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上的歌者
蘇赫巴托廣場，夕陽西下，已近黃昏。此時對夏季的蒙古來說，僅僅意味著一天生活的開始。廣場周圍的酒吧，笙歌漸起，酷愛喝酒的蒙古人，漸入佳境。滑輪少年，吉他歌手，三三兩兩，聚向蘇赫巴托的雕像，准備展示自己的才藝。暴曬褪去後，蒙古人的夜生活即將到來。
我路過廣場的時候，李安順（化名）與黃文徽（化名）雙手搭在建築工地的圍牆上，正望著對面噴水池前照相的男女發呆。
他們身後，是主體工程已經完成的香格裡拉大廈，烏蘭巴托未來的五星級酒店。由北京建工集團承建的香格裡拉，17層的玻璃面牆，傲視群樓，在廣場旁邊分外惹眼。鋼管與木板圍成的高大圍牆，將香格裡拉與外面世界隔開的同時，也將李安順與黃文徽與外面的世界生生隔開。
“你們是哪裡人？”一句中國話，一支中南海，將二人的話匣輕易打開。
李安順，安徽郎溪縣人，與生在績溪的胡適可算作老鄉。他原來是縣城糧食局下屬油籽廠的職工，2萬塊錢買斷工齡之後，便隨著同是安徽老鄉的工頭出來做工，到現在為止已有8年。妻子在家中經營小賣鋪，女兒從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已留在南京工作。
從今年3月算起，李安順來到烏蘭巴托已有半年，每天的工作是在這棟大樓裡面看倉庫管後勤。大樓的對面，便是熙來攘往那個的蘇赫巴托廣場，這個國家的行政中心，精神像征。
出乎我的意料，當我問他的時候，他卻不知道廣場正中的蘇赫巴托塑像是誰。因為他從未涉足那裡半步。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
談到這裡，老李與老黃便向我倒起了滿肚子的苦水。
“我們平時不敢出去吃飯、喝酒，根本沒有任何娛樂，連香煙都是有蒙古小販早晨送到工地上來。”李安順說這話的時候，有些激動。
“為什麼不敢出去呢？”
“因為醉酒的蒙古人會找我們麻煩，輕則罵街，重則痛打。警察也會檢查我們的護照，而我們手裡只有復印件，原件都在老板手裡。老板讓我們平時不要出來，要是我們真的出去有了事情，老板就會說：‘說不讓你們出去你們不聽，現在出事了吧？’”
這樣我想起了此次到蒙古之前朋友的忠告：自己一個人要小心，特別是晚上的時候，要離街上的醉鬼遠一點兒。當時聽來，並沒當回事。到了蒙古以後，接觸的中國人越多，才逐漸體會到他們的警告並非空穴來風。
蒙古人對中國人的不友好，由來已久。蒙古前華僑協會段會長告訴我，在蒙古的華僑基本上都有過挨打的經歷，挨罵更是家常便飯。“在老家過的舒心啊，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在這兒不行，唱之前還要先往周圍看一看。”
我在二連浩特的一個朋友也有過親身經歷。前幾年他曾在蘇赫巴托廣場被小偷偷去手機，誰知追到小偷後卻被當地警察帶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當地警察偏袒蒙古人，這跟中國剛好相反，以後沒事我再不會去蒙古了，太受氣。”
李安順曾親眼看到，兩個醉酒的蒙古人闖進他們的宿舍，在幾百個中國勞工面前楞是將一人打成重傷。
老李憤怒地對我說：“當時我們每人吐一口吐沫，都能把他們淹死，可老板不讓我們還手，說被蒙古警察抓去了要挨揍，還要坐水牢。”
說到這裡的時候，老李轉過頭去問老黃：“到底有沒有水牢？他們都說有，誰也沒見過。”
更驚險的事情發生在今年7月1日。因為民主黨與幾個小黨對議會選舉結果不滿，黨徒與民眾聚集在廣場周圍示威，隨後演變成騷亂，人民革命黨大樓被燒毀，警察開槍，當場打死了4名示威者。
