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上的歌者
蒙古國，這個與我們有著4700公裡的北方鄰國，在經濟上已經與中國緊緊連在了一起。中國已經連續10年保持了在蒙第一大投資國和連續9年保持了第一大貿易伙伴國的地位。兩國之間的經貿合作，集中在礦產、能源、基建、皮毛、食品等多個領域。其中，礦產領域的合作，是中蒙經貿往來中的大宗。
在全球礦產市場價格狂飆的今天，蒙古國已經成為全球資本尋礦的熱土。蒙古國巨大的礦產儲量與國內龐大的市場需求，像兩台高馬力的助推引擎，正將國內礦產企業推向蒙古國的草原戈壁之中。然而，中資企業的北上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阻力來自外部，也同時來自內部。本刊特派記者此次前往蒙古國采訪了相關人士，對中蒙礦產領域合作的現狀、存在問題以及未來發展趨勢，做出了近距離觀察。
礦產合作一家獨大
二連浩特市郊草原，砂石鋪成的籃球場上，正在進行著一場特殊的籃球賽。比賽雙方分別來自二連浩特市政府與華電集團。副市長郭剛一個中投，正中球籃。這場比賽，可以看作是二者合作取得階段性成果的一場慶祝賽。
就在不久前，在二連市政府的幫助下，華電集團剛剛與蒙古國達成協議，每年從該國進口100萬噸煤炭，以此緩解企業電煤日益緊張的局面。
“從蒙古國進口的煤炭，經陸路運往中國港口，然後走海運送達南方各省，連運費全部算下來，每噸煤較國內市場要便宜100——200元。”華電此項目的負責人王春光告訴記者。
像這樣將目光聚焦於蒙古國礦產能源市場的，遠不止華電一家。
記者從蒙古國中華總商會獲悉，截止2007年底，在蒙投資中國企業總數達到3769家，直接投資總額11.8億美元，其中礦山領域的投資約占中國在蒙投資的59.98%。
“在商會注冊的企業，有100多家，這100多家企業，都是實力比較雄厚的大中型企業，其中礦業企業占到一半以上。”商會秘書長商拉那圖對記者說。
這個北方草原之國，早已成為中資企業尋礦的新天地。中蒙之間的貿易主線，也早已從原來的輕工業，平滑過渡到了礦產機電領域。這一點，從二連浩特溫州、義烏小商品批發市場中的冷冷清清便可見一斑。
據中國駐蒙大使館參贊柴文睿介紹，目前中國從蒙古國進口的主要商品，便是礦產品。
“其中銅礦粉是一大項，蒙古國額爾登特銅鉬礦是世界十大銅礦之一，這個銅礦的產品幾乎全部賣到中國去，每年大概有40——50萬噸。除此之外，還有眾多中資企業投資的鋅礦、鐵礦，以及規模比較小的金礦。”
蒙古正元有限責任公司，便是這眾多中資企業中的一家。在對蒙古國礦產資源進行詳盡調查後，正元公司2003年開始進入蒙古國，目前主要在烏蘭巴托到二連浩特鐵路沿線勘查鐵礦。
該公司負責人李德亮告訴記者，目前公司手中有7個礦權，總面積90多平方公裡。主要工作是前期勘探，勘探結束後便將礦權轉讓給其他公司開采，由此獲利。
“但是我們也不排除將盈利前景好的礦產自己開采，國內鐵礦需求量非常大，所以市場銷售不成問題。”
截止2007為止，正元公司勘探的哈拉圖特鋅鐵礦探明鐵礦儲量5000萬噸，鋅礦儲量40萬噸，可開采30年左右。目前已經與山東黃金合作，進入開采階段。
“像這樣的礦產開采，一般5——6年可以收回成本。”李德亮說。
在蒙古國礦產勘探市場，像正元公司這樣專注於勘探領域的，還為數不多。更多企業，則是將目光直接集中於礦產投資、開采。
其中中國有色金屬NFC公司與蒙古國金屬進出口有限責任公司聯合開發的圖木爾廷-敖包鋅礦，是迄今為止中蒙礦產領域最大的合作項目。
該礦位於蒙古國東部蘇赫巴托省，擁有750萬噸礦石，預計可露天開采25年，地下開采30年。截止2006年，圖木爾廷-敖包鋅礦每天可加工1000噸礦石，每年生產7萬噸以上鋅粉。據統計，僅2006一年，該礦就為蒙古國經濟增長貢獻了9.6個百分點。
