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從日喀則去定日，未到拉孜之前，有條岔路從318國道折向南，司機告訴我，從這裡拐進去可至薩迦。“薩迦”這個字眼，很讓我心動，單憑歷史課上曾經的一小段——蒙古忽必烈封薩迦派首領八思巴為國師、帝師——就足以勾起對這個小城的無邊向往了。可惜，當時的往返行程皆全部定妥，無暇再去那裡。所幸的是，僅僅一年之後又一次踏上了西藏這片土地，這回，我的計劃裡有薩迦。
日喀則到薩迦，車子走走兩小時左右。後藏地區的九、十月之交，正是收獲季節，公路兩旁的地裡，小麥、青稞割得差不多了，一個個草垛子堆著，讓我在車裡似乎都能聞到空氣裡飄著的糧食香。拐入通薩迦的公路之後，前半程大致還是類似的農村景像，然而走到最後一段，不記得從哪裡開始的，沿途的民居跟之前的便不一樣了：家家戶戶，青色的外牆上均塗著紅色、白色的豎條，視覺上予人一種極強的跳躍感。這些鮮明的色彩提醒我們，薩迦快到了！
很早就做過功課，說是薩迦派俗稱“花教”，該稱謂便出自於他們牆上的紅、白、黑三色。我個人很不贊成用“黃、紅、白、花”幾個字去隨便指代藏傳佛教的四大宗派，不過對於薩迦派而言，顏色“花”確實是其獨一無二的標記，即便是第一次來，也可以通過“觀色”來判斷自己是否已經到了這地界。後來，當地的一位進藏干部告訴我，因為建築牆體很難做到純粹的黑，所以真正看上去，所謂的“黑”其實是青藍色的。噢，原來如此，心頭的一點兒小疑惑終於釋然。
穿過薩迦寧靜的街道，車子直接開到了薩迦寺——確切地說是薩迦南寺。
歷史上的薩迦寺曾經包括南、北兩寺。北寺的年代更久遠，始建於北宋時期，後逐步擴大，在苯波山的山腳、山坡形成了一片壯觀的建築群，只可惜，文革的時候，北寺幾乎被破壞殆盡，沒剩下多少東西。在南寺的入口處，眺望了一下苯波山，遙想北寺當年的盛境，難免一陣感慨惋惜。——關於人的文明史，總是充斥著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實，通過毀滅來表明自己的絕對正確，就是其中的一種。薩迦北寺，很不幸地便成了我們自己狂熱的犧牲品。
如今尚有得一看便是南寺。南寺從外面看不像寺，反到更像一座城池。跟如同村落般的哲蚌寺、扎什倫布寺等不同，薩迦南寺氣勢宏偉，呈正方形，四周一圈高大堅固的城牆，而且四個角上修了角樓，一看便具有軍事防御的功能。這一道城牆之內，才是殿堂僧舍之類的建築。
談論南寺，那就繞不開一個人，薩迦派五祖八思巴，該寺是1268年由他下令建造的。當時，他以國師之身份，受忽必烈的委派，從北京返藏已有一段時間，旨在為中央政府清查戶口、釐定賦稅，進行十三萬戶的行政區劃設置。而統領西藏的薩迦地方政權，亦隨之正式形成，這種情況下，建一座體現薩迦派政治地位的建築，自然是順理成章。至於南寺采用了城池的樣式，我想不排除是八思巴長期呆在西北、華北一帶，受到了漢地影響的緣故。另一個問題，為何南寺的軍事防御風格如此強烈？這大概應歸結於元朝管理西藏的行政建制——十三萬戶。毫無疑問，在朝廷的力挺之下，薩迦派位居十三萬戶之首，概念上握有對整個西藏地方的統治權。然而，再怎麼說，薩迦僅僅是萬戶之一，另外十二萬戶的設立，其實就意味著中央政權對其它教派勢力範圍的承認。因此，薩迦派與其他萬戶之間，還是存在著一些矛盾衝突的潛流，“老大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各地的實力派們，不可能沒有這樣的念想。面對或將出現的挑戰，未雨綢繆，在南寺興建的時候考慮到防御問題，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進入寺內，主要參觀了大殿及兩側的配殿。一踏進薩迦大殿，就發覺它是屬於鴻篇巨制那種級別的。殿內若干巨大的柱子，撐起了一個非常大的空間。這些柱子的體格，簡直可以和故宮、孔府的相比，尤其是進門後前排中間的幾根，是未經任何粉飾的原木，很有歷盡塵煙的滄桑味道。這幾根柱子都頗有說項，我只記得其中一根是“皇帝賜的柱子”，傳說乃是忽必烈給的。
大殿中央，一位僧人高坐著，在給排隊的信徒們吹法螺。法螺對於薩迦寺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因為忽必烈曾賜給八思巴一個白海螺，如今乃薩迦寺的聖物；盡管它從不輕易示人，但是，以“替身”用於平日的祈福卻成了這裡的一大特點。咱既然來了，當然要入鄉隨俗，於是也排隊到法螺旁邊，在其低沉的回響中祈禱默念了一會兒。
