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江南鏡裡天
----2008年國慶江蘇游記之文化篇
金秋國慶，開車下揚州，沿途還去了蘇北重鎮徐州和江南名城鎮江。不僅游覽了各城市各有特色的景點，品味了各景點獨特的文化內涵，也充分、真切地感受到了不同城市所不同的城市文化。在之前的幾篇游記中，筆者對各城市的景點和景點背後所蘊涵的景點文化進行了敘述，在此，也想談一談對這三個城市所具有的城市文化的感想。由於水平有限，希望大家給予指正。
毫無疑問，城市文化通常受幾方面因素的影響，一是地域民俗，二是歷史沿革，三是名人取向。在三個城市中，徐州靠近山東，地勢為丘陵地帶，其城市文化中，不免帶有濃厚的齊魯文化色彩。自強不息、崇尚氣節、經世致用、人定勝天、厚德仁民、大公無私、勤謹睿智，這些都是齊魯文化的核心要點。徐州作為兩漢文化的發源地，在兩漢歷史上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徐州所能保留的歷史遺跡、文物也以兩漢時期的居多。可以說在中國歷史畫卷中徐州最輝煌的一幕上映在兩漢時期，其它朝代則著墨不多。所以徐州與兩漢文化是分不開的。徐州在歷史上出現了很多名人，很多帝王出生於此，如漢高祖劉邦，南朝宋武帝劉裕，齊高帝蕭道成，梁武帝蕭衍，五代十國時期的南唐烈祖李弁，後梁太祖朱全忠等。所以徐州又有“千年龍飛地、一代帝王鄉”的美譽。除此之外，西漢的安國侯王陵、絳侯周勃、汝陰侯灌嬰、蕭何、曹參、樊噲等；東漢道教創始人張道陵，東漢末年被譽為江東第一謀士的張昭；東晉驍將劉牢之；清雍正重臣李衛，都是徐州籍。當然，徐州也曾誕生了一些文人，如主持編寫《淮南子》的西漢淮南王劉安，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及文學家劉向，和劉向的兒子劉歆，西晉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南朝編著《世說新語》的劉義慶等都是徐州籍。但與徐州的這些帝王政客相比，這些文人黯然失色。如果在歷史上選擇一位名人作為徐州的代表人物的話，那麼非劉邦莫屬。與鎮江、揚州兩個城市相比，徐州城市文化中的帝王文化因素顯然要強許多。可以說齊魯文化、兩漢文化、帝王文化三者的交集形成了徐州的城市文化，其磅礡大氣、不修邊幅的文化風格隨處易見。甚至在餐飲文化方面，名菜羊方藏魚、黿汁狗肉都體現出了這一文化風格。如果要找出一篇文學作品來表述徐州的文化風格，筆者認為應是《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寥寥幾句王霸之氣畢現。可以說徐州與鎮江、揚州雖同屬一省，但其城市文化特質確是天壤之別。
再看揚州和鎮江，這兩個城市僅一江之隔，同處長江三角洲，從地域文化的角度來看，同屬吳越文化的範疇。再細分一下，應屬於吳文化的範疇。海納百川、兼容並蓄；聰慧機敏、靈動睿智；經世致用、務實求真；敢為人先、超越自我；這些都是吳越文化的核心內涵。也正是因為“包孕吳越、彙通大海”，以及“善於創造、勇於創新”的文化特點，才在吳越文化的基礎上，衍生出了海派文化，在近現代創造出了繁榮的長三角文明。
從吳越文化的整體歷史沿革的角度來看，公元前11世紀“泰伯奔吳”，帶去了中原文明與文化，促進了“荊蠻之地”的發展，也使當地的土著文化有了很大的改變。但直到魏晉之前，吳越民眾仍以尚武逞勇為風氣。相比中原地區，吳越文化的落後是明顯的。但就總體性狀而言，粗獷中蘊涵精雅，是當時吳越文化的顯著特征。西晉末年，晉室南渡，士族文化的陰柔特質及其對溫婉、清秀、恬靜的追求，改變了吳越文化的審美取向，逐步給其注入了“士族精神、書生氣質”。南宋直至明清時期，吳越文化愈發向文弱、精致的方向生長。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吳越文化除陰柔、精細之外，又平添了消費特征和奢華之習。