在眾多參與蒙古國礦產資源開發的中資企業中，中有色只是其中一家。
除此之外，山東魯能參與了蘇赫巴托省附近的煤礦勘探；神華集團在蒙古國南戈壁省，參與開發了世界上最大的煤礦塔木陶勒蓋，儲量70億噸；大慶油田與勝利油田，也參與了蒙古國的石油勘探，並已開始小規模出油；包鋼與蒙古國泰盛發展公司也開展合作，後者擁有蒙古國南部最大的兩個鐵礦山“額仁”和“達礦”，資源供給量1.3億噸……
記者從蒙古國中華總商會獲悉，目前中國有70余家公司在蒙古尋找礦產勘查項目，其中大中型公司的名單上，可謂是眾星雲集：中國鋁業集團、江西銅業集團、福建紫金礦業公司、神華集團、魯能集團、中國有色礦業建設集團、大慶油田、勝利油田等等。
盡管這其中的很多企業仍處在前期准備過程中，尚未進入實質開采階段，但無可否認，一場中資企業參與開發蒙古國礦產資源的大幕，已經緩緩拉開。
中資企業的利好
北京開往烏蘭巴托的火車，一路呼嘯地穿過草原大漠。巴吉和兒卡已經對眼前景色的變化失去了興趣。因為一年當中，他們要如此往返很多次。兒卡告訴記者，二人同為加拿大一家礦業公司工作，前往北京是為了與中方合作伙伴洽談業務。
像巴吉與兒卡這樣為外國礦業公司工作的年輕人還有很多。他們一般都具有地質學專業知識，精通英文或者中文。在蒙古年輕人當中，他們是高收入群體。驅使他們奔波於北京與烏蘭巴托之間的，正是蒙古國豐富的礦產資源與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
從蒙古國最新統計數據來看，該國已發現礦產6000多處，其中銅鐵礦各20億噸，金礦約3100噸，鋅礦約755萬噸，煤炭約500億噸，石油約60億桶。除此之外，還有鈷、鎢、鉬、錳、鉻、鈾、螢石等各種稀有礦產資源。
這僅僅是蒙古國礦產資源的冰山一角。據專家預測，該國至今未探明的地下資源將大大超過現有探明的資源量。
而在蒙古國南邊，處於工業化高峰期的中國，對礦產能源的需求十分巨大。
近幾年，隨著國內汽車、內燃機、電動機、電子通訊設備等一些耗銅機電產品產量迅增，拉動了對銅的需求。同時國內在建、擬建的銅冶煉項目不斷增加，國際制造業不斷向中國轉移，這些都拉動了國內銅產品的需求量。
另一方面，中國大型、特大型銅礦床所占比例極小，多數為小型礦床，且銅礦床多為多金屬礦共生，伴生元素多，品位低，組分復雜，選冶難度大。
2007年，中國銅精礦產量85.63萬噸，精銅產量344.14萬噸，而當年全年銅消費量卻達到456萬噸，銅供應嚴重不足。根據國際銅業研究組織（ICSG）預測，2008年我國銅消費量將增至500萬噸。而我國銅礦山的生產能力只能滿足冶煉能力的40%。
國內鐵礦石需求的缺口同樣如此。據全球最大的鐵礦石供應商巴西淡水河谷公司預測，2012年前中國鐵礦石需求將以每年平均8%的幅度增長。其中，2007至2012年全球鐵礦石需求將增加2.5億噸，預計76%的增幅來自中國。
像這樣稀缺礦產資源的名單，還可以拉上很長。
除此之外，隨著國內經濟的發展，中國大量閑置資金迫切需要找到投資項目。而國家資源戰略儲備體系的建立，使國內對礦產能源的需求更為迫切。
據中國駐蒙大使館參贊柴文睿介紹，蒙古國已經確立了以資源開發帶動經濟發展的國家戰略，在 2007——2021年中長期發展規劃中，前半期以資源開采帶動經濟發展，後半期靠資源創造效益帶動其他相關行業發展。
在中國方面，國家早在幾年前就鼓勵企業“走出去”尋找資源，對前往海外找礦的中資企業，在政策上還有特別支持。正元公司李德亮告訴記者，財政部有一筆風險勘探基金，每年發放給在海外勘探資源的中國企業。
