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故鄉的沉思
2005 年我去了瑞典，她是個創新的國度，在全球的投資和研發及貿易額中都占有注 目比重。這個國家賦稅全球最重，一半國家收入來自稅收，累達稅率百分之八十四，它 收垃圾稅、塞車稅、電視稅等等……。瑞典是個“高賦稅、均分配”，沒有人挨餓，人人 均等的羅賓漢社會，政府每年為每人付出 16 萬克朗福利金。瑞典的政治非常透明，連總 理所有文件，包括每天菜單、信件、刷卡記錄必須完全公開。瑞典人認為炫耀財富者“品 味很差”，所以該國新貴們愛腳踏車勝過法拉利，連國會議員的配車都是公用自行車。在 這個人口占全球百分之二的小國，總共產生了三十二個諾貝爾獎，令人佩服。
“科學瘋子”的遺囑
凡是到瑞典的人都會去參觀舉世聞名的諾貝爾獎所在地，但是，參觀過的中國人大 都有失落感。第一個失落感，如此著名有世界影響力的諾貝爾獎，怎麼會誕生在這兩個 不起眼的地方？斯德哥爾摩的音樂廳實在是太普通的建築，不起眼的藍灰色建築，稱為“藍 廳”。而和平獎的發獎地市政廳，是在一座看上去又老又陳舊的更不起眼的兩層樓的暗紅 磚牆建築中，它的底層是股票交易所，第二層才是評獎地。第二個失落感是，有五千年 文明古國之稱、十三億人口的中國人竟然苦苦追求了半個多世紀，還未獲得過任何一項 諾貝爾獎。
諾貝爾 1833 年 10 月 21 日出生於斯特哥爾摩，他生活在一個瑞典貧困家庭裡，從 小跟隨父親飄流在海外謀生，沒有機會受正規教育，只在學校讀過一年書。16 歲時父親 就送他到美國一家化工廠當學徒，開始接觸一點化學知識。他從小目睹了勞工開山鑿礦、 修築公路和鐵路都是用手工進行的繁重體力勞動，效率極低，遂萌發了研制炸藥的念頭。 有一次，諾貝爾研制炸藥時工廠發生爆炸，他最小的弟弟和另外四人被炸死，政府下令 禁止他重建這座工廠。被認為是“科學瘋子”的諾貝爾，只好在湖面的一只船上繼續進 行實驗。他一生致力於炸藥的研究，共獲得在英國注冊的技術發明專利 355 項，並在歐 美五大洲 20 個國家開設了約 100 家公司和工廠，積蓄了巨額財富。他研制炸藥的本來目 的是為和平建設服務，為民造福，可是當他看到統治者把他的發明用在制造武器發動戰 爭災難時，十分痛心。在他逝世的前一年，諾貝爾立下遺囑將其遺產的大部分約 920 萬 美金作為基金，將每年所得利息分為五份，設立物理、化學與生物、醫學、文學、和平 五種獎金，授予世界各國在這些領域對人類做出重大貢獻的人。1968 年瑞典中央銀行為 紀念諾貝爾這位科學界的一代驕子，出資增設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諾貝爾一生未娶妻，沒有子女，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科學事業。他偉大的一生， 也是不知疲倦、追求真理、努力學習和工作的一生。在今天，世界上沒有一種獎能像諾貝爾獎這樣得到全世界高度重視和廣泛的聲譽。從 1901 年開始，諾貝爾獎每年評發一次， 屆時在首都的音樂廳舉行頒獎儀式，國王親自給獲獎者頒發獎金。每年出席人數為 1500—1800 人，男性要穿禮服、女士要穿嚴肅的晚禮服。儀式中所用白花和黃花必須從聖莫 雷空運來，意味對知識的尊重，發獎前一件最重要的事是聽取獲獎者的演講。
在諾貝爾文學獎展覽廳中，我看到前蘇聯有五位作家曾獲獎，他們是貝寧（1933 年）、 帕斯捷爾納克（1958 年）、蕭洛霍夫（1965 年）、索爾仁尼琴（1970 年）、布羅斯基（1987 年）。我看過他們一些人的作品，特別是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確實震撼人心。這 五人中除被蘇聯認可的蕭洛霍夫，其它四個人則是蘇聯政府“異端”，流亡海外人士。這 些作家共同點是 ：坦然於人類的良知，敢於講真話、揭露真相。這也從側面說明了中國 作家為什麼被拒之門外的理由。
在這裡我還看到八位華裔獲獎者 ：
李政道，1926年生於上海，美籍華人，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年31歲； 楊振寧，1922年生於安徽，美籍華人，195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年35歲； 丁肇中，1936年生於美國，美籍華人，1976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年40歲； 李遠哲：1936年生於台灣，美籍華人，1986年獲諾貝爾化學獎，時年50歲； 達賴：1935年生於西藏，中國國籍，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時年54歲； 朱棣文：1948年生於美國，美籍華人，1997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年49歲； 崔琦：1939年生於河南，美籍華人，1998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年59歲； 高行健：1948年生於江西，法籍華人，2000年諾貝爾獲文學獎，時年52歲。
