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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一座非常美國的城市)
(芝加哥千禧公園的雕塑,怎麼看都覺得像個大腰子)
(硅谷重鎮Palo Alto)
(斯坦福大學)
(第一次從東邊看太平洋)
上高中的時候，有一次寫作文，班裡有個同學把一篇題目很溫馨的文章給發揮成了慷慨激昂的政治論文，被語文老師作為反面典型在全班念：“……我相信，憑借我們這一代青年的不懈奮鬥，未來終將有一天，人民解放軍將橫渡太平洋，解放美力堅，中國人民將站在白宮的屋頂，升起一面鮮艷的五星紅旗……”
以我現在的年紀，回想起這些文字覺得毛骨悚然，但在那個被政治課本徹底洗腦的年紀，同學們不過哈哈一笑，給寫作文的那個同學起個外號叫“解放白宮”。
1998年5月，美國炸了中國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我義憤填膺地在胸前畫了個靶子，跟著人群跑到秀水街的美國使館門口扔了塊磚頭。
那之後的十年裡，生活的閱歷不段增加，接觸的美國人越來越多，關於美國的認識也發生著微妙的轉變。
我逐漸發現，作為個體的美國人並不像他們的國家形像一樣傲慢和霸道，他們穿著隨便，言談隨和，很多都有著這樣那樣的不同怪癖，但是開朗、直率而不失禮貌卻是他們的最大公約數。另一方面，對於美國這個國家，被它的驕傲自大所掩蓋的，其實是民主和自由的極致發揮，和以設計精妙的三權分立為基礎的制衡與社會公義，還有，人們常說的“美國夢”：只要奮鬥，就有所得。
我用了十年的時間，把自己對美國的認識，從政治光譜的一端移到了另外的一端。
說來有些蹊蹺，我的親姐姐已經移居美國20年，而我在美國公司的中國總部也已經工作了三年，直到兩周前，當我的護照已經被各種簽證幾乎貼滿了整整一本的時候，才因為一次出差的緣故，我第一次踏上了美國的土地。
和之前訪問任何一個國家的心情都不同，這一次，總覺得就像是從小就在聽人們向我介紹一個人，好話壞話，聽了好多年，自己也琢磨了好多年，終於有一天，要見到傳說中的這個人。有點好奇，也有點激動。
雖然決定在芝加哥辦完公事後，回北京之前，利用周末去加州探望姐姐。但像每一次出差一樣，時間匆忙，我能體會到的一切也許不過是些許皮毛，但願這些有助於我進一步鉤勒出一幅關於美國的輪廓。
芝加哥在舊金山機場辦理入境手續時，我領略到了全世界最“牛逼轟轟”的入境質詢：“你第一次來美國嗎？”，“你為什麼來？”，“你開什麼會？”，“你具體做的工作是什麼？”，“你住在哪裡？”，“你呆多少天？”，“你哪天回去？”……連珠炮式的發問，就看你有沒有前後矛盾的回答，最後還要走我一張名片，我一臉微笑地作答，心裡卻在念叨：“你丫至於那麼牛逼嗎？你們自己國家的簽證官發給我的簽證，難不成你們自己還不放心？”
我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情況：在舊金山的機場，幾乎所有的商店店員、差不多一半的機場工作人員、還有三分之二的入境官員，包括剛才跟我牛逼轟轟的那位，竟然都是華裔，而且大多會說廣東話。這讓我有些含糊：不會丫美聯航忽悠我吧？帶我上天上轉了幾圈往香港一撂，騙我說舊金山到了。
看了眼護照上的戳子，確實是美國。
夏天的芝加哥和北京有13個小時的時差，基本上是晝夜顛倒。由於在舊金山轉機，全程花了我20個小時的時間，在飛機上沒怎麼睡好。當我下午五點多走出芝加哥的機場時，感覺自己的腿發軟、身子打晃、看不清楚東西。
打了輛車直奔酒店，很恍惚，已經記不清那一路看見了什麼，只記得自己進屋便睡，再一睜眼是晚上九點多鐘了。
忽然發覺肚子有點餓，想想自己好像根本就還沒吃晚飯呢。洗了個澡，溜答到街上，想著得犒勞一下自己長途跋涉的艱辛，怎麼也得找個像樣的大餐吃呀。
酒店離芝加哥河不遠，處在市中心，非常的市中心，差不多相當於在北京住了前門大柵欄之類的位置吧。酒店門口是垮過芝加哥河的Michigan Avenue, 相當於不是長安街就是平安大道吧。