正是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蒙之間的礦產資源合作，便是在情理之中。除了資源與市場的互補，在礦產合作方面，中國還有著其他國家無可比擬的優勢。
中蒙邊境長達4700公裡，有18個陸路開放口岸，蒙古國的出海口錦州港、大連港、天津港，都在中國。單是內蒙古自治區與蒙古國之間，就有3100多公裡長的邊境線。中蒙之間有多條的公路聯結，聯結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鐵路，終點也在北京。
“蒙古國如果不賣給中方，東西就運不出去。像華電、神華這樣的大企業，進入蒙古礦產能源市場後，這些優勢可以保證他們很快拿到對方的資源。”二連浩特副市長郭剛告訴記者。
從另一方面講，蒙古國國內已經探明的礦產資源儲量巨大，但是由於受資金、技術、設備等條件所限，礦產資源勘查力度不夠，不少成礦區（帶）勘查程度偏低，大多數礦產尚未進行開發。
而資金、技術、設備、人力等方面，卻是中資企業的強項。
由於地質結構相同，中國礦業企業在勘探、開采的技術上，很容易將國內的經驗移植到蒙古國來。除此之外，中國礦產勘探企業的優勢在於其成本，在設備、人員、勞務、運輸等各方面，均低於外國公司。
“外國公司勘探費要高出正元50%左右。”正元公司負責人說。
此外，內蒙與外蒙同根同源，無論是在語言交流上，還是生活習俗上，都比較接近。
在蒙古首都烏蘭巴托，記者發現，在中國礦業公司從事翻譯、管理的人才中，很大一部分來自內蒙古或者是在蒙華僑。這種人才儲備優勢，是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這對中資企業來說，無疑是一利好。
合作之路並不平坦
在蒙古國首都烏蘭巴托，坑窪的路面隨處可見。
記者曾坐車前往蒙古國中部地區哈拉和林，老式的蘇聯汽車駛出烏蘭巴托十公裡之外，便很難再見到柏油路面。所謂的公路，便是在穹天蓋地的草原上被汽車壓出的土路。行駛在這樣的道路上，上上下下，顛簸異常。
據統計，蒙古國公路總長49250公裡，其中土路為43665公裡，碎石路1946公裡，改良路1923公裡。從二連浩特到烏蘭巴托的柏油路，至今還有400公裡尚未修通。
不僅如此，礦產勘探與開采所需要的水、電、手機信號等，基本上也處於空白狀態。這就意味著，中國企業前往蒙古國進行礦產開發，前期要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據正元公司負責人李德亮介紹，正元公司這一部分的投入，占到總投入的20%——30%左右。
基礎設施的薄弱，可以通過加大投資來彌補。但是與當地政府和人民的關系，往往使中資企業更為頭疼。
“很多蒙古人將礦產開發看作是掠奪資源與破壞環境。特別是由於歷史與現實上的一些原因，中國人在蒙古經常受到不友好待遇，於是中資企業在這方面遇到的阻撓尤其的多。”中國駐蒙大使館參贊柴文睿說。
正元公司便遇到過這樣的麻煩。據該公司負責人李德亮介紹，2003——2005年間，正元公司在蘇赫巴托省開發金礦時，當地的環保警察與縣長，經常會來找麻煩。最後考慮到該礦資源一般，加之當地的復雜情況，公司便將此礦轉手給了加拿大一家公司。
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個項目場地，地方環保警察讓所有中國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陽底下站著，自己則坐到蒙古包喝起酒來。“這是一種侮辱，但我們又不得不忍氣吞聲。”李德亮對此表示無奈。
記者在采訪過程中得知，很多中資企業都有類似經歷。為了與當地政府搞好關系，中資企業在開發礦產資源的同時，不得不做出一些額外的示好工作，借以維持與當地的關系。