到清朝康乾盛世，這種風氣達到了鼎盛時期。所以說吳越文化也同時擁有士族文化的特質。雖然士族文化中帶有明顯的頹廢、奢靡的不良風氣，但其精益求精、錙銖必較的精神，卻使得吳越之地文人學者倍出，不論是經濟、科技、教育，還是學術思想、文學藝術，都成為這一文化走向高峰並在全國領先的標示，影響一直延續至今。這些文化特征在揚州和鎮江很容易找到，甚至在淮揚名菜“蟹粉獅子頭”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奢靡而不失精細”的吳越文化特征。
雖然揚州和鎮江同屬吳越文化，在城市文化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處，但是從具體城市的地理狀況和歷史沿革的角度來看，還是有許多差別。
揚州位於長江北岸，南臨長江，與鎮江隔江相望，中有縱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被譽為“蘇中門戶，園林城市”。揚州文化不可避免地帶有園林文化自然、古樸、秀美、精細、雅致的藝術化特征。歷史上，揚州的興衰與鹽政、鹽商關系密切。以揚州為中心的兩淮鹽場在康乾時期上交鹽稅占了清政府財政收入的四分之一，所以揚州文化有與鹽商文化密切相關。而鹽商文化與園林文化交互影響，又加重了揚州文化中的攀比、奢靡的不良風氣。同樣由於鹽業的發展，使揚州“富甲天下”，也使富商雲集的揚州帶有更多“聲色犬馬”的青樓文化特點。可以說揚州文化是吳越文化、士族文化、園林文化、青樓文化和鹽商文化結合的多元化產物，也是最富爭議的城市文化。
與鎮江、徐州兩個城市相比，可以說揚州文化富有獨特的魅力。其內涵之豐富，影響之深遠，絕非其它兩個城市可比，唐代二十四橋的旖旎，北宋平山堂的風流，明末史可法的忠烈，清中葉揚州八怪的軼事，幾乎家喻戶曉。揚州文化對華夏文明作過許多重要貢獻，很多揚州籍的歷史名人也為華夏文明增光添彩。西漢丞相江都人董仲舒首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主宰中國千年的統治思想奠定了基調。唐代揚州詩人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被譽為“孤篇壓全唐”。到了宋代，秦觀以北宋婉約派詞宗馳名於世；而姜夔以一曲《揚州慢》，表現了對故土無限的眷戀和對無力對抗外虜的無奈，在眾多宋詞中不失為經典之作。明清兩代揚州才俊輩出，施耐庵、吳敬梓、曹雪芹、龔自珍等文學巨匠把中國的古典文學推向了一個極致高峰。“揚州八怪”為代表的揚州畫派，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重在創造與發揮，開創了一代新畫風，為中國繪畫的發展立下了不朽的功業。揚州琴家徐常遇崇尚“淳古淡泊”，取音柔和，善用偏鋒，節奏也比較自由而不拘，創立了廣陵琴派，並為後世留下了《梅花三弄》、《平沙落雁》、《廣陵散》等代表曲作。現代的揚州也孕育了著名詩人、散文家、學者、教育家朱自清，一篇《荷塘月色》不僅成為了抒情散文的峰巔之作，也對白話文藝術的發展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還有現代的江澤民總書記，為當代中國的穩定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除此之外，四大菜系之一的淮揚菜系代表了烹飪“以味為核心，以養為目的”這一本質特征，成為了中國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揚州人對“技”和“藝”的不懈追求，也使揚州工藝、揚州戲劇、揚州曲藝、揚州園林、揚州雕版、揚州足浴等成為了華夏文化瑰寶，以濃墨重彩書寫著揚州文化的輝煌。