這裡的城市規劃有點像北京，所有的街道都是橫平豎直的，完全看不到歐洲那種放射狀的以“廣場”為節點的布局。芝加哥看上去是座很“美國”的城市，直入雲宵的摩天大樓、灰暗的城市色調、游走在街邊乞討的黑人……讓我不費吹灰之力就把它匹配上了我那些從美國電影裡得到的記憶。
芝加哥作為伊利諾伊州的首府，是美國第三大城市，僅次於紐約和洛杉機。
街上的飯館和商店有很多都關門了，剩下的只有幾家酒吧性質的，我覺得一個人去那吃飯也挺沒意思的，還是算了吧，就跑到唯一開門的超市裡買了些三明治什麼的，算是為公司的budget control做貢獻了。
順著Michigan Avenue一直往北，再往東拐，沒走多久就到了Michigan湖邊。記得那時候地理考試有一道經典的題總是出現：“請問五大湖中哪一個湖的全境都屬於美國？”，正確答案就是Michigan湖，它是唯一一個不和加拿大平分的。
芝加哥這座城市依湖而建，沒有過渡，湖邊就很干脆地豎著一片摩天大樓。湖水很靜，湖邊雖然有沙灘，但沒人在夜幕裡散步。我隨便轉了轉，抓了把沙子留紀念（後來才聽人說湖邊的沙灘是人造的），就回酒店了。
到芝加哥的第二天是星期二，從星期二到星期五，我需要每天去公司和總部的同事開會。
公司就在酒店對面，從酒店房間出來，過馬路，坐電梯，不過五分鐘的工夫。
其實公司真正的總部並不在芝加哥城裡，而是在一個很偏僻的小鎮，不過當初設計部門招人的時候，設計師們都自視為美國最時尚的人，要住在城裡，不能住在鄉下，於是，公司咬咬牙，決定設計部門是唯一的例外，可以在城裡最中心的寫字樓租一層樓辦公。剛好，從伊利諾依州走上總統之路的奧巴馬當年的競選總部就在同一座樓裡。
我的時差始終沒有倒過來，這也是我所預料到的。每天夜裡躺在床上都特別精神，白天卻昏昏沉沉，哈欠一個接一個，開會的時候還要假裝成精神很抖擻的樣子。我的老上司美國人D看出了我的無奈，有一天早上，他走到我的桌前，神秘地從夾克口袋裡掏出四顆有點發黑的藥片，每一顆用手捻了捻，擺在桌子上排成一排，說：“這是melatonin，晚上吃了這個就能睡好覺了。藥片上有點黑，那是因為我兜裡髒，沒事兒的。”我聽了又感激又想笑。
D四十多歲，看上去有六十多的樣子，是個典型的美國人，他曾在北京工作過兩年，那時候，每天見到的他都是一臉燦爛的笑，會議室所有的椅子都被他的大鞋底子踩上過腳印，找他談什麼天大的事情，他都很可能是腳翹在桌子上比頭還高。沒錯，按照他的風格，或者說按照美國人的風格，藥片根本就不需要像咱們似的裝在小瓶子裡生怕進了細菌，生活嘛，怎麼方便就怎麼來好了。
華人同事N是個熱心腸，每次中國有人來出差，她都承擔起顧問兼導游的角色，這次對我也不例外。
多虧了N帶著我去吃了第一頓特色大餐：一種把一大堆烤肉什麼的都卷在餅裡像吃烤鴨一樣吃的方式，否則我甚至連在美國怎麼結帳都不會。
美國是個嚴重為小費所累的國家。我想美國人的錢包裡，一定會時時刻刻准備著小費。在美國吃飯，結帳的方式和流程和我去過的世界其它任何國家都不一樣。你跟服務生說要結帳，他會打印出來你的帳單夾在夾子裡給你，你把信用卡放進夾子一並給他，到這兒為止還都沒什麼新鮮的。但是之後他會拿回來四樣東西給你：你的信用卡、剛才那張帳單（小票）、信用卡簽單的那張紙，還有簽單的紙的copy件。簽單的紙上在你的消費額下面有一行“tip:”，你得自己寫個小費的數目，然後再下面還有個“total:”，你還得自己把上面的兩行數字相加，算個總數寫上，最後簽上名字，就可以拿著信用卡、小票和簽單的copy件走人了。
我始終在想，不一定每個人的數學都那麼好吧，要是自己算的total算錯了，並不是消費額和小費的總合，那簽完一蓋夾子走人，留下的帳到底按哪個數算？或者更極端的，要是誰一不小心寫的total比他的消費額還低，這怎麼算？
或許美國人都個個精通算數，被我問到這個問題的美國人，都像是平生頭一次聽說會有這種可能性一樣，完全no idea。
N帶我登上市中心的一座大高樓頂部的酒吧，點了啤酒，從這兒俯瞰芝加哥的夜景。這座城市，擁有全美最多的摩天大樓，美國最高的西爾斯大廈就在這裡，而且據說他們還正打算再蓋一個更高的，超越台北101和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大廈。有人開玩笑說芝加哥是美國選派出來的一個代表，專門和亞洲城市PK蓋高樓的。
