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手工業生產與
文藝復興發源地
提起意大利，人們最先想到的，必然是文藝復興。在世界歷史上，西方的崛起，正是發生在歐洲的文藝復興之際。而意大利是歐洲文藝復興起源地，又有最大的貢獻，被譽為西方近代文明緣起之母。文藝復興運動以嶄新的面貌、非凡的氣勢、深刻的內涵、滌蕩了歐洲大陸兩個世紀之久。而意大利文藝復興的最大成就就是，把人——而不是上帝——重新放到了塵世生活的中心。既創造性地繼承了基督的思想，又為以後的人權思想打了堅實的基礎。所以，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這場偉大的精神運動，也就沒有今天的社會民主。
我從小因為喜歡看歷史與文學書，所以青少年時代就知道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許多故事，在我遭難的歲月中更是從一些政治犯那裡得知不少意大利文藝復興對世界起到的巨大作用與影響的故事。去意大利目的本來是想了解這方面的知識與感受。誰知作為一個上海商人參加了一次由浙商組成的考察團，浙商們不是來感受這個文藝復興時代的名都，他們的目光很少投注在達·芬奇、米開朗基羅和拉斐爾的名畫上，也很少去參觀著名的教堂、到水城威尼斯蕩舟。他們更關注意大利的同鄉們在意經營的情況，他們到意大利也是為了了解意大利商業模式的情況，以作為自己在商海進一步發展的經驗與借鑒。
意大利之行，讓我了解了改革開放的中國與這個文藝復興發源地的一些淵源關系，不過，這並非指它們之間在人類文明與文化的發展創造上有什麼關系，而是以中國浙江為代表的沿海經濟發達省份對這個以手工業生產聞名於世的國家的經濟模式的學習、模仿和因此帶給它的衝擊。
國外：入侵意大利
我們走訪意大利的第二大城市，前衛服飾之都米蘭。因為組織去的浙江商會與那裡的新移民浙江商人有較熟的關系，所以團內不少人都在米蘭探望一些生意上的親朋好友，並向他們了解在米蘭生活的情況。據說中國在歐洲的移民有100多萬，其中70%是浙江人、最多的是溫州人。在意大利正式登記的共有12萬8千中國人，沒登記的黑戶更是未知數。同樣在法國巴黎有13萬溫州人，人們形容那裡的溫州人多得簡直如天上的星星。
中國人大多聚居在意大利的米蘭、普拉托等地，從事服裝、皮革制品的生產和銷售。在米蘭的保羅薩比街一帶生活著約2萬名中國人，其中一半人是打黑工的非法移民。過去這裡的意大利商店有120家，今天只剩下20家，而華人商店卻有500多家。因為華人支付現金、不惜出高價，買下了這片曾是傳統購物街區的所有商店，他們出價往往高於市價三倍。“中國倒爺”在這裡很活躍，整個意大利北部的小店主們都來這裡采購，最遠到歐洲的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等國家。這裡有錯綜復雜的幫派與黑社會勾結，已形成另一套社會法則，警員也兩眼抹黑，成了連法律都管轄不到的地方。原來本地人和移民之間的關系還保持平衡，中國人來多了，難免良莠不齊。許多來到歐洲和世界各地的中國商人文化有限，一些人根本不想學歐洲的語言，對相關的法律規定等更不關心，華人集中的地方確實比較亂、髒。中國人一般封閉在自己的華人圈子裡，被人看成一個沉默的群體，常受欺侮，因為不善於與當地人融合和對話溝通，雙方關系不斷惡化緊張，對立加深。保羅薩比街居民甚至從窗戶掛出桔黃色標語，上面寫著： “取締批發和非法行為！”“抗議中國商人的惡性競爭！”。
在意大利，我們聽到不少近年來發生的同胞商人遭難與不幸的新聞：當地警察局查獲了一家販賣Ｇucci、LV及Caroline Herrara等名牌假貨的中國工廠，除逮捕了兩名負責的中國人外，還沒收貨品達65萬件之多。而在米蘭紡織區一家工廠宿舍裡，警方拘捕了大約三十位偷渡打黑的員工。那不勒斯港口沒收了大批中國商人的集裝箱，警方稱是非法進口商品；而那不勒斯唐人街又陷入“危機”，華人商店屢遭當地黑社會集團猖獗搶劫，五十多家華人店鋪紛紛拉下金屬門。羅馬海關扣押150萬件、價值1500萬歐元的假冒品牌，27個中國商人遭指控等等。這些同行不光彩的事情及飛來橫禍的災難讓大家心情憂郁，但是從接待我們的意大利官員口中，還是把中國視為歐盟之外的最主要資本來源地，振興意大利經濟的重要國家，他們表示意大利政府歡迎中國商人來投資。
