對不起妻子。最離奇的事是他的一些同學和朋友誤以為他援藏是在西藏掙錢多。這讓高連忠又好氣又好笑。他說,在北京,在他原來的單位,一個二、三流的電視攝像,在外打工、幫忙掙錢,每天的報酬起碼一兩百元,而他到西藏後,除了在北京的那份工資,每月僅有600多元的補貼。他說,要是為了錢,誰都不會來。

由於時間的限制,加上筆者本身也有嚴重的高山反應,對任國慶同事的采訪僅限於幾個人。但從他們身上,已不難看到廣大援藏干部的精神。他們以對祖國、對邊疆、對西藏各族人民的熱愛,放棄內地舒適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默默奉獻在黨和人民所需要的崗位上。

犛牛是西藏特有的動物,以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而著稱,因而深受西藏各族人民的喜愛。拉薩的北京中路,有一座犛牛的雕塑。西藏人民將這座雕塑命名為“高原之寶”。筆者認為,千千萬萬個援藏干部,他們的吃苦忍耐精神和犛牛何其相似,他們值得我們尊敬和學習。在這裡,筆者不由得向援藏干部們道一聲:多保重!並遙祝他們工作順利、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刊於2000年10月5日《鎮江廣播電視報》,獲2000年度全國城市廣播電視報一等獎、2000年度江蘇省廣播電視報刊政府獎二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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