這本與中國勞工毫無干系。但是香格裡拉大廈恰好夾在蘇赫巴托廣場與人革黨總部之間，而大廈偏偏又由中國人承建。這個交集當然逃不過那些好事之徒的眼睛。
李安順告訴我，那天有500多名蒙古人將大樓團團圍住，正在大樓裡面工作的中國勞工有100多人。最危機的時刻，騷亂者已經上到了第7層，中國工人則退到了13層，流血衝突一觸即發。
“當時嚇死他媽我了。”老李講到這裡時，臉上的肌肉有些抽搐。
最終，是資方雇佣的保安公司救了他們。“來了兩大車保安，不是現在門口這樣的老弱病殘，是保安公司從全城抽調來的精兵強將。他們攔住了蒙古人，隔出一條路來，我們才得以脫身。”
為了更好地再現老李與老黃的恐懼，在這裡我有必要交代一下我們說話時的場景。當時我是背對著老李老黃，身後是一個帶噴水池的小廣場，熙來攘往。老李與老黃身子在建工集團的圍牆之內，只有頭露在外面，正對廣場。
當跟我講述這些經歷的時候，我觀察到，他們的雙眼就像站崗的田鼠，不停掃視對面人行道上的路人。
“你們看什麼呢？”我問到。
“得提防著點兒，隨時都可能有石頭飛過來。”
“有那麼嚴重麼？”
“上次我們一個工友就在這裡被一個蒙古小青年給襲擊了。”李安順說。
談話期間，我不時遞上去的中南海拉近了我們之間的距離。老李同意帶我上到大樓裡面去看看。進門的時候，門口的蒙古保安本沒有過問之意，老李還是特地跑過去對他們說：“這是我的朋友。”然後回過頭來對我說：“要不是我在這兒，你就進不來了。”
5層的宿舍裡，用木版隔出的庫房就是他們的宿舍。房間裡唯一的家具，是幾張有床墊或者沒有床墊的宿舍床板。老李從一個大木箱的深處掏出一包綠茶來給我沏上，邊對我說：“這是家鄉的茶葉，胡錦濤小時候都喝過。”
在這間逼仄簡陋的工棚裡，黃文徽給我講述了另外一個他親身經歷的故事。有一次他與兩名工友一同乘坐電梯，同乘的還有三個蒙古人。電梯行進中，其中一名醉酒蒙古人突然掐住中國工人的脖子，老黃的另一名朋友氣不過，就上去拉那個蒙古工人，卻不料上來就遭到一拳。
“太他媽受氣了。”老黃氣憤地說。
一直對我埋怨說沒有肉吃的老黃，已經是50多歲的人了，身體單薄，骨瘦如柴。同老李一樣，他也來自安徽郎溪，家中有十幾畝薄田，老婆至今在家務農。有一兒一女，兒子是汽車司機，女兒已經嫁人。當我問他為什麼這麼大的歲數還來異國他鄉干活兒的時候，老黃無奈地說：“農村兒子結婚就得十幾萬，不出來掙錢兒子怎麼辦？”
的確，每月3500元錢的工資，比起家鄉的種地生活，已經好上許多，這便是吸引他們繼續留下來的根本原因。
下樓的時候，老李又專門跑過去對蒙古保安說：“我帶朋友來這裡看看，他這就要走了。”老李為了我的安全，執意要求蒙古保安送我出門到蘇赫巴托廣場。我執拗不過，只得從命。從大樓到廣場不到百米的路上，二人將我夾在中間，像看著一個犯人。我注意到老李的眼睛在不停地四處張望，像一只驚恐的羚羊，搞得我這個在烏蘭巴托大街上平安游蕩了一個星期的人也緊張起來。最終，在老李再三的叮嚀下，我們互道離別。
此時，已值華燈初上。蘇赫巴托塑像旁，已經聚滿了前來玩耍的年輕人。他們也許並不知道，馬路對面的那棟大樓上，一群中國勞工，將他們看成是危險人物，處處提防。蒙古中國大使館的朋友告訴我，這樣的務工人員，在蒙古有2萬人左右。
我回過頭去，整個香格裡拉大樓漆黑一片。老李和老黃，或許正在某個角落裡注視著我。城市的燈紅酒綠與他們咫尺之遙，他們卻像犯人一樣將自己囚禁在工地，不敢越雷池一步，這樣的花花世界，對於他們，交像兩條平行的直線，永遠沒有交集。唯一另他們欣慰的，是每月幾千元的收入與妻兒受到彙款後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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