例如正元公司幫助當地建立幼兒園與喇嘛廟，花費200萬圖幫助當地政府拉電；中有色每年負擔蘇赫巴托省20名大學生學費，並為該省綜合醫院新建了先進的X光透視室，對病房進行裝修，此外還投入1.1億圖為礦點與西烏爾特縣之間架接了15公裡光纜，聯通了MOBICOM與SKYTEL的手機網絡。
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為了博得民眾好感，中資企業往往在當地媒體上將如上事跡大加宣揚，唯恐天下不知。記者在烏蘭巴托的幾家蒙古媒體上，都看到過類似的自我宣傳。
基礎設施與當地關系，還不是中資企業所要面對的全部。對這些企業來說，更大的挑戰，來自於蒙古國多變的法律環境，特別是礦產法律的變動。
據蒙古國中華總商會秘書長商拉那圖介紹，根據蒙古礦產法第8.1.4條規定，蒙古國大呼拉爾2007年底27號決議第一附錄，將15個礦點列入戰略礦。在這些礦產中，如果國家參與了前期開采投入的，股權要占到51%以上，如果沒有參與的，則國家不低於34%的股份。
“現在議會又有新議案，不管什麼樣的情況，國家必須參股51%以上，現在這個議案正在討論之中，還沒有通過，但是意見基本上一致了。”
新議案提出後，在蒙古國內部引起很多爭端，有礦權的表示反對，沒有礦權的表示要維護國家利益。
“實際這是一個重新洗牌的問題。外資企業之所以受到影響，是因為在議會中他們往往成為箭靶。”
雖然新議案還有待下一屆議會通過，但是很顯然，蒙古國政府已經形成了相對明晰的礦產政策：抓大放小。大型戰略礦國家控股的比例，已經成為影響中資企業長期戰略計劃的重要因素。
商拉那圖說：“以中有色為例，之前與蒙古國政府簽訂的優惠協議是前5年免稅，後5年減半，此外還有其他優惠政策。但是礦產法一經修改，這些優惠都沒有了，外資企業全部變成了國民待遇。這些變故本不在企業的成本預算中，現在都必須計入預算了。”
正元公司負責人李德亮對此深有同感：“蒙古國政策經常變化，沒有連續性，比如礦產資源法的修改，使很多在蒙投資企業轉持觀望態度。”
除此之外，更多的地方性保護政策，如設立環保區限制礦產開采，也是中資企業需要面臨的一大困難。“分明是野地，沒有草也沒有資源，不知道他們到底要保護什麼。”李德亮抱怨說。
在企業用人方面，蒙古法律對外資企業也有限制。
李德亮告訴記者：“最早時公司工人勞務費為每人7萬圖，如今雇佣中方勞務人員有一個1：10的規定，即雇佣一名中方勞務人員，要付出比蒙古國工人高出10倍的工資。”
阻力不只來自蒙古國
還有一個殘酷的現實擺在中資企業面前，那就是外國礦業公司強有力的競爭。
“在礦產合作領域，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要遠遠走在中國的前面。”中國駐蒙大使館參贊柴文睿說。
記者在蒙古國停留的20天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像，在烏蘭巴托街頭，能說英語的當地人，十有八九在外國礦業公司上班。
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於對自身國家戰略安全的考慮，蒙古國開始奉行“多支點”外交，即在與俄羅斯、中國兩大鄰國發展睦鄰友好關系的同時，重點加強與美、日、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西方國家的關系，一方面借以獲取經濟外援，一方面得以在多國競爭中保持蒙古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很多西方礦業公司紛紛進入蒙古國礦產市場。
