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紹興的人，目前看來最出名的怕是魯迅了，不知道若干年後還會不會是這樣的排名，因為從二十世紀後半葉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學校，從初一至高三年年都學魯迅的作品，紹興有個著名的旅游線路，名字就叫“跟著課本游紹興”，不過聽說教材改了，魯迅全面撤退。但是歷史課本中的臥薪嘗膽恐怕還是要講的吧？所以紹興仍然能夠進入孩子們的視野，依然能夠因為這些紹興人，成為中國較為著名的城市。
對於我這個標准的文化大革命中打底兒，八十年代上色兒的小知識分子來說，革命的激情與英雄主義的思維方式，讓我尤其把魯迅、勾踐之類作為一個像征。我不記得在哪裡讀到，魯迅曾就越東與越西的人做過比較，用較為通俗的話說便是，前者因地勢逼仄而形成堅毅任俠的性格，而越西人則因浙水上游之舒展緩和而釀就平和溫婉之氣，估計魯迅這麼說是突出他個人性格中歷史與地理上的傳承。
在魯迅的小說中與有多篇懷著這樣的精神，而說得最為酣暢淋漓的是晚明的王思任“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這好像是紹興最引以為自豪的。細細走在紹興，慢慢把這些天遇到的人物想一想，這股“氣”還真的在紹興充盈著。開玩笑地說紹興的確直率，連做生意的都簡潔而不羅嗦，不屑於拉拉扯扯、央三央四地賣出些許東西，一副“就這買還是不買”的氣派；紹興話也十分的堅硬，幾次聽路人聊天都誤以為吵架而多撇了幾眼，卻見他們面色還是很和緩的。
推遠一點，把時段定位於中國近代史的前期，1840年後的一百年，那是成就一批仁人志士的年代，所謂風雲聚會，令人向往啊！單說辛亥革命前後，紹興的光復會是一群什麼的人。那時候興中會、光復會、同盟會……有點“三人就成戰鬥隊，五人就稱司令部”的勁頭。陶成章、徐錫麟也都是讀古書出來，偏偏走上一條書案之外的路，光復會的口號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磊落到了極致，於是也就沒有一個人物能夠見到功成，盡數倒在進攻的路上。
陶成章，是一位很少被提及的重量級人物，光復會的行動家，發展會員，舉辦學堂，籌措經費，數度亡命天涯，最終被刺於上海。雖然革命成功後的孫中山曾親臨陶社，稱其“奔走革命不遺余力，光復之際陶君實有巨功”，題“氣壯山河”匾額，但仍有輿論稱陶之被刺當與同盟會首領孫中山有關。暗殺是當年革命的重頭戲，多少有些江湖上的豪氣，陶成章也曾兩次赴京欲行刺慈禧，汪精衛著實干了一票惜未成功，後來，陶提出捐官，也就是去做臥底，徐錫麟如是去了安慶，刺殺恩銘成功。
勝利西路上的大通學堂，是光復會在1905年創辦的，其實帶著“師範”二字。清末辦新式學堂，卻沒有新式老師，所以師範學堂當務之急。不要說那個時代，以後若干年，直到解放後，許多干部刨刨出身，都上過各級師範，師範的免費制給予許多沒有家庭背景的有志青年一個實現自我的台階。
大通學堂原是糧倉，所以格局與常不同，比如外牆無窗，正廳前有一短廊等，如今這裡被布局成一處很好的紀念館，綠化設計嚴謹，氣像很是凝重。試想當年年輕學生彙聚於此，而且課程還重視體育與軍事，該是何等一番熱鬧。他們的先生也非老夫子，甚至豪情更甚，雖是讀書人，未必沒有大碗喝酒的潛意識。