我們從佛羅倫薩到普拉托只有半小時車程，這裡是意大利最重要的紡織中心，原有7千家小型和微型企業從事這一行業，4萬3千名職工在紡織廠、印染廠、編織廠和服裝廠工作。普拉托的舊城牆是中世紀建築，它仿佛像一個腰帶緊緊纏繞著這個小城市。九十年代初期，第一批中國人定居普拉托，他們穿著短褲、趿拉著涼鞋，大多來自浙江。他們用買來的舊縫紉機，在後院、地下室和簡陋的住宅裡縫制廉價的T恤衫和毛線衣，然後再低價拋售。很多縫衣間逃避了檢查，一台縫紉機只要一個插座，拔下插頭馬上就可以卸下轉移了。大陸商人對偷渡進來的同胞從來就是無情盤剝，許多偷渡來的黑工每天工作十二到十八個小時，像軍營那樣密集居住在一起。現在，中國新移民迅速擴充，該市18萬人口中，有2000多名中國商人廠主和足足2.5萬廉價勞動大軍。中國人的房子造在城牆之外，都裝飾著紅燈籠和霓虹燈標識，上面的漢字讓當地人不知所雲。當太陽隱沒於亞平寧山脈之後，普拉托街上變得空無一人，而中國人居住的院子裡，廠房沐浴在霓虹燈光之中，中國工人挺直了腰背坐在縫紉機前，默默地苦干到深夜。中國流行歌曲的樂聲透過窗戶飄出，每一夜都是如此。當地人開始不滿新來的鄰居吵鬧、髒亂差，但心裡又敬佩這些玩命的勤奮中國人。看著他們一點點壯大起來，房子大了、汽車有了，周圍意大利人的商店、工廠不斷變換成中國新主人。那裡的街道上走著的幾乎都是中國人，他們已經很少有思鄉情緒，因為他們已在那裡建起了小中國，那裡成了歐洲最有活力的中國人聚居區之一，普拉托人將這塊中國人居住的地方稱為“聖·北京”。
歐洲一多半紡織公司都在意大利，因此在新的國際自由貿易體制中，意大利受到中國產品的衝擊最大。普拉托曾是意大利紡織業的天下，當第一批中國人提著裝滿現金的手提包在上世紀90年代初到這座城市租借工廠時，意大利人還嘲笑他們。而如今，中國人的數量增加了3倍，他們占據該城1/4的紡織業。華人作坊因為勞動力成本低，生產組織靈活，他們生產出“意大利制造”的服裝，而成本卻是“中國制造”的水平。為此，當地媒體充斥著有關“黃色入侵”、“低工資競爭”和“中國黑幫”的報導。他們不能容忍中國人惡性傾銷式的競爭，說中國人不尊重當地商業的規則，罵中國人什麼事情都做得出，制假、仿假、銷假，沒有商人道德與誠信。一些普拉托的意大利商人後悔地說：“我們低估了中國商人，當時應該在萌芽狀態擠垮他們，今天他們壯大了，成了我們真正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這幾年來當地商人在中國商人擠壓下，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不少廠家倒閉離開，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在意大利，光溫州籍的華商約7萬，他們大多是近20年來通過家庭團聚或偷渡到這裡的，他們開餐館、經營制衣、制皮、制包工廠等。在意大利中餐館有2600家，只要看到大紅燈籠必定是中餐館與華人商店。中國人的商店裝飾都有漢字，含有吉祥、祝福含意，諸如，福、祿、壽、和愛等字樣。
看到和聽到這些情況，作為中國大陸商人的我，也為自己同胞在意大利的生存拼搏而擔憂，作為移民與當地人應該共存、和諧、友好，守法非常重要。在我寫這篇稿子時，從報上又看到意大利爆發了華人與警察的武裝衝突，事情發生在米蘭的唐人街，起因是警察執行公務時隨意毆打了華人婦女，海外華人的合法權益已成迫在眉睫的問題。我在國內看到2007年截至12月外交部和駐外領館全年共處理的領事保護案件已達三萬多起，中資機構和企業和華人商店頻繁受襲，都涉及到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在不可遏制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國人真應該反思一下。
我認為對於海外華商的遭遇有內在原因：海外華商發展迅速驚人、頭腦敏銳，難免樹大招風。在外國，華商“蠶食一條街、壟斷一個市場”的張揚情況比比皆是。當華商搶走了當地人飯碗、又通過惡性競爭、投機取巧獲取利潤、制假造假、偷稅漏稅等等，這些缺乏法律意識的行為往往也是外國政府大規模執法行為的導火線。