據蒙古國資料統計，單是加拿大一國，在蒙投資的上市礦產勘查公司就有19家。其他國家的礦業公司，如澳大利亞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英國的金龍資源，日本的三井與三菱公司等，都在蒙古設有分公司。這些公司較中國礦業公司來說，資金更為雄厚，技術更為先進，在蒙古國進行礦產開發的時間更早。
在蒙工作多年，現為二連市副市長的郭剛告訴記者：“美國與加拿大等國，控制了蒙古的重要戰略資源，比如說鈾與石油、焦煤、黃金等，俄羅斯作為傳統勢力的擁有者，則控制銅、白銀、螢石。”
“占有蒙古大礦的，主要是澳大利亞與加拿大公司，礦產投資額上，中國雖然可以占到第3位，但是礦產分散，多而小。”正元公司負責人李德亮也有同樣認識。
眾多外資企業競爭導致的直接後果便是，中資企業拿礦難度加大。中國企業看上的礦，往往已經被其他外國公司先行獲得。
“我們神華公司看中了蒙古國的一家焦煤礦，但是進展的不順利，因為加拿大一家叫艾芬豪的公司也在爭取這個項目，結果造成神華公司4年談判而沒能取得進展。”郭剛說到這兒時，臉上劃過一絲無奈。
阻力並不僅僅來於自國外。國內的外貿體制，是中資企業頭上的另一道緊箍咒。
目前在蒙古國投資的中資企業，享受的是蒙古國的國民待遇。但是在中資企業海外投資上，同為中資企業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在政策上面臨的卻是兩重天地。
郭剛說：“我們國家體制約束很強，民營企業在海外投資，一般是沒有貸款。有些情況下獲得貸款必須通過中信保來投保，這種繁瑣的程序使得民營企業往往是看的到項目拿不出去錢。”
以鈾礦投資為例。十一五期間，國家加快了核電站的建設，預計在2020年之前，將上馬一批新的核電站。而目前情況是，國內的鈾資源根本無法滿足市場的需求。蒙古的鈾貯備相對豐富，兩國地理位置接近，中資企業投資蒙古鈾礦，應是理所當然。
“在蒙古國的鈾礦開發上，我們是全軍覆沒。”郭剛這樣告訴記者。
原因有很多，但中國的民營企業不能參與開采是重要症結。國有企業在海外參與這種敏感的戰略性礦產時，必然引起很多人的猜忌與懷疑，2005年中海油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失敗，便是前車之鑒。
但國內民營企業，還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做這樣的投資。“沒有政策優惠，還要背負政治負擔，還不如去金礦開采，一袋金子開采回來了，賣給誰都可以。”郭剛說。
跟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進入蒙古國開采礦產資源，在資金、技術、裝備等方面具有相對優勢。“必要的時候還可以協同作戰，當正元公司力量不足時，可以向其他國有企業請求幫助。”正元公司李德亮說。
但民營企業所遇到的困境，國有企業同樣感同身受。
正元公司對此便深有體會。進入蒙古國勘探鐵礦，公司只得到財政部一筆200萬左右的風險勘探資金，除此之外再無其他。
“在開采階段，國家可以提供無息貸款，但是在勘探階段沒有。我們現在的大部分資金，主要靠自己籌集。”李德亮告訴記者。
除此之外，與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還存在層層審批，效率不高的問題。李德亮告訴記者，“我們在蒙古國看重一個項目，要報到山東局批復，大一點兒的項目還要報到總局，有時等待批復下來要一年時間，錯失了很多良機。”
共贏的未來
阻力也不僅僅來自於體制，還來自於中資企業自身的意識。