學堂的後院是“徐社”，辛亥革命後曾在上大路建過徐社，後來廢了，估計這處紀念館建成便合並到這裡了。在東湖還有“陶社”， 紀念陶成章的，也是三間敞開的格局，裡面是展覽，其中有一張照片是孫中山新來拜謁與一眾人站在門口合影，一位女士看完照片來到門口，對孩子說道：這兒就是孫中山站過的地方！“社”，最初的意義是一方土地之主，進而引為祭祀土地公的場所與活動，再後來引伸出這一方土地庇佑下的人群的集合，現在發展成了“社會”。我想徐社、陶社當取祭祀（當然已經不是古代祭祀的方式）先烈的場所之意。紹興延用了“社”字，好像在別的地方，也有類似的紀念館，但都沒有使用過這個詞，紹興人果然不同，人家有歷史傳承啊。
徐社展覽中有一幅徐錫麟的絕筆，當然是復制品：“為排滿事蓄志十幾年多方籌劃為我漢人復仇故殺死滿人恩銘後欲殺端方鐵良良弼等滿賊別無他故滅盡滿人為宗光漢子徐錫麟”不是文章，全是短語，滿清可沒有國民黨那麼有耐心，讓瞿秋白寫長篇的《我的自白》。內容直截，書寫潦草（最後一個字沒有認出來），可見當時徐烈士的心境。
後來在東浦徐錫麟故居的展覽中也看到這幅絕筆，在東浦的街上仍然有徐氏創辦的熱誠學校，徐氏所擬“有熱心人可與共學，具誠意者得入斯堂”的對聯還是大門上，徐夫人（名王振漢，徐錫麟給改的吧）直到過世一直支持著這所學校，算是對亡夫的紀念。徐錫麟只有一子，得革命黨人資助，赴德留學，娶德國人為妻，所生女兒嫁得蔣經國子為妻，可算得門當戶對。如今在東浦或者還有同族，但看門老人和坐在院裡聊天的鄉親都沒有表示出與這棟大屋特殊的感情。
與徐錫麟一樣，紹興的另一位堅持本土鬧革命的烈士，是更為傳奇的秋瑾，她的故居就在紹興城裡，比徐錫麟的故居更容易去，而一位女烈士，在1907年就慷慨赴死，簡直早得不可思議：怎麼能夠如此先知先覺，怎麼能夠如此義無反顧？當秋瑾接辦大通學堂時，社會仍是男權為中心的，她是如何周旋與一群男人中間，而不是作為花瓶，並為同志或鄉紳們所尊重的？比如我母親就說她不喜歡秋瑾，有點太“張牙舞爪”了（這是我的表述，母親的意思是太過開放），其實母親也是接受新式教育，在男女平權的原則下生活的一代，她都不能接受秋瑾的激烈行動。
於是，5號我們在從治水廣場沿和暢堂向投醪河走去的時候，路過秋瑾故居而沒有進去。“和暢堂”，這條街的名字就是秋瑾故居的堂名命名的，這是一條安靜的小街，但是此刻街的南面已經被開發商的牆圍起來了，估計很快就成為熱鬧的買賣場地或密集的住宅區了。正是將近關門的時候，門口空蕩蕩的，倒是干淨而蕭索，像是秋烈士決絕的身後。
2號的下午，大約也是這個時候，從青藤書屋出來向北，走在紹興城裡最繁榮的解放路上，當看到一隊舉著“買手機去**”的類似於戲台上官員出場前打著上的“回避”的牌子後，來到著名的古軒亭口，秋瑾的紀念碑被圍在街心，紹興人很習慣於在它的前面繞行，沒有把它挪到邊上，是很需要犧牲一點快捷的城市追求的。重慶的解放碑周圍都是高大的商業建築，完全失去了碑能夠給人的矗立感，秋瑾的紀念碑雖然比解放碑小著好幾號，但紹興人給它留出了足夠的尊嚴，也體現了紹興人對歷史鏈條格外的呵護。
碑座上是蔡元培撰（於右任書寫）的《秋先烈碑記》，“先烈”一詞用得極沉痛，若不是戰友恐怕不能有這樣的真摯，碑身上張靜江（同盟會中人、蔣介石把兄）書寫“秋瑾烈士紀念碑”、北京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就很客觀而官方吧，不是嗎？因為在街心，不能上去細讀。6號從蘭亭回來，乘公共汽車從紀念碑前過，才得以從前車窗裡照了一張沒有車水馬龍景像的紀念碑的照片，又是天將黑時，碑在相機裡留下的幾乎是一個剪影，與我心目中秋瑾的形像十分貼合。