接下來的幾天還是白天開會、困，晚上精神、到處吃。
工作上的事情終於在周五中午都辦完了，剛好周五下午是這邊部門組織的team building，去看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比賽，芝加哥小熊隊對辛辛那提紅人隊。
棒球是美國人最熱愛的運動之一，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就算不愛看棒球，也都知道棒球的規矩。而從中國來的我自然是個棒球盲，不能算純盲，因為玩過wii裡面的棒球游戲，但是那個對於我理解棒球比賽的規則實在幫助不大。
和同事們坐著地鐵到了球場附近，那裡的大街上已經全都擠滿了等待入場的觀眾，街邊有賣球隊紀念品的，馬路上有吹著哨的交通協管員在疏導交通……當年國安隊火的時候，咱工體就是這個樣子的。
在美國，看棒球時候是可以喝啤酒的。D坐在我右邊，部門裡一個剛剛大學畢業的女孩兒E坐在我左邊，倆人都很精通棒球的規矩，爭相給我從最基本的開始講。我倒也什麼傻問題都不恥下問，心想要是讓你們美國人來看一場乒乓球比賽，估計你們也得有一大堆問題吧。
不過老實說，雖然有兩位超級解說陪著，我還是覺得棒球比賽沒多大意思，比賽的大多數時候都很沉悶，好不容易擊球手把球打了出去，那球太小太快，我根本就看不清楚球到哪了、被誰接到了、又扔回給誰了。反正每次都是稀裡糊塗的，等到大伙一片歡呼或是一陣嘆息，我才弄清楚怎麼回事。倒是第七節比賽之後的短暫休息中，按慣例全體觀眾起立高唱“棒球之歌”（他們告訴我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看棒球的人都會唱，我理解就像足球比賽的“歐嘞歐嘞歐嘞歐嘞”那首歌差不多吧）還是挺激動人心的。D說：“這就是美國文化的重要一面，你這一趟算是體驗到美國文化的精髓了。”
那天晚上N帶我去她讀在職MBA的學校裡玩，那是芝加哥大學專門為了在商務學院讀書的在職人員而在downtown開設的分部。這還是我第一次見到位於寫字樓裡的大學呢。學校條件不錯，還有個台球廳，我和N小打了一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到了美式落袋的發祥地的原因，反正本來技藝生疏的我卻超水平發揮，不一會就結束了比賽。
星期六的清晨五點多，我從酒店check out，拉著箱子來到街上，攔了輛cab（美國人偏要把taxi叫成cab）去機場。
他們都說，我來的正是好時候，再過些天，就冷了。芝加哥的冬天特別可怕，零下二十多度，風特別大，有時候從摩天大樓上會掉下來巨大的雪塊，為了防止雪塊砸到人，芝加哥的大街上搭了很多棚子，大多數到了夏天就拆了，有的閑麻煩，一年四季都放在那。
加州從芝加哥飛到舊金山要四個多小時，還跨越兩個時區。一路上晴空萬裡，從弦窗看下去，竟能看到大片大片的挺平坦的荒地，不禁感慨美國人真是地方大呀，鬧了半天就只是開發了海邊上那不多的地方，中間還偷偷留了這麼大空地呢，寧可閑著，也不說邀請一下中國人民搬過來住！
下了飛機拿到行李，剛好姐和姐夫停好車接上我。姐夫邊開車邊給我介紹路邊的風景，一路直奔他們位於Palo Alto Hill的house。
姐姐大我11歲。每當有人對此好奇，我總要從頭解釋一遍：那是因為我爸爸媽媽生了我姐就滿足了，本來沒想要第二胎的，後來78年國家說要實行計劃生育了，馬上就不准生二胎了，我奶奶急了，買了張火車票從福建老家趕到北京，逼著我爸我媽把我給生了出來。我本是計劃外的，所以才和姐姐差了這麼多歲。
姐讀書的80年代，人人的夢想都是出國，而且一定得是去美國。她22歲來美國，先在波士頓，後來畢業後就在硅谷定居。再後來，姐入了美國籍，到現在在美國已經呆了快20年。她完完整整地成就了自己少年時的夢想，有板有眼地耕耘著自己的“美國夢”。
兩個月前，她剛剛生了個超級可愛的混血兒子。姐夫本是德國人，30歲那年才移民到美國，所以他說的英語還略有德國口音。他總說他當年在慕尼黑的西門子工作的時候覺得日子過得太悠閑、沒挑戰，就決定來當初還沒這麼繁華的硅谷開創一番事業。聽到這兒我就分析出人與人之間在覺悟上的差距了，因為我也曾經在慕尼黑的西門子上過班，那時候我愛死了西門子的悠閑日子了，覺得一生要是都能在這樣的公司工作，才是最大的福氣。
於是呀，很多年之後，那個痛恨西門子悠閑的人，在新大陸成就了他的事業；而那個迷戀西門子悠閑的人，後來跟隨自己所在部門被入不敷出的西門子賣給了別的公司，從此不得不為了飯碗輾轉打拼，直到今天像個鄉巴佬一樣來參觀姐夫的宅子。
姐家在一個很緩的小山坡上，很幽靜，很田園。後院很大，還有好幾棵頗有歷史的紅衫樹，讓我坐在家裡就算欣賞到了加州的紅樹林。
Kuti和Kufi是兄弟倆，是我的兩個外甥。Kuti是一只一歲大的金毛犬，Kufi是姐剛生下的baby。Kufi還要吃奶，Kuti已經早就會叼著玩具布娃娃滿院子跑來跑去讓你陪它玩兒了。
Kufi的眼睛像媽媽，下巴像爸爸。金黃色的頭發長得很厚實，不用特意疏理就朝天豎著，酷極了。他永遠都在笑，隨便讓我抱，怎麼抱都高興。聽媽說我小時候也是這樣的，不哭，見誰跟誰笑。看來舅舅的基因還是多少傳給了外甥一些。
Kuti的精力超旺盛，所以超淘氣，你什麼東西越不讓它動，它越咬住不還給你，反而是你無所謂了，它也就把東西放在一邊了。它跟你鬧累了，你說“sit”它就sit，你說“go”它就go，可是它玩得高興的時候，才不管你那一套，它要干一切你不讓它干的事情，直到你無可奈何，它就很得意。比如吃完午飯我們看到Kuti叼著什麼東西在前院的草坪上玩，仔細一看，那不是我剛換下來的褲子嗎！
周六在家裡呆著，中午和晚上都是姐夫親自下廚，為我做了久違的巴伐利亞料理，共同追憶一下西門子的記憶。
我喜歡加州燦爛的陽光，它熱情洋溢，不帶半點渾濁，從窗外透進來，照在茶幾上的一束鮮花上，浸染著姐一家的生活，也送給我一個精彩的周末。
晚上吃過飯，姐夫把院子裡的油燈全都點亮，燒上篝火，我們三個人坐在火旁喝酒聊天，從奧巴馬政府的政策一直聊到我小時候姐姐是怎麼欺負我的。姐的幸福狀態讓我羨慕，又讓我由衷地為她感到高興。看來，20年前的選擇肯定是正確的。
星期天上午，他們帶我去附近轉轉。
“硅谷”是舊金山南部狹長地帶一系列小鎮的統稱，據說最初是當地政府為了留住斯坦福大學的學生、提升當地經濟而在附近大力扶植高科技產業，沒想到後來這裡成了美國乃至全球高科技發展的引擎。之所以叫“硅谷”，就是因為那些電子元件都是以硅為主要成分。
加州的九月夏天干旱少雨，野草是枯黃的，所以到處都是黃色的小山包，乍一看，覺得景色有點像入了秋的內蒙古。
寬闊的公路在小丘間肆意地伸展著，形成網絡。在這個國家，一切的尺度都顯得那麼大：餐館裡的菜量、人們的肚子、還有他們利用土地的方式。這或許就是新大陸的文化特征，當人們最初面對取之不盡的資源，一切小家子氣的習慣都會被遺忘得一干二淨。
去斯坦福的校園膜拜了一下。像西方的很多大學一樣，斯坦福沒有圍牆，大片的綠色草地讓它看上去更像個公園而不是大學。這所學校創建於1885年，是一個叫斯坦福的富翁為了紀念他在歐洲游歷時染病而死的兒子，捐款興建的這所大學。
我忍不住想，假如時間重新來過，人生可以重新選擇，我會不會有可能在這裡讀書？假如時空可以交疊，我倒想看看那個走了留學路線的自己現在是什麼樣子的。
和姐在校園裡來了張自拍的合影，鏡頭裡的我們，看上去還都年輕。姐姐做了媽媽，我們似乎都升了一輩兒，這一次和她的聚會憑添了更多的親情氣氛。希望陽光一直都這麼燦爛，生活一直都這麼美好，希望我們一直都不變老，我們不老，爸媽就不老。
中午在Palo Alto的一家意大利餐館吃了午飯。姐夫不負眾望，果真出現了把total算錯了的情況，幸虧被來了美國就一心盼著給人糾錯的我發現了。
之後又去了Cupertino買些東西，那是個擁有大量中國人和印度人的鎮子，順便透過車窗又膜拜了一下Apple的總部。
下午回家帶上一心想跟著我們去玩的Kuti，然後翻過山、穿過一大片樹林，大約開了一個小時來到久仰大名的西海岸1號公路。找了個不錯的beach泊了車，讓興奮的Kuti帶領我們在沙灘上奔跑。
我曾經無數次地站在太平洋西岸的各處海灘眺望，但是從大洋的東岸望過去，我還是第一次。因為被我看做一次突破，當第一眼看到太平洋的時候，還是挺激動的。我的正前方也許就是東京、上海，隨著旅行經歷的積累，地球上的一切似乎變得越來越不是那麼遙不可及，我不打算把五星紅旗插到白宮頂上，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話，我真的期盼在有生之年能夠在地球上的許多許多角落都留下我的足跡。
Kuti還是那麼調皮，當我們准備回去的時候，它蹲在沙灘上大便了一把……
回去的路上，作為“硅谷元老”的姐夫告訴我：山裡面的一切土地都是屬於私人而不是屬於國家的。假如誰看中了一塊地想建房子，只要不違反環境保護的相關規定，只需要找到土地的所有者談下價錢。我有些疑惑，問道：“那土地的所有者當初又是從誰那買來的土地呢？”
“在美國，土地的最早所有者其實就是殖民地時期的早期移民，基本上相當於強盜，誰看中了那塊兒地，一圈，就是他的了。”姐夫說這話的時候，語氣中略帶著作為歐洲人後裔的些許自嘲。
我立刻想起來在飛機上看到的中部那些荒著的空地，說：“那我得趕緊去把那些空地占上！”
“那些也早有人占了。”看來我是來晚了一步。
和歐洲的社會主義趨勢完全不同，美國是個實足的資本主義社會，是全世界把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發揮得最淋漓盡致的國度。在美國，錢、資本永遠都是決定一切的。
我在美國的這幾天裡，全部的美國人都在關注奧巴馬強力推動的health
care改革。其實改革的核心思想就是要把社會福利資源稍做均攤，讓從前享受不起醫療保險的人們也能夠享受到醫療保險。從一個受過共產主義教育的外國人的角度來看，這顯然是個好政策，可是在資本主義的美國，這樣的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因為很多人不平衡了，他們擔心一直給自己看病的醫生以後不再容易約到了，即使沒有擔心，他們也覺得不舒服，因為我努力我才有所得，憑什麼那些混飯吃不干活的人也可以有保險！
這樣的思路在美國挺有代表性的，去年大選前夕，我就曾經聽我一個來北京出差的美國同事慷慨激昂地給我講為什麼他要投票給共和黨，他的核心理論就是：我信仰的是“美國夢”，我付出了努力，我不想讓那些不努力的人沾我的光。
不過從芝加哥的老上司D，到加州的姐和姐夫，他們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也贊成health care的改革。假如我是美國人，也許我會跟他們站在一起。
其實我理解這正是美國的自由之精髓所在。政治理念完全不一樣的人們，可以一方面無所顧忌地各自表達自己的主張，一方面又可以相安無事地在同一座城市、同一個辦公室裡往來。相比亞洲的很多不成熟的民主社會，選輸了就上街造反，也許這就是差距的所在。
周日的晚飯是家裡的華人阿姨給做的一大桌豐盛的中餐。不知道是阿姨的手藝太地道還是我想家了，反正我吃得非常投入。
星期一一大早，我把行李收拾好，把箱子拿出我住的房間，Kuti明白我要走了，不干了，撲在我身上攔著我不讓走，要我跟他繼續玩兒。
Kufi還小，這一次來他還不會叫“舅舅”，不過看他那機靈過人的樣子，肯定早早地就學會說話，下回再抱他，我要聽他用英語、德語和漢語分別叫我舅舅！
姐開車把我送到舊金山機場，道了別，她便趕去忙她的工作了。
飛一趟美國很辛苦，不過看到他們的幸福生活，看到Kuti和Kufi都那麼可愛，我想我和老婆以後應該常來。
這一趟美國，走馬觀花，卻也偶有深入之處。
談不上和美力堅來了個相見恨晚的擁抱，更談不上親吻。就算是摸了一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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