蒙古國礦產資源法的頒布與幾經修改，目的就是將礦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按照蒙古國中長期戰略發展規劃設計，到2021年，蒙古國人均GDP要達到19000美元。在這個礦產資源豐富，人口只有280萬的國家裡，這並非不可能。但前提是蒙古國對本國礦產的控制與有效開發。
記者曾經在蒙古報紙上讀到一篇名為《蒙古人人都能成為富翁》的文章，其中心思想，便是蒙古礦權全民持股、引入外資、定期分紅。在蒙古國這樣的國家戰略面前，相關人士指出，中資企業應該適時轉變思路。
“我們要摒棄絕對控股的思維。超大型項目由中國來控制對方的命脈資源，可能麼？尤其是小國，他有自己的安全考慮，有自己的心態。”柴文睿說。
未來中蒙礦產合作中的一大亮點，是靠近中蒙邊境地區的奧由陶勒蓋銅礦。從目前勘測的結果看，該礦是一個超大規模儲量的銅礦，存儲量有可能超過智利。此外，還有蒙古國南部塔木陶勒蓋超大儲量的煤礦。
“這兩個礦的礦權都不在我們手中，但是將來中國要切切實實參與到這些礦產資源的開放中去，只有參與進來，才能達到我們利益的最大化。”柴文睿告訴記者。
由於中國有市場與地理之利，所以有一部分人認為，中蒙經貿中，是蒙古國有求於中國，如果中國人不買，蒙古國的資源下輩子也賣不出去。柴文睿十分反對這種觀念。
“必須要讓蒙方看到實際利益，必須對蒙古國的經濟發展做出貢獻，必須讓當地的老百姓看到實惠。” 柴文睿一連用了三個必須，來強調共贏的重要性。
記者在蒙古國20天的采訪中感受到，在蒙古國與中國的礦產合作中，蒙古人有很強的戒備心理，總是認為中國是在掠奪他們的資源。
蒙古人有這樣的想法並不為怪。橫亙在中蒙礦產合作之間的，有歷史與現實的問題，有蒙古人對中國不信任的問題，有蒙古國國家政策的問題，還有蒙古國經濟獨立與國家安全的問題。
前駐蒙大使高樹茂一再強調：“中國企業不應只了解與蒙古的礦產合作，還應了解中蒙之間的歷史由來及未來發展方向，做到真正的互利共贏、增信釋疑。”
做到增信釋疑，中資企業或許可以嘗試更多的合作方式。
華電的做法便受到了二連浩特副市長郭剛的贊賞：“像華電這樣的企業，很有智慧，有戰略眼光。你要的是資源，你想喝牛奶，不一定要養奶牛。不求所有，但求所用。”
據郭剛介紹，華電集團每年從蒙古國進口100萬噸原煤，采取的是只做貿易不做投資的方法，為了保證原煤的運輸，華電與蒙古鐵路局正在進行談判，內容是自備車皮將蒙古國國內的煤礦運輸回國。
“蒙古全國只有1800輛車皮，一年的運力滿打滿算是700萬噸。那麼我再投1800輛，這樣每年就能從蒙古運輸回來700萬噸煤了。所以對蒙古國的工作，不要去投資礦，而去投資車。誰賣給我我就叫他裝車拉煤，我只拉我自己的煤。”郭剛說。
同樣的方法，秦龍國際也正在嘗試。郭剛就這種方式打了一個巧妙的比方：我出錢去你家挖東西，我帶著鐵鍬去。雖然土地、礦權、路權都是蒙方的，但通過投資鐵路，中資企業同樣可以保證自己的利益。這樣一來，蒙古國方面少了疑慮，雙方合作會減少很多麻煩。
凡事都有正反兩面，礦產資源法的修改，同樣也有利好的一面。
柴文睿告訴記者，過去中蒙之間的合作，多是企業對企業，無法與政府談判，因為政府手裡沒有任何企業。礦產資源法修改以後，蒙古國政府有了股份，兩國政府間或中資企業與蒙古政府間，就有了溝通的可能，這對中資企業未必是壞事。
記者離開蒙古國的前一天得知，蘇赫巴托廣場國家禮儀宮前宏偉的成吉思汗銅像，是在中國鑄造，隨後在蒙古國成立800年之前運回烏蘭巴托的。蒙古國的銅礦粉與中國的資金技術，成就了800年後的成吉思汗塑像。這並非是一種巧合，它預示的，或許正是兩國礦產合作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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