同樣是光復會的成員，蔡元培沒有使槍，成為著名的北京大學的著名校長，雖說提出兼容並包，但實質上抑制了舊學，狠倡新學，造就了北大的革命的氣氛。不知道這是否與陶徐出自一脈的紹興地氣有關，近讀一篇考證文章，北大某次學潮，學生圍著不肯散去，作為校長的蔡元培怒而以頭向人圈撞去，著實讓學生吃驚不小，這肯定與蔡氏的紹興精神有關。魯迅也曾是光復會的一員，但後來萬宗歸一，國民黨成立之後，他成了一個文人，比較現代的中國文人，敢怒敢罵，他能夠像前文那樣去分析浙江人的性格，正是表白自己不肯退讓的紹興精神。
蔡元培故居在蕭山路的筆飛弄內，這一帶是書聖故裡，筆飛弄很窄，但蔡家修得很好，不愧是一卡通內的參觀景點。與別家不同，蔡家大門與院門不在一條直線上，因為筆飛弄是南北向的巷子，蔡家的大門朝東，進門一個平場，右手才是正門，為的是正門朝南。都說南方不像北方那麼講究朝向，依蔡家看來，朝南朝北倒是可以不計，但東西仿佛不能接受。
魯迅故居，如今一條街都是，包括新老台門、壽家台門、朱家台門等等，都分布在都昌坊口向條東西向街的南北，比如三味書屋所在的壽宅就是座南朝北。進壽宅右手有一小院，花色亦是不少，其朝南小房，如今被仿三味書屋布置成“三余書屋”，目的是為了讓人能夠體驗的，門上還貼著表演的時間。所謂三余書屋是味書屋的前身，取意“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時之余”，以三余時間讀書正是耕讀人家的本份。一定有人把這兒當成三味書屋找被魯迅刻了“早”字的桌子，所以柱子上貼了一張打油詩：三余書屋沒早字，寫作或者抄寫的時間是2010年4月。
不過魯迅的老師壽鏡吾的祖父壽峰嵐把“三余書屋”改成了“三味書屋”，這名又是很有講究的。從屋柱上的對聯“至樂無聲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詩書”看，應該出自“詩書味之太羹，史為折俎，子為醯醢，是為三味”比較妥帖。 “太羹”指祭祀時最高品級的不加原汁肉湯。“折俎”指宴會時把煮出來的整只牲畜肢解裝“盤”（俎），比太羹有味兒了吧？至於醯醢簡單地說是調味品，滋味更是濃重了。“詩書”指《詩經》、《尚書》為代表的經書，史指史書，子指諸子百家，可見越讀越有味了，但這是常人之理，能品出太羹裡的滋味，換句話說能讀懂經書者，才算得上乘。
查資料，紹興的台門眾多，雖說也有官僚的府邸，但大多是商賈、士紳的宅院，可惜大多數也像北京的四合院如今成了大雜院一樣，基本都不能進去，只有魯迅故居，因為保護和修繕得當，足以承擔起展示紹興台門的重任（其實格局差不太多，有網友說好像是一個設計師設計出來的）。在紹興最後一天早上，沒等開門就去排隊領票，饒這麼著，還是排著隊看，一一看牆上釘的小牌，剽聽一撥又一撥旅游團的導游講解。什麼大堂前啦，小堂前（中路前後正廳，紹興人的口語，功能就是現在的客廳）啦，主人房啦，第幾個兒子的房啦等等，我怎麼覺得跟魯迅沒啥關系，有點進收租院看婚俗表演的感覺。媽媽就一直念叨這麼大宅子才賣幾千大洋，魯迅拿了這筆錢到北京買房，當然要有他弟弟的一份啦，其實八道灣的房子，魯迅好像還是添上些自己的積蓄的，兄弟倆的賬，咱們外人就甭替他們算了。去年吵吵著要拆，不知後事如何，我記得魯迅的兒子曾說過難道漢奸的舊居也要保護嗎？當是說周作人在那裡居住的房間更好、時間更長。
另一群體現紹興精神的人就是寫出“報仇雪恥”的王思任前後左右的。明代晚期，經濟形態在潛移默化地變化著，因之人的觀念也在改變中，三言二拍的市民社會可見一斑。文人上朋比結黨，下追求風流，或談性論理多做形而上的思辨，或淺薄浮華喜為出位的行徑，這對於通過科舉需要他們治國平天下的傳統社會來說，便缺乏了踐行者。如今天的八零後、九零後，一被提及便讓人大搖其頭。真的如此不堪重任嗎？的確，文無安邦之策，武呢，更不可能提刀上陣，但他們的選擇足令後人贊嘆。