中國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國家，中國商人湧向全世界也是必然的，無法阻擋的。但是，我們在批判各國種族主義潮流的同時，是否也應該思考一下，怎樣減少中國人走向世界的阻力，自身是否也可以做些什麼呢？比如學習當地語言，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和法律規定，多與當地人接觸，不要只關起門來做生意，爭取融入社會，更不要做違法的事情，以爭取更多的“文鬥”，這包括和平示威，非暴力抗議。但更重要的大概還是通過法律手段和輿論，訴諸法律，爭取民心，這恐怕才是上策。
我是八十年代初開始下海經商的，作為一個商人我很清楚改革開放初期，曾經到處存在制假造假風，許多人的原始積累充滿殘酷與血腥。大家記憶猶新的就是溫州商人，有段時期溫商與制假聯在一起，後來溫商花很大代價才甩掉這一惡名。但為什麼幾十年過去了，中國人制假造假的惡習仍改不了，從沿海到內地、從富裕地區到窮鄉僻壤、最後到國外，臭名遠揚。這種影響已不是幾個造假者的事，而是嚴重地影響了我們偉大祖國在國際上的聲譽。
一個人賣假貨，我們可以說這個人有問題；一家人賣假東西，我們可以說這家人有問題；但是如果整個村子、很多村子、局部社會都在制假、賣假，從國內發展到國外，那一定是社會某個環節出了問題。孔子說：“禮失而求諸於野”，當國家的整體秩序喪失之後，可怕到“草根”（人民）也爛了，社會的草根階層失去了自尊、失去了內在的道德感，將是一個民族的滅頂之災。中國已經到了應該徹底反思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是監督機制有問題？或是法制觀念有問題？還是國民道德出了問題？歷史教訓是：長期的階級鬥爭和十年文革浩劫，毀了大陸人民的信仰、倫理道德、民族脊梁！也是造成大陸人沒有誠信與缺乏愛心的結果。
最近我在《南方周末》看到一篇《假表事件引發香港軒然大波》，報導央視記者臥底香港某商店打假。假表事件揭發之初，香港一些媒體不相信香港可能發生假貨事件，甚至鼓動要打官司，正視聽、恢復形像。但隨著真相揭開，開始半信半疑的香港人不由目瞪口呆，怒火中燒，然後集體拍案而起。大家知道香港是國際性的商業大都會，良好的商譽是商界取勝之道，誠信經營是立身之本，“香港”二字已成為了一塊含金量極高的金漆招牌、進軍世界的“通行證”。據說該商店主已被海關控以違反《商品說明條例》罪名，最高可被罰款50萬元及監禁5年。同一國家，兩種不同社會制度，產生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與效果。
國內：模仿意大利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中發展特快的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樣板省，浙江一直在“克隆”意大利經濟模式並且非常成功，人們都把浙江比作“中國的意大利”。浙江省擁有100萬家中小企業，產業產品結構與意相似，都是輕型加工業基地，都是眾多的專業化產業區。和意大利相比，浙江有服裝、紐扣、鞋、打火機、眼鏡、工藝品、煙具、魚鉤……等手工業密集型行業，意大利有服裝、花邊、工藝品、家具、瓷磚、鞋、珠寶、玩具、皮革等手工業。
意大利的專業化產業區是歷史上形成的，意大利人口的24%，即1370萬人口都生活在產業區內。1951年，占意大利生產15%的產業區只有36萬人就業，20年以後，雖然產業區數量幾乎沒有變，但是就業人數增加到百萬以上，當意大利的大企業減員時，產業區的就業人數則持續增長。而浙江的手工業和經商傳統，是專業化產業區的基礎，它同樣吸收了中國內地大量失業的勞務農民工，並不斷增長。從現有的數據能夠看出，浙江專業化產業區在全省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例如，在溫州，143個鎮中，一鎮一品、產值超10億元的鎮有30多個，經濟總量占全市60%以上；全市有制鞋企業5000多家，相關配套產業產值達150億元，市場份額占全國20%以上；制筆企業150多家，占全國市場份額的1/3；打火機260多家，占世界市場70%；柳市鎮低壓電器企業1000多家，國內市場占有率1/3。又如紹興已成為全國產量最多、設備最先進、專業市場最大的化纖紡織產業集聚區。寧波鄞縣服裝企業660多家，從業人員4萬人，全國服裝企業8強中，鄞縣占1/4。此外，大唐的襪業、蒼南金鄉的標牌包裝制作業、海寧皮革服裝業、永康的五金業……這些產業區的業績都是舉世矚目的。