雖然揚州文化內容豐富、魅力非凡，而且筆者本人也向往“腰纏十萬貫，騎鶴下揚州”，但我並不喜歡揚州文化中的那種風花雪月、悲喜哀愁、奢靡頹廢、醉生夢死的風格。
唐太宗曾經有言：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歷史上與揚州發展變遷關系密切的帝王有三人，一是春秋時代的吳王夫差，二是西漢初年的吳王劉濞，三是隋煬帝楊廣。公元前486年，春秋時代的吳王夫差為北上爭霸，在蜀岡修築邗城，是為揚州建城之始。也正是因為築邗城、掘邗溝，耗盡了吳國的財力，使得越王勾踐得以臥薪嘗膽，反攻滅吳。使吳國從霸業的峰巔急速跌至亡國的地獄，志向遠大、希望延續父王闔閭春秋五霸傳奇的吳王夫差，也難免刀下身亡，留下一段令人扼腕嘆惜的悲壯故事。西漢初年，曾經是一代梟雄的吳王劉濞鎮守東南，因得銅山鑄錢，煮海為鹽，國力也愈加富強。勢力充足後，野心不免產生。漢景帝三年（前153年），吳王劉濞為首發動了吳楚七國叛亂，但僅三月便告失敗。劉濞兵敗亡奔江南，在丹徒為東越士兵所殺。雖然吳王劉濞的興國政策，促進了揚州工商業的發展，但其為了個人野心，不合時宜地發動叛亂，給揚州也帶來了兵亂之災，自己也不免身敗名裂，成為了西漢“文景之治”期間不和諧的一個音符。公元六世紀，隋煬帝動天下之工開通京杭大運河，揚州成為水運樞紐，不僅方便了交通、灌溉，而且對促進各地區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修建大運河耗盡了國力，隋煬帝的橫征暴斂、驕奢淫逸又違反了民意、激起民變，最終導致隋朝的滅亡，隋煬帝自己也在揚州身首異處。白居易有詩寫道“海內才力此時竭，舟中歌笑何日休？”可以看出，這三個與揚州密切相關的帝王有兩個共同的特點，第一，都對揚州的發展起到過積極作用，第二，都是身敗名裂，成為刀下之鬼。這難道是巧合嗎？
唐宋時期是中國詩詞歌賦發展的鼎盛時期，華夏大地誕生了很多名垂千古的文學家。在揚州聽到介紹最多的兩個唐代詩人是徐凝和杜牧，聽到最多的兩個宋代詞人是秦觀和姜夔。徐凝因“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而名揚天下，也使揚州有了“明月城”的美譽。“落魄江湖載酒行”的杜牧在揚州一住就是十年。在揚州文化的熏陶下，才華橫溢，又富有情調的杜牧留下了很多千古傳誦的絕句佳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青山隱隱水迢迢，秋盡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橋明月夜，玉人何處教吹簫。” 杜牧的一生雖未能像辛棄疾那樣以“了卻君王天下事”為己任，但也“贏得生前身後名”。後世揚州人對杜牧的熱愛，使揚州與“明月夜”下“卷上珠簾”的煙花柳巷，與“斜陽下”青樓中的“十年一覺”，與“揚州夢”中的“吹簫玉人”聯系在了一起。正是因為徐凝和杜牧，使得“明月”和“玉簫”幾乎成為了揚州的專用名詞，也使揚州文化或多或少地融入了青樓文化的色彩。
秦觀和姜夔都是揚州人，秦觀作為宋詞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據了重要位置，他的一曲《鵲橋仙》被譽為中國歷史上最浪漫的愛情詩，其中最後一句“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使多少痴情男女為之魂牽夢縈。而姜夔則以一首《揚州慢》，不僅使世人都知道了“淮左名都，竹西佳處”，也因一句“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使後世的很多名人雅士對揚州的青樓充滿了遐想。