在紹興，便有王思任、劉宗周、張岱、祁彪佳，他們出生的時間相差30年，但除了張岱皆亡於1645-1646年間，選擇的方式都是自盡。這是清滅南明的那幾年，他們義無反顧地做出了選擇，為什麼清末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光復漢族，還我山河”等口號會有那麼大的號召力？為什麼紹興是光復會的核心地帶？王思任們的死便是一個激勵，陶成章、徐錫麟、秋瑾們便是記住並發揚他們精神的同鄉。
王思任為拒絕奸臣馬士英到紹興避難，寫下了著名的《思任又上士英書》：“吾越乃報仇雪恥之國，非藏垢納污之區也”。劉宗周堅持靈牌寫上：皇明蕺山長念台劉子之柩，完成了自己人格的最後一筆。祁彪佳在收到滿清的聘書後，自沉於自家水池，遺書雲：“圖功為其難，潔身為其易”。他們的精神不屈開二百余年後光復會報仇雪恥的先河。而張岱也並非一個例外，明亡後披發入山，成全不食周栗的信念，然安貧著書，寄托家國情懷又讓他成為王、劉、祁之後，紹興精神傳承不絕如縷的一人。
最初讀《陶庵夢憶》是當做民俗文獻來讀的，如《東京夢華錄》一樣，即使讀其序“陶庵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披發入山，駭駭為野人。”亦不能讀出其沉痛，至多只是能夠感受到朝代興替。而“無所歸止”一詞，是在細讀紹興之後，將王、劉、祁一並讀來，才能感受，正所謂黃宗羲亡國與亡天下之說更感性的一種表述。
擺脫開文人，從另一位紹興人，一位紹興農民，再次讀到了張岱，這位農民就是姚長子。在書中最初查到的資料，只有“姚長子紀念碑，城西北13公裡，柯橋鎮南。明抗倭英雄，原有祠，後圮，1937年建碑。”百度、谷歌上都找不到確切的位置，原因在查到的更細致的資料裡說在“寺基村”，地圖上總是提示我“沒有”，終於在成行前幾日，查到一條紹興縣重修姚長子紀念碑的新聞，裡面明確提到了碑在“永進村”，一查果然有，地圖放到最大發現邊上還有一個“寺基莊”。
位置定了，便可以編入行程。3號走纖道至柯東橋後，從地下通道穿過火車道，路倒是有，但已是鄉下，沒有路標了。幸好遇到一女孩，讓我們跟著她走，穿過一個村莊，又走田邊，跨過一條算是干線的柏油路，指著正面的田：就在那邊！
一片平疇的邊上是好大一片水塘，水塘邊那座不大的紀念碑還能顯出些規模。下了公路是石基小路，貼著稻田，來到一座小廟前。有幾個當地的老人在這後面沒有窗，前面只有兩根柱子和兼任座凳的石條的小廟裡外，正往一輛三輪車上裝燭台等物。看來剛做完祭祀活動啊，我趕忙衝進廟去。後牆上貼著張紙，上面很幼稚的字由右而左豎行格式：
敬拜
真武大帝
菩薩
我回不過神兒來，再看撐著房頂的石柱，夾在後牆中間，正面的對聯露在外面一部分，是刻在柱子上的。右：東魯素王西竺佛垂箕尾以，左：三蛾白像五台獅伏危地而分。返身看入口的兩根柱子：坎宮正位八十二化諸元，水府求宮三十六修來苦行。因為是用了舊廟的構件，算廢物利用，所以有些字已經埋入地下，無法看到，但肯定與姚烈士無關。還不如二十年前在太原晉祠附近找到豫讓廟，村民告訴我牆角那個小塑像便是豫讓，正座是關帝之類。
祭拜的村民走後不久，來了兩個工人，扯電線，抬架子，估計是繼續修繕紀念碑。紹興網站上寫著：“碑身坐北朝南，為混凝土結構，分上下兩部分，上部正面錄書陰刻“姚先烈絕倭紀念碑”八字，下部嵌一太湖石，上書“明姚烈士遺像”六個小篆大字，下刻姚長子頭像，線條簡明流暢，雙目炯炯有神。碑陰則為《明姚義士絕倭殉義事略》碑文，共九豎行，楷法剛勁。”現在碑陰已是一水的水泥抹平，前面太湖石，尚在，但啥也看不見了。