眾所周知，意大利是世界制鞋王國，全球所有的高檔皮鞋和鞋機都由意大利獨家壟斷。八十年代，杭州一把火燒掉了溫州假冒皮鞋偽劣產品之後，不少皮鞋廠老板通過僑居意大利的親戚朋友，以各種方式進入意大利制鞋業，了解學習著名國際品牌的高檔皮鞋生產方法，一些溫州皮鞋商還在八十年代中去意大利取經，一呆就幾年。他們看到溫州皮鞋與意大利皮鞋的巨大差別，認為必須仿造意大利皮鞋，不僅式樣、連先進的生產工藝線都引進國內，並聘請意大利人到中國實施先進的管理方式。不久，這些人成功創出了“康奈”“奧康”等世界品牌，但價格卻低廉得多，在國際上成了意大利皮鞋的強有力競爭對手。目前溫州皮鞋業和服裝業在中國乃至亞洲、全世界的崛起，和在意大利的溫州商人是分不開的。他們不斷將這個鞋業王國和時裝王國的最新商業信息傳遞回國內，兩國間的探親訪友也變成借鑒和學習的機會，這才使溫州皮鞋和服裝業有了脫胎換骨的變化。
溫州人還“克隆”意大利服裝業，他們不僅學習意大利，復制意大利，更在“轉移”意大利。意大利的“傑尼亞”選擇了溫州“夏夢”，意大利的“瑪佐托”選擇了溫州“報喜鳥”，“GEOX”選擇了“奧康”，意大利的面料之都普拉托甚至選擇溫州作為友好城市。這至少說明一點，溫州服裝業的“克隆”是成功的，並對意大利人有不小誘惑力。溫州服裝商與意大利非常相仿，企業大多為家族制好溝通，最看重傳統制造業，兩地的服裝、鞋業的發展完全依賴於那種世代薪火相傳的意識。所以不少人預言：十年之內，溫州必成意大利服裝的制造基地，而且非其莫屬。
改革開放後中國能成為世界制造業工廠，對外貿易急增，經濟快速發展，主要策略是中國貨價廉質高利薄，我們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低價勞動力，用了不計任何後果的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為代價。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因為物美價廉，深受歐洲百姓歡迎，銷路也很好。溫州生產的打火機的總量占世界市場70%以上，但在歐洲，溫州產的打火機出口只能賣到2歐元一只，同樣的打火機外國人買回去貼上牌子再拿到歐洲去賣，價格都在20歐元以上。作為全國出口重鎮的寧波，從電器、服裝到打火機，2004年共向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了價值120.6億美元的上百類商品。盡管總量大，但出口產品多為代加工，處於產業鏈底部的業務，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利潤率均低於10%，有的甚至不到5%。再如在蘇州由中國企業貼牌生產的芭比娃娃，一個芭比娃娃在美國市場上的價格是10美元，但在中國的離岸價格卻只有2美元，這2美元中1美元是管理費和運輸費，0.65美元用於支付來料費用，最後剩下的0.35美元，才是中國企業所得。
中國的沿海富裕省市在改革開放中不少學意大利的模式，蓬勃發展制造業，而意大利模式是否一定適合中國國情呢？在車上，陪伴我們的一位商會同行向我談起意大利的情況。其實，意大利在很長一段時期都扮演著歐洲二流國家的角色。當傳統的工業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等逐漸走向研發、創新等高附加值的經濟模式時，它們就將本國的工業轉移到其它國家。但是，由於它們掌握了核心技術、品牌，所以產品盡管是由其它國家生產的，而巨大的利潤卻仍然由這些國家獲得。意大利一直以來就扮演了“歐洲工廠”的角色，這不僅使它的經濟嚴重受到外國的制約，而且因經濟發展所帶來的代價極大。例如，那些搞研發的國家因為沒有多少工廠，它們的生態保護得很好，整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全過程呈現出良性循環；但那些搞加工業的國家卻不僅使生態遭到不可彌補的破壞，還使其惡性影響深刻地烙在整個經濟循環中。同行還告訴我，中國國民經濟正面臨著日趨附庸化的嚴重危險，據統計2005年中國對外貿易的依附度高達64%，對外技術的依存度高達50%，對外開放的產業排名前5位企業大多由外資控制。