綜觀以上人物的作品，風花月夜、浪漫抒情成為了他們共同的風格。雖然也有一些作品表示出了對時勢的不滿，對國家前途的憂慮，但態度上更多的是“憤怒後的無奈與消極”。這些特點，似乎與揚州文化有著諸多的契合。總之，由於他們自身血脈中的揚州文化因素，或者是因為長期在揚州居住，揚州文化不可避免地對他們的作品有著強烈的影響，同時他們的作品又影響、弘揚了揚州文化。
雖然歷史上揚州也曾發生過南明督師史可法抗清這樣的悲壯故事，但很快就以失敗告終。在清軍屠城十日，死者數十萬之後，很快又重新回到了醉生夢死、歌舞升平的文化主旋律中。可以說與文學、藝術、科技、教育的諸多成功相比，揚州的政治、軍事史上只與兩個字相聯系----失敗，無論是夫差、劉濞、楊廣，還是史可法。也可能正是這個原因，揚州文化中缺乏陽剛之氣，而以陰柔為主。
也許就是因為揚州文化中消極的內容太多，許多人批評揚州文化。清代汪沆稱瘦西湖為“銷金鍋子”，批判當時攀比的奢侈之風，鄭板橋批判之“難得糊塗”，表示了不滿與無奈。到了現代，身為揚州人的朱自清先生也說揚州人“小氣和虛氣”。直到今日，揚州文化的基因中，眼高手低、言多行少、害怕艱苦、閉目塞聽而妄自尊大的成分，誰敢說已絕跡了呢？
看完揚州，我們再看看與揚州一江之隔的鎮江。這兩個城市相距僅25公裡，在地域文化上同屬於吳越文化。但由於地理地勢、歷史沿革等因素的不同，鎮江與揚州在城市文化上還是有明顯差異的。筆者認為兩個城市在文化方面的區別主要在於四個方面，首先是地理地勢的影響。鎮江位於長江南側的低山丘陵地帶，扼南北要衝，得山水之勝，人傑地靈，風光旖旎。金山之綺麗，焦山之雄秀，北固山之險峻，豐姿各異，人稱“京口三山甲東南”，特別是北固山更是以“天下第一江山”而名聞四方。面對此山此水，文人墨客心中難免豪氣萬丈，寫出 “丹陽北固是吳關，畫出樓台雲水間” （李白）、“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王安石）、“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辛棄疾）、“山分江色破，潮帶海聲來”（範仲淹）、“樓台兩岸水相連，江北江南鏡裡天”（沈括）這樣宏壯風格的詩句也就很正常了。即使面對逆境，王昌齡的“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也顯得不那麼消極。與揚州的樓台運河相比，鎮江這種具有真山真水的獨特風貌，更容易賦予詩人們豪放的筆鋒，而這些千古絕唱與城市文化又相互影響、相互烘托，不僅使這些名作流風遺韻，至今裊裊不絕，而且在以吳越文化為基礎的鎮江城市文化中融入了雄偉磅礡的陽剛之氣。試想一下，站在風光無限的北固樓上，面對著“滾滾長江東逝水”，即使是杜牧，他難道還會想到“玉人何處教吹簫”嗎？同樣，如果辛棄疾站在二十四橋上，看著天上明月，聽著玉人吹簫，吟訟出的恐怕就是“生子當如秦少游”了。
其次，是歷史事件的影響，在宋朝期間，長江是金兵南下的分界線。處於江北的揚州基本上沒有什麼抵抗，就數度淪陷於金兵之手，揚州城慘遭破壞。在這種情況下，身居揚州的姜夔訴出“過春風十裡，盡薺麥青青。自胡馬窺江去後，廢池喬木，猶厭言兵。漸黃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隨後再發出“青樓夢好，難賦深情。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的無奈感嘆，也就理所當然了。而在鎮江，宋兵憑借長江天險頑強抵抗，一直沒有讓金兵踏過長江，鎮江城池得以保存。在這樣的背景下，鎮江當期的文化作品中，並不像姜夔那樣表現出憤慨後的無奈與沉淪，而是更多地帶有積極抗爭的味道。“梁紅玉擊鼓戰金山”的故事經過文人們精彩的演繹，成為了市民們為之自豪的佳話，並廣為傳誦。辛棄疾的兩首詞雖然也表現出了對南宋朝廷偏安一隅的不滿與無奈，但詞中充滿了豪壯之氣，一句“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借弱趙抗強秦的歷史典故，表現出了面臨外虜入侵時的頑強抗爭精神。