幸虧，行前在網上好不容易查到2009年3月《e網柯橋版之“姚長子墓”祭掃活動現場記錄》，不舍得丟掉：
清明期間去“姚長子墓”祭掃已經成為e網每年的活動了。雖然我們的生活很世俗，歷史和童年留給我們的印像，他的事跡總能提醒我們是時候去看看他了。在這樣的周末，我們有必要騰出幾小時，去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柯橋經濟日趨繁華，那裡卻總是清寂，難免心稍有遺憾，但也許正因為這遺憾，今天來參加的網友顯得更是情意珍貴。
去年大家種下了一些松柏，今年准備了樸素的菊花，香燭，食品和酒。網友們靜靜地一一攤開，並親手以紹興傳統的方式焚香點燭，燒銀錠。燭光搖曳，水波瀲灩，水鄉古城的柯橋，在這簡單的墓碑面前，我們低首而拜！ 斜風中夾著微微細雨，周圍的植物彌散著春天氣息，大自然中的生命是如此延續並活潑不息。雖然只是生活在SX這樣一個城市柯橋一隅，看了太多了鋼筋森林，樓宇豪宅，新興商市，樣板建築，看多了太多的燈紅和酒綠，但只有姚長子的墓還是這樣一直孤單的存在著，有些清冷，有些落寞。
姚長子當年就殉於絕倭塗時，並沒有想過身後會不會孤單，也沒有想過會不會被人記起。“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其中便是一個“義”字使然吧，對於一個普通人也是如此。就這樣，今天我們來過了，以後還會來，相信還會有更多的人來……也一直相信人間有此四字：有情有義。活動花絮以及人物：
“紹興海歌”是第一個到墓地的，為這次活動甚至特意帶了鐵鍬和大雨傘，想的非常周到。
“霰雪霽日”給大家講了一些有關墓地的歷史，他也是到的較早的一個。
“正鋒線業”甚至帶來了可愛的女兒，教她點香灑酒。一人說：“來，給姚叔叔上根香。”另外一人又說了：“按輩分，是姚太公，噢太太公也不止了！”
“千年月”點燃了錫箔做的銀錠，說本來還打算念下祭文的。
“環海”等男人們幫我們搬運東西，給去年的樹們松土，拔草。
柯橋前版主“BEFORE”，特意去買了香煙，說大家點三根放墓碑前，男子漢敬男子漢嘛，香煙最實在。
遺憾的事情：
1)墓碑的建築體上，居然有人劃刻了一些字：XXX到此一游
2)墓地的附近是河，河的很多角落，卻遍布垃圾。
3)和墓相望的一頭，是建造中的滑雪場，再遠是高爾夫球場。本縣府的植物區區幾棵據說花費就是100多萬元？姚長子的墓地，水泥地裂開，在風雨中因為缺乏修繕損害嚴重。
Why？
姚長子，是一個傳奇故事，這位佃農，沒人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外號——長子（因個高）。明嘉靖年間，一股倭寇捉住正在替人打稻的長子，強迫他帶路。長子引倭寇來到四面皆水，只有前後兩橋與外界銜接的“化人壇”。倭寇隨他進入化人壇後，鄉人先拆化人壇前橋，再斷後橋，倭寇方知中計，慘殺了姚長子。這時，官兵趕來，將倭寇圍殲在孤壇之上。從此，“化人壇”改名為“絕倭壇”，前後兩橋一曰“得勝橋”，一曰“萬安橋”。張岱為之寫墓志銘，贊揚他“醢一人，活千萬人”的精神。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紹興人又在絕倭壇建立了這座紀念碑，表達對姚長子的敬仰和抗戰到底的決心，不知道為了建立統一戰線，於1939年回到紹興祖居的周恩來，是否知道這位鄉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