大殿的後牆以及左右兩側，是整面的經書架，這便是薩迦寺著名的法牆。我們去的時候，國家對薩迦寺的大修尚未完工，經書都存放在另外的庫房裡；不過，寺裡對我們優厚備至，特地帶我們去看了看。當庫房那扇厚重的鐵門緩緩推開，我當即被震得只有驚嘆的份兒——這麼多珍貴的佛教典籍，恐怕在任何的現代圖書館是看不到的。它們一沓一沓地裝在長方的錦函裡，歷經了七、八個世紀的時光，讓你站在那裡大氣都不敢喘一口。南寺大殿的藏書，據說大多數是八思巴時期集全藏之力組織抄寫的，因此，透過每一部經書，便是一個鮮活的身影及其耐得住寂寞的靈魂，這些文化傳承者日復一日、奮筆疾書，終於凝聚了薩迦的輝煌一脈，存續至今。
如果是有一定藝術功底的參觀者，其實還可以說說薩迦寺的壁畫的，薩迦之所以被稱為“第二敦煌”，很大的原因就在於這些精美的壁畫。可惜，這方面我比較“殘”，只能看過就罷，嘖嘖稱贊一下而已。
整個寺院看完，最深的印像便是，它的渾厚大氣，無不在述說著薩迦派曾經擁有的權威與光榮。忽必烈與八思巴，他們之間緊密的政治與宗教關系，造就出了一段薩迦的鼎盛期。不過，若是再追根溯源，可以發現，真正為薩迦派的興起打下根基的，是另外一位大德——薩迦派四祖薩迦班智達。
薩迦班智達所處的時代環境，用一句詩形容最貼切不過：山雨欲來風滿樓。那時的蒙古鐵騎，已經踏平了西遼、西夏、金等地，其往南擴張的勢頭銳不可擋；而此時，大兵壓境的西藏地區，各部勢力自立山頭，尚處於一種割據狀態。首先有所行動的是蒙古人：西夏滅國之後，被封在這一帶的成吉思汗的孫子闊端，派出了一支軍隊攻入西藏，小試牛刀之後又撤了回去。獲勝班師的將領帶給闊端一條重要信息，薩迦派教主薩迦班智達在全藏很有威望。於是沒多久，汗王闊端詔令薩班，邀請他到涼州商討歸附事宜。去還是不去？That is a question！以宗教領袖之尊，他可以拒絕詔請，甚至可以振臂一呼、號召抵抗。然而，薩迦班智達再三考慮，最終選擇了親赴涼州，為了有情眾生的安樂，與蒙古王室進行談判。在薩班的隨行諸人裡，便有他的侄子八思巴——這位未來的薩迦派教主當時才十幾歲。
1247年，闊端與薩迦班智達在涼州會面，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值得紀念的時刻：自此，蒙古汗國及後來的元代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地方行使管轄權，西藏正式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雙方在議定了關於歸屬的具體條件之後，薩班給西藏的僧俗首領發了一封信——此信如今藏在西藏博物館——信裡敦促大家順應趨勢，盡早歸順。當然，薩班跋山涉水，不遠萬裡趕到涼州，給薩迦派自身也帶來了巨大的回報：蒙古汗國授予薩迦派管理西藏地方的權力，這為日後薩迦的鼎盛夯實了基礎。
除卻歷史、政治上的意義之外，我個人覺得，薩迦班智達的偉大還在於，他能夠作出決斷，以和平談判的方式化解危機，從而避免了軍事對抗中人之生命的失去。這是一個佛教徒的大胸懷。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個人，阿沛·阿旺晉美。1950年昌都戰役過後，他向噶廈提出了和談的建議；同樣是他，作為西藏地方政府的首席代表，與中央簽訂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歷史總是如此地相似，在13世紀和20世紀兩個時間點上，西藏納入多民族的大家庭都能以和平的方式完成，實在是老百姓的幸事。
然而，總有些人對阿沛老人當年的行為進行著樂此不疲的攻擊，看看那部美國人炮制的電影《在西藏七年》，就可以知道他們已經把編派與歪曲當成一項“高尚”的事業來做了。從20世紀50年代距今，半個世紀過去了，而這些喋喋不休依然沒有停歇，由此，我們至少可以看出一點：當年的阿沛·阿旺晉美——或者薩迦班智達，在決定選擇和平道路的時候，會有多少洶湧的反對浪潮。如果他們有一丁點兒的動搖，怯懦了，屈服於自己的那個利益群體，那戰爭或許真的將成為最終的解決。感謝佛祖，從這兩位歷史人物身上，我們獲得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那就是——
選擇和平，有時比選擇戰爭需要更大的勇氣。這種勇氣，要掙脫自己的階級、忍受他們的指責，要超越自身的業障、關懷眾生的幸福。這，是真正佛的精神。
走出薩迦寺，信步於空蕩蕩的街頭。午後的陽光曬在身上，熱得有點暈乎乎的。有那麼一會兒，時間仿佛是不發揮作用的，因此我感覺自己像置身於數百年的薩迦城。這穿越時光的幻境，讓我的心裡，無限歡喜。
2008年11月11日 上海
(薩迦寺 外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