這一特殊時代所產生的抗爭精神對鎮江城市文化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再次，是歷史名人的影響。鎮江是三國東吳大帝孫權的故裡，孫權以區區江東之地，抗衡曹魏，開疆拓土，造成了三國鼎峙的局面。盡管鬥轉星移，滄桑屢變，歌台舞榭，遺跡淪湮，然而他的“氣吞萬裡如虎”的英雄氣魄則是和鎮江這千古江山交相輝映的。辛棄疾在鎮江寫下的兩首絕世之作《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都把孫權作為了贊頌的主要對像。山西祁縣人的羅貫中在寫作千古名篇《三國演義》時，盡管有著強烈的崇劉傾向，但也給孫權極大的褒揚。而其中五十四回“吳國太佛寺看新郎，劉皇叔洞房續佳偶”的精彩表述，又使孫權與鎮江結下了不解之緣。鎮江人對孫權的津津樂道，使得鎮江的城市文化中帶有了孫權的味道。而孫權的味道是什麼？恐怕還是辛棄疾的兩首詞中表現的最為准確。《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上闋中“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裡如虎”。《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下闋：“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生子當如孫仲謀。”
歷史事件與歷史名人的影響，使鎮江文化中帶有了中原文化中崇尚英雄、粗曠豪放的色彩，這與揚州形成了鮮明的區別。
第四，與揚州相比，鎮江人好像更加崇尚佛教，使得大量的寺院充斥在鎮江不大的地面上。杜牧的“青苔寺裡無馬跡，綠水橋邊多酒樓”，薩都剌的“野人一過竹林寺，無數竹林生白煙”，冷士嵋的“檻外晴川甘露寺，窗前秋水玉圌峰”，都生動地描寫了鎮江的寺院風光。這些寺院不僅與山水相點綴，形成了一幅幅活色生香的有聲畫、無字詩，也使鎮江城市文化中帶有了“重禮儀、正人倫”的寺院文化，以及“誠正悲戒”的佛教文化。在這些文化的影響下，鎮江的奢靡之風與青樓文化比之揚州要弱了許多。
除了上述原因，一些傳說故事對鎮江的城市文化也頗有影響。一段西湖斷橋邊上發生的纏纏綿綿的愛情故事，到了鎮江就發展到波瀾壯闊的局面。水漫金山使得白娘子由杭州西湖邊上溫柔無限的淑女，一下子變成了鎮江金山寺旁激烈抗爭的烈女。白娘子為了愛情敢於與命運抗爭的精神多少對鎮江的文化產生了影響。還有民間廣泛流傳的“甘露寺劉備相親”的故事，經過京劇藝術家的改編，變成了《龍鳳呈祥》。又給鎮江賦予了帶有皇家色彩的喜慶氛圍。這些民間傳說的廣泛傳揚，也影響了鎮江的城市文化。雖然這些傳說故事中多以女性為主角，但無論是“水漫金山”的白娘子、“擊鼓戰金山”的梁紅玉，還是“怒沉百寶箱”的杜十娘和“匹女有責”的孫尚香，故事中的她們少顯陰柔之風，反而充滿了陽剛之氣。這也體現了鎮江文化的風格。
總之，筆者認為鎮江的城市文化植根於吳越文化，又受到中原文化、寺院文化、佛教文化的多重影響，形成了有別於揚州等吳越諸城所特有的風格。
對於不同城市文化所蘊涵的不同特點，肯定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有“青山也厭揚州俗，多少峰巒不過江”的鎮江和尚，也有“人生只愛揚州住，夾岸垂楊春氣薰”的黃慎和“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的張祜。這其中恐怕只有子醜寅卯的區別，沒有優良中劣的差別。
筆者水平、見識皆有限，做此拋磚之作，還有請各位網友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