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故居的陳列館終於是去看了。想寫一篇參觀記卻遲遲落不下筆。於是靜下心來找原因。會不會是連自己都有點覺得，瞻仰名人故居這種事也算是一種附庸風雅？不是呀，蔡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彼生前走過的路，吾輩是不可能再重走一遍的；蔡先生的貢獻也早有定論，無須我等再來彰顯，——那麼何來攀附求庇之說？ 思來想去。過去有句“糞土當年萬戶侯”，雖覺欠雅，對名人大抵也會有一點逆反；對於那種當年屠戮無辜萬千的如今卻游人盈門之景像，尤感困惑。那麼被蔡先生的什麼吸引了呢？，一定是在其轟轟烈烈的事業之下，還有尋常生活中能見其高雅品質的一面。去之前已有所聞，因為對先生贊同和欽佩，所以會去，只不過參觀時對於這點尚不明確，以為都是去看豐功偉績；回來初也不甚明了，只是現在才漸漸明晰起來。還有重要的是，由百姓如我來敘述蔡先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可以隨隨便便來評議的。可以拋開那些弘論，但必須異常小心，從細小處找真情，微言中尋重義。
華山路希爾頓對面的303弄是條大弄堂，並不像西區其他地方那樣幽靜。弄堂的地面整個由花磚鋪就，頗為時尚。一幢幢大房子的門口掛著工貿公司、科貿公司的牌子，一路進去也滿眼都是塑鋼窗、防盜門和不鏽鐵柵，總之那氣氛很難與將要見到的故居相協調。及至發現了16號樓房干淨的北牆，那扇走上去有兩級台階的矮樓門，才算是看到了被定格了 的那個年代。 由左面的籬笆門進入。這是一幢大約算英式的三層樓房，尖坡頂，高煙窗，一式的木窗，米黃色的外牆上顯露著木構架。二層的東面有一個平台可拾級下到花園。花園很小，給樓房拍一張照退到竹籬邊，也拍不進房子的頂。 之後從西便門進到樓內底層。這裡不算是正式房間，就全部做成了常規的展覽室。有一部樓梯通向二樓，樓上梯口有門關著，館方說上面還住著蔡先生的子女。所以，館裡看不到通常會有的居室再現，只是圖片和文字的介紹，實物展示很少量。
史料還是相當豐富的，記載了蔡先生在那個風雲際會的時代裡頗為傳奇的一生。少年時即好識文習禮，自然是得益於淵遠的家學。光緒年，1892年23 歲時赴京會考獲第34名。館裡陳列出蔡先生當年的試卷，近乎手卷一般，由右向左展開，一手好字，內容沒能細看。當時蔡先生自覺發揮一般，恩師問及，也認為其文章過於古鬼，恐不為擅八股的京城考官所好，遂先行返回紹興故裡。不意發榜竟中進士，考官中還真有一位專好古韻的，真的是劍走偏鋒了。然蔡因為提前返鄉，錯過了當年再試殿試的機會。不過數年後蔡先生還是被宣昭進京任了翰林院編修，那時光真可謂是春風好得意啊。 然而彼時正值新、舊世紀交替，風雲變幻亦無常。先是甲午戰爭清廷慘敗，繼而戊戌變法康梁失利、譚翁血濺菜市口。蔡先生雖身居廟堂，但作為知識精英，他的心被戳碎了。朝廷既如此腐敗無能，民族危亡系於一線都不顧，蔡先生失望至極選擇了棄官還鄉，開始奔走於古越、杭、滬之間，嘗試舉辦各類學堂、學校，以圖興學育才救國。至1902年，在上海創立中國教育公會，並開始倡言反清革命。後又聯絡秋瑾、徐錫麟等志士組織光復會，之後更加入同盟會任上海會長，竟至於和陳獨秀等同伍成為暗殺團成員。——從一位舊學深厚的翰林，到憂國憂民而棄官興學，再後來走上反清、爭取共和的革命道路，這的確是動蕩的19、20世紀交替時中國社會的一幅奇麗的圖景。
文人終究是文人，當痛感朝廷昏敗、民族積弱至深之時，蔡先生總是不忘教育國民、提高民族素養的宏願。1907年，蔡先生以39歲的年齡遠赴德國留學，以廣泛學習西方的民主主義，並深入探索歐洲先進的教育思想為中華民族所用之可能性，也不斷對所謂中央之國的國民習性進行反思，《中國倫理學史》一書即是在留德期間寫就，書中鄭重提出了婦女平等權利的命題。 辛亥革命成功，蔡先生歸國出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教育總長。可惜袁世凱一味專權跋扈，先生不久就辭官再赴德、法。這次除了專心於譯、著，先生還創立和擔任了勤工儉學會中方會長，推動了後來影響深遠的國內赴法國的勤工儉學運動。 至袁世凱歿，1917年蔡先生回國被委以北京大學校長一職。自此時起，先生銳意革新和整頓，大力引進多年來苦心領悟的西方先進理念和教育課程設置，又聯絡、延聘一批像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那樣具有新思想的人物擔任教職。