讓人驚訝的是達賴喇嘛被中國政府稱為叛國分子，現在流亡印度 ；高行健 1962 年畢 業於北外，1966 年文革時提了一箱子書進“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改造十年，文革一結 束馬上離開了中國，獲獎的同年加入法國籍。他倆獲獎後在中國網站遭不少咒罵 ：“賣國 賊”、“叛徒”、“洋人狗仔子”。如果我們強調說以上二位是有意識形態原因的話，為什麼 其它六位自然科學諾貝爾獎的華人都是美籍華人，而且成果又都出在美國諾貝爾獎的搖 籃地貝爾實驗室呢？值得深思！
在這裡，我還看到 1979 年 12 月 10 日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德蘭修女，畫像上是一位矮 小瘦弱的老婦人，講解員告訴我們，發獎時貴賓席上到處是雍容華貴、氣度非凡的各界 社會名流，主角德蘭修女卻仍舊穿著那身粗糙的只值一美元的棉布紗麗，但她的答謝詞 深深地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她說 ：“事實上，這項榮譽，我個人不配領受，但我願意 代替世界上所有的窮人、病人和孤獨的人，來接受這項獎金。因為我相信，你們是願意 借著頒獎給我，而承認窮人也有尊嚴，也有在這個世界上生存的權利”。這句“代替世界 上所有的窮人受獎”很快就通過各種新聞媒介，迅速地傳到了世界上每一個地方。她的 得獎是繼史懷澤博士 1952 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以來，最沒有爭議最令人欣慰的一位得獎者。
百年缺席的中國人
目前獲得此榮耀人數最多的國家是美國，有一百多位學者站在科學的頂峰，這得益 於美國的綜合國力的強盛，得益於科學技術水准的進步。美國有一套以“功績本位制”和“優 勢積累原則”為指導的行之有效的科學英才培養體系。它很早就在全世界開始了一場“人 才戰爭”，在二戰之前，德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的總數是美國的 3 倍。但在發動人才 戰爭半個世紀後，全世界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得主百分之四十是“美國制造”，超過百 分之七十的諾貝爾獎得主被美國聘用，在美國工作。其中最典型的是被譽為 20 世紀最偉 大的火箭專家，曾參加過德國納粹黨衛隊的德國頂尖科學家馮•布勞恩，1945 年他連同 工作團隊的 126 名工程師一起被美國搜捕人才的“特殊部隊”俘虜後，美國不但沒有送 他上軍事法庭，還把他們當美國的座上賓。美國能夠如此接納一個來自敵對勢力的外國 科學家，並讓他成為“阿波羅”登月工程主管和國家最高科學顧問，表明美國對人才不 拘一格的開放態度。而獲得此榮耀人數最多的民族當屬猶太民族，他們有 130 多位獲得 諾貝爾獎。
據學者研究：一個國家建國三十年左右通常便會有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前蘇聯39年、 捷克 41 年、波蘭 36 年、巴基斯坦 29 年、印度 30 年。可是新中國成立都快 60 年了，除 了生活在海外七名華裔科學家、文學家和達賴得獎外，反觀中國 13 億人口中竟沒有一個 獲獎者，太慚愧了。與鄰國日本相比，日本只有一億多人口，是中國的十分之一， 2008 年日本科學家又在物理、化學研究領域有 4 人得了諾貝爾獎，至今有 16 位日本科學家得 了諾貝爾獎，其中 13 人獲得自然科學獎，物理學 7 名，化學 5 名，醫學 1 名，而且多數 為日本國內科學家。從人口比例來說，中國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以上，應該有 20% 的概 率獲獎，產生舉世公認的科學巨匠和文學大師。但是，當代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的發明 創造基本上與中國不相干，在近代一百年的自然科學發展中，在物理、化學、醫學、生物、 經濟領域中沒有一個中國人獲得過諾貝爾獎，差距之大矣！至於文學獎，中國作家為什 麼總是徘徊在諾貝爾獎大門外？究竟是文學自身問題，語言翻譯問題？還是批評尺度問 題？當然得不到獎，國內媒體自有高招安慰自己。第一招就是將幾個獲諾貝爾獎的黑頭 發黃皮膚的外國人大加宣傳，弄得他們在中國的知名度遠遠高於他們所在的國家。或者 編造出某某中國人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謊言聊以自慰。據傳說，2001 年一些知名華人 推薦中國作家巴金角逐當年諾貝爾文學獎，稱巴金一生為自由、為民主、為人類心靈的 解放、為人性的恢復、為通向人類的良知而始終不遺余力地奮鬥，呼吁中國人“講真話”。 可外國的評委對巴老“講真話”這一貢獻百思不得其解，在基督世界這是做人的起碼准則， 如此低級容易的事在中國怎麼會如此困難？外國人恰恰不知道在中國講真話會遭殃，光57 年一場“陽謀”就使 55 萬敢說真話的知識分子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從