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回到新疆開初設審批會時我們各專業都去人了，浩浩蕩蕩一整車，一路上頗不寂寞。作為一項在當地一開始就被列入“為百姓辦若干件實事”的重點工程，批得自然很順，上邊大頭兒坐陣親自抓，審批會上各局口就只有點頭聽喝兒的份兒，所以就一路綠燈，皆大歡喜。
臨走那天，市長陪了我們一晚上，我平時基本不沾酒的，一喝就肯定多了。
好在那個“伊犁特”不上頭，只是腦子反應慢點兒，腳底下發飄，稀裡糊塗地走回住處，洗完了倒床上卻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只好跟同屋的胡扯閑聊。
那是間三人房，我們幾個同事為就伴一定要這麼開的。
除我之外，有個比我小幾歲的女孩兒是搞室內設計的，另一位年過花甲，退休反聘的老太太是管機電設備的。
那晚上聊到好晚，聊了什麼第二天一早醒來卻全不記得。
吃過早飯就開始打道回府了，車子在戈壁公路上朝著烏魯木齊方向飛馳。
差事順利完成，大家心情都不錯，就又貧嘴逗樂，這時那位老機電工程師開始揭我短了。
她說她敢肯定明開夜合昨晚上真的是喝多了，胡話連篇。
大家興致來了，馬上問明開到底說了什麼？有沒有什麼隱私漏出來？
老太太說明開她居然說“‘想家的感覺真好！’你們聽聽這什麼話？人家都說‘回家的感覺真好’只有她喝多了才這麼跟人倒著。”
她說明開還說一個家庭就相當於一個公司，夫妻麼就是倆股東合起伙來一塊兒做生意的。
一車人聽罷嘩然，立馬有幾個小伙子起著哄問我“你那公司什麼時候上市呀？”
我下不來台。都怪自己平時在工作中的一些事兒上腦子太清楚，太認真，太把事兒當事兒，對專業太狠一點兒虧吃不得。所以累死累活的還總是爭呀吵的得罪這個得罪那個，各個專業都心裡不平衡，一向以出難題、擠兌建築師為樂。
要說這位老工程師平時待我挺不錯的，她人聰明活熟練性格也算好配合，哪兒想得到人家表面不說敢情心裡頭都記著，今天跟這兒等著我呢。
正鬧著呢，老太太的手機響了，她是蘇州人，雖說在北京住了40多年，平時說話還多少帶一點兒吳儂軟語的嗲音。
可這回她嗲得有點兒厲害，很顯然電話那頭兒是她老伴兒了。
這位老工程師的老伴是位將軍，實打實的將軍真正打過仗的那種，所以她也就能住進干休所那幢二層小樓裡，房前屋後有花有草有果樹，居住條件大大超出北京人的平均水平。
這位將軍夫人嫁得很早，生有一子二女，占全做官、經商和出國三樣，現在平日家裡就老兩口兒相守，到了周末再和孫子、外孫們天倫之樂一下。
我想在當初這位將軍夫人嫁的時候她的丈夫應該還不是位將軍，她並不是那種只能過現成享福日子的人，只不過是挑人的眼光比較准。雖說部隊待遇一向高過地方，可她這麼些年也算是茹苦含辛，特別是有一段那位將軍調任南方駐防，她舍不得扔下我們這個還算過得去的單位和自己這麼多年練下的手藝，就沒跟著去，一個人在北京帶著孩子撐著家，還一邊把錢掙著。
在我們單位裡，這位將軍夫人是出了名兒的能干，工作上沒的說，生活上也一樣不落下，理財、燒菜、修理電器裝修房，還有聽人說從前織毛衣、做針線，樣樣技藝精湛。
與之配套，她家那位將軍就是油瓶子倒了也想不起扶，家裡活兒一樣兒也不會干，這是多年在外養成的習慣。
為了退休後的繼續工作，將軍夫人一直覺得自己對丈夫有虧欠，她總覺得自己真該做的是每天在家陪著老伴兒，把那一幢小樓的家好好地管一管。
可她每天還是忍不住地坐著小公共，每天奔波十幾裡地來上班。
她經常利用中午休息時間去我們附近的菜市去轉，買一些冬筍、塌棵菜、茼蒿和地裡長的而不是水盆裡發出來的豌豆尖，她說她的家附近買不到這些南方菜。
她教會了我做素什錦，做熏魚醬排，用紹興黃酒和冰糖燒菜。
為了這回來新疆，她買好了一周的吃食，放在冰箱裡，把魚、肉、雞等都燒得半熟，說好讓她大女兒每天回來照顧打點。
這會兒聽她打電話的聲音有點兒急，喊的是她女兒的名字，帶點怒氣地質問：“什麼？她這兩天沒來？怎麼回事，我不是囑咐得好好的嗎？”
她老伴大概是跟她解釋女兒有事兒或是他自己不叫她來的，解釋了半天老太太的語氣才稍微有點兒緩，可還是充滿擔心地問：“那她不來，你這兩天吃飯怎麼辦？”
此時車裡的同事們紛紛答言，大家一齊嚷著：“沒關系，就只要叫您先生把脖子後邊的那塊烙餅往前轉一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