聽了他的話，我感到啟發很大：我國的浙江，它現在確實是全國少數幾個經濟發展得特別好的地區之一。可是，很不幸，它走的恰恰是意大利的老路。這種靠犧牲人們賴以生息的環境來圖一時快速發展的短視行為，必將在不久的將來破產。因為今天中國的生態早已沒有多少可以給我們透支的了，而生態的崩潰必將導致整個國家經濟的崩潰。特別是中國那巨大的人口基數，災難到底離我們還有多遠？！該清醒了！
旅游：滯留意大利
在離開意大利前往奧地利之前，我們在意大利邊境的小城羅維裡多（Rovereto）停留耽擱了半天的時間。原因是在佛羅倫薩游覽時，我們這個40多人組成的龐大的旅行團，竟一口氣跑掉了五個中國人。我們的導游姓謝，是一個黑黑胖胖的英籍中年香港人，父親是香港公務員，回歸前他隨母親移民到了英國。逃跑一事讓他很無奈壓力增加，可他又司空見慣地說：地接社今年不知出了多少大陸同胞逃跑的事情，上個月一批浙江人飛機剛下來，還等不到我接團點名單，三個人就從機場滑腳溜了。其實責任不在我身上，這麼一個大活人，腳在他身上，要跑時時刻刻都能找到機會，防不勝防。他還告訴我們：意大利的移民過去集中在廣東、福建，現在發展到浙江、江蘇、東北。浙江新移民以溫州地區為主，他們漂洋過海往往是一人帶一人、一家帶一家、父引子、兄領弟，形成一條移民的世代走廊。
這些偷渡者給我們帶來了麻煩。在這座邊境小城的警察局，謝導被戴上了手銬，並被詳細審查手機信息，以確定他是否有當“蛇頭”的嫌疑。最後，審查終於過關，我們才得以繼續上路。謝導說，意大利警方稱他們早已注意到我們這個團，因為團中大部分人為東北人。而最近有不少東北人、浙江溫州人等在意大利利用旅游的機會“跳機”，表明當地存在有組織的偷渡團伙。警方稱已在意大利查出了從我們這個團“跳機”的中國人行蹤，等待他們的將是嚴厲的處罰。謝導說：目前在歐洲大陸有多達300萬的非法移民，其中中國大陸人不占少數，他們撐起了歐洲的半邊天，那些髒、累、苦的活均是由這些非法移民承擔著。與其說是非法移民給歐洲各國增添了沉重的經濟負擔，不如說是歐洲國家在無情地剝削著這支浩大的非法移民大軍。實際上，不是非法移民離不開歐洲，而是歐洲離不開非法移民，就像上海人、北京人、廣東人離不開外來民工一樣。
一路上我與謝導很投緣，他問我：現在外國人與海外華人、台商、港商都湧進中國，他們是“看好中國、投資去中國、收益在中國”。但奇怪的是大陸人為什麼卻在拼命向外跑？甚至願意做“黑戶”？按理說：有權勢的人貪了一大把，應該往外跑。可今天中國經濟發展這麼快，階級鬥爭也不搞了，卻還是有這麼多人不願生活在中國，拼命想爭取拿國外的“綠卡”，他百思不得其解。我告訴他：事實上偷渡也好，非法滯留也好，過去是為追求自由民主，現在說到底大多還是一個經濟問題。謝導說：雖然久居海外，可他仍覺得還是自己的祖國好，當然也希望自己的祖國能迅速擺脫貧困，逐步強大起來，成為真正的強國、大國，讓幾千萬生活在海外的炎黃子孫華僑揚眉吐氣。
我想中國一直夢想成為世界強國，我們在韜光養晦，在努力追趕，在做許多國家都想的“大國夢”。可是一個大國必須要有二個條件，物質與精神，只能提供低端廉價產品的國家成不了大國，只有科技領先才能成為大國。我們為全世界拼命制造低端產品創造低貨值的同時，也在耗盡資源與環境。這種做法應該改變了，一個強國就是一個現代化的崛起過程，它必須有綜合實力，經濟、物質、軍事，其中內部的凝聚力與國家制度的齊全是很重要的。同時強國的發展一定是中產階級占大多數，窮人越來越少。中國應該將“強國夢”植根於公民權利之上，一個人民缺乏尊嚴的國家，永遠成不了真正的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