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我隨時代的變化，去了雲南，在昆明，在僻遠的村子裡下鄉，插隊，做知青，睡茅草屋，啃紅暑，奮臂舉了紅本子喊人民萬歲，用半天時間換思想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白日裡男人和女人在烈日下當頭曬掙工分，有工分才有飯吃，夜裡抱了那時月不准看不能看偏想看的翻譯本在一豆煤油燈下仔細辨認，小心翼翼，那是些可以燎原的火星，
我叫好群，父親說，只要我做一個好的群眾。
扎了兩根麻花辮，垂到胸前，黝黑的。穿的確良的白襯衫。
那辮子賣了五毛錢。
70年代。
一場“革命”結束，人們爭相向往城市，用著各種方式和手段。是了，鄉下沒有他/她留戀的物事，早上的起床號猶在耳邊著響，催命催命。生來的性子，造就的命。每天，他/她們從我身邊飛快擦過去，跳上軍綠的卡車車廂，向這塊土地向這過去揮舞著相同的帽子。言下是去你的吧。我想。
喊過什麼，淚流滿面。
我留下來，這裡有疼我的老阿媽，我叫她母親，她的女兒是我唯一的朋友，直至而今。有愛我的我愛的不愛的人。
年代末，被調回大而髒的城市。
命運讓人措手不及。
沒點防備。
那時，沒人說紅旗也能下蛋。
人們用三件套來當作小康的標准。
80年代。
回到城市。開始有人說話，說，那女人拋下了當初照顧她的那個男人。我笑笑，繼而嫁給了他。我不愛他。有些事是不喜歡也得做的。你做了什麼不喜歡但還是做的事。名聲比生命重要嗎。一直不懂。後來明白了。付出有償的代價，給了兩年的時間。我好動，他好靜，人們說需要互補，是嗎，先天的缺陷吃什麼也補不回來。在一片驚呼聲和指點裡離婚。人群這樣指代我，——“哦，就是那個女人。”
我要的生活。與你無關。
找到愛我的我愛的人，嫁給了他。沒有要孩子，有孩子就有責任。不要。承擔不起一個生命。那年，母親氣得捂著心口喊疼。
彩色電視機傳延開。
90年代。
大浪撲面。一切像洗牌樣不可預測。你有怎樣的底牌。那些在回城潮中回來進了工廠的人們用自身寫著下崗的字。再見便是惘然。在市場的水裡撲騰。更多的新概念攪混這水。欺騙與誠信同在。有人算計人，有人被人算計。做我想做的事，與丈夫各不干涉，保持適度距離。愛他/她，就給他/她自由。很是慶幸。
00年代。
厲以寧教授說，鼓勵居民購買第二套住宅。
我在網上找旅行的資料，在每月外出，背了帳篷睡袋在野地裡曾流血的古戰場上扎營，攝影包裡的老NIKON是我的寶貝，上面有我的指紋印跡和氣息。三峽快淹沒完，計劃著去穿過從奉節鐵柱溪至巫山青蓮溪65公裡長的古老棧道，雲陽的張飛廟可以移，這些始建於清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的懸崖上的道路，在2002年9月後，卻誰人去踩。
歸於零。
張國榮唱，由零開始。
早生華發。
多情應笑。
2002年5月，從孟屯河谷出來的路上，聽一個女人講自己的半生，不得不讓人留意，再加了自己的話。
我們有各自的故事。
或許重疊，絕不會相同。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