光是為陳獨秀，這位當年久聞其名但並未謀面的同盟會會友，先生就不辭辛勞三顧客棧引駕；陳又舉薦了胡。蔡先生治校提倡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舊學並未削弱，新事物蒸蒸日上，教授、學生中各種思潮湧動，愛國熱情高漲，當時的在校生張國燾、劉仁靜等人都是學生運動的領袖。因為蔡先生實施的種種新政，很快就令早年的京師大學堂這一陳腐不堪的封建文化營壘，被改造成生機勃勃的新北大，並且成為了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 1919年5月3日那天，正是蔡校長向學生會透露了北京政府擬將簽署有損中國主權的巴黎和約的消息，從而引發了第二天的“五四”游行請願。事後，為了營救被捕的學生，蔡先生不得不辭去了校長的職位。之後又兩度再赴歐美和歐洲考察高等教育、研究和著述。其間在1924年國民黨一大會上，由孫中山先生提名蔡當選中央監察委要職。26年回國在上海參加蘇、浙、皖三省自治聯合，以積極配合北伐，為此遭到孫傳芳的通緝。27年起，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司法部長，監察院長，後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領導構架了整個研究院的院、所體系。1932年底，隨著國民黨內的左、中、右分離，蔡先生在上海與宋慶齡、楊杏佛等人發起成立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參與了營救包括楊開慧、陳獨秀在內的許多中共人士和民主人士的活動。在很長一段時期裡，蔡先生參與的民權保障同盟一直是國統區裡爭取民主的一面大旗。
陳列館裡對於蔡先生個人生活的披露，是按年代順序穿插在生平介紹裡的。蔡先生經歷了三次婚姻。每次的應對，正好體現了蔡先生自身思想進步的過程，也是中國社會逐步發展的一具縮影。第一次的婚姻是舊式包辦的，一曰奉父母之命，或說為兄長包辦，總之婚前沒見過面，年齡上還是大娘子。以蔡先生的學問和見識，婚後自然不會和諧。尤其在新思想逐漸侵入中國之後，追求婚姻自由、個性解放的事例時有所聞，蔡先生要想效仿也不是沒可能。但是沒有。蔡先生一定想過，悔婚甚或休妻，個人自然得到解放，然而妻呢？妻 如果也想，自然一拍兩散最好，妻要不願意呢？那豈不是只為了自己一人？以紹興的鄉風民俗，被休的女人是沒法活的。婚姻既是契約，不消說各自就要承擔義務，除非你足夠努力事先阻止了婚姻的成立；社會的進步才產生了契約這東西，人與人之間就靠契約來約束彼此最後的行為。——我只是推斷蔡先生會有上述的思考，蔡先生在新思想的影響下，確實認真辨認了關於女權的定義，事實上蔡先生在成婚數年後自立了一份《夫妻公約》，就內容看，我覺得蔡先生更多的是規範了自己一方的行為：檢討過往的大男子主義，放棄要求妻事事無條件服從自己，阻止家庭內“老爺”和“奴家”的稱呼，提倡夫婦同心，兩情融合。蔡先生在感知時代的同時，沒有疏於對自己的審視。生活中果真是，在京城翰林院供職的先生，喚妻抱小兒坐五日五夜的輪船北上共同生活，在這裡又降生了第二個兒子無忌，自此兩情相悅，妻甚至開始願意放腳，闔家其樂融融，蔡先生有告其友人書曰“始生活賽似新婚耳”雲雲。
像蔡先生這樣對待婚姻，在日後先生主持北大時聘請的教授中也可以找到例子。李大釗，這位前清的末代秀才，因科舉廢止而入學北洋法務學堂，再飄洋至東瀛註讀於早稻田大學，回國後受任北大圖書館館長和教授，最早 向往俄國的列寧革命，最先提出在中國應該用布爾什維克那一套的共產黨人，一生跟隨其身邊的是一位比他大6歲的農婦。李大釗時時感激她含辛茹苦撫養大了三個孩子，李大釗死後一年也是這位發妻給他落了葬後方才瞑目而去。另一位是胡適，留美回來風流倜黨，追求者眾，惹出閑聞令蔡校長都為之煩心。是李大釗出面追問胡，對家鄉父母介紹的村姑究竟有沒有感情，胡回答還有，李拍著桌子說，那麼即刻回去完婚！胡聽之。——我想當年蔡先生之所以會選這幾位後輩一起共事，彼此中意的人品也是原因之一。辛亥後、五四後，追求婚姻解放的名人不在少數，徐志摩、周樹人即為其兩。當然總是有很多說得過去的理由的，但其結果，一方是解脫了，另一方卻帶上了枷鎖。周的元配夫人朱文，晚年為生活所迫想出讓一些周遺留的圖書遭阻止，那一句“你們總要我為他想想，又有誰來為我想呢？”“你們說要愛護遺物，我也是遺物，請愛護一下我吧！”聞者皆扼腕、噓唏。
妻子王昭跟著蔡先生北上南下地奔波再加上操勞過度，婚姻不過十余年就因病早逝了。為兩個孩子計，蔡先生決定續弦，一時間說媒人如雲。蔡先生自擬了一份《征婚啟事》，言明對方要識字和不纏足，規定自己不取妾，夫若先亡妻可再嫁，雙方不合可以離婚，——啟事中的任何一條，放到1902年時的中國社會輿論中看，恐怕都是犯綱亂常的，於是眾人皆愕而怵。蔡先生就是會這樣驚世駭俗，連連主動出擊，覓得江西一名士之女黃仲芸為婦。這位書棋琴畫俱佳之女，很得先生的歡喜。 在 婚慶儀式方面，蔡先生力主打破封建陋俗，提倡男女平權，所以一點繁文縟節的事都沒有，就連鬧洞房都由蔡先生以一場演說會來替代了。婚後兩人真的是琴瑟之合，又得一雙兒女威廉、柏齡，在近20年的共同生活中，夫人襄助蔡先生留學德國、主持北大，完成了多少件大事。1920年，在經歷了“五四”風潮後，蔡先生再度赴歐美考察，這一次夫人因為病痛而沒能同行。考察一行至瑞士時得到夫人病亡的噩耗，先生卻無法脫身去辦理喪事，一切後事只好委托給了北大校方料理。無比悲痛的蔡先生寫下了那篇《祭亡妻黃仲芸》，內中字字血淚，情意真切，尤感到無法表達自己無盡的哀思。此文後來被收入中學的國文書做了經典。
1923年，還是為了眾多的子女和自己繁忙的工作，蔡先生再度續弦。這一位是蔡先生昔日的學生，所以年齡相差一代。學生敬仰先生因而一直未嫁，蔡先生中意的是對方的人品和才華，這樣的師生戀，說明蔡先生的勇氣實在是非常不一般。這次蔡先生希望對方要有較好的英文水平，以彌補自己只擅德文、法文之短。後來，蔡先生在歐洲，由北京政府授權游說和要求英、法等國退還庚款興辦教育，新夫人確然起到了很好的協助作用。這一次婚後數日即刻啟程的歐洲之行，先生和新夫人帶上了前兩位妻子所生的孩子。女兒威廉和新夫人同入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習畫。陳列館裡有一幅新夫人周峻為蔡先生所作的油畫肖像，上面有蔡先生高興和感動之余的題句，然後新夫人再上來唱和，一派情意相投的樣子。館裡面還有一幅尺幅更大點的蔡先生肖像油畫，畫面看起來更好看，是女兒威廉所繪。威廉是蔡先生最寵愛的孩子，在比京學成後就回國執教於杭州國立美專，學校正是父親創辦。女兒在就要嫁為人婦時，擔心以後父親會想念自己，遂作此畫，可惜未完成。抗戰時學校向內地遷徙途中，威廉不幸死於難產。蔡先生在上海淪陷後暫避香港，本欲赴昆明與女兒會合再去重慶，一日，忽見一頁昆明的報紙上登有“蔡威廉追悼會和遺作展”的消息（家人一直對他瞞著），頓時肝腸寸斷，從此一病不起。至40年3月5號，因胃部突發大出血，且手術無效而逝去。去世時夫人和小女兒脺盎一直陪伴在蔡先生身邊。
整個參觀，最後就沉浸在這樣一種感受中。所以在這裡也無法再多寫幾句對先生褒揚的話。
步出陳列館，夕陽正移到西牆上，有點明晃晃。再緩緩看一遍這幢房子，似乎不再覺得來時那樣的凝滯，有了一點生氣了，這當然是因為和它曾經的主人結識了這半天所致。臨出弄堂時，我在那棵標示有130年樹齡的樟樹下停了停。遒勁的樹干分岔斜伸，差不多蓋住了整個路面。這棵樹應該是見過蔡先生的，蔡先生當然也見過它，如今我也在這注視著它、打量它，仿佛彼此間有了一點神交。歲月，會取走你所有的往事，但卻並不去肆意粉碎和毀壞，它們只不過是被小心地包裹了起來，當我們在需要時、被感動時，仍然能夠打開來一 一檢視，只是會讓你有點分不清這究竟是往事，還是當下。
12月17日寫。
寫這篇參觀記時看到一篇文章，說到蔡先生當年參加了國民黨蔣介石27年4月的那次清黨會議。抖這樣的猛料可是非同小可！大概這就是該文作者所指的“先生也走過彎路、有過曲折”。幸虧有毛澤東為蔡先生寫了“學界泰鬥，人世楷模”八個字，虧得他還很在意自己年輕時在北大度過的那段日子，常常會樂意提及那幾位曾有過一面或幾面之交的大文人，也許只有他才更明白政治其實是怎麼回事；也幸好蔡先生並未深入於政黨間的爭鬥之中，虧了他一直來主要都在興教、辦學、育人，——天助加上人為，使得蔡先生之身後大體上可算得是安然無恙的。
西側的故居陳列館大門。
北面的樓門。
樓的正面。
擔任北大校長時的蔡先生。
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
夫人周峻為蔡先生畫的像。
蔡先生最寵愛的女兒威廉。（黃仲芸生）
威廉為父親畫的像。
40年蔡先生在香港。時在中央研究院院長任上。
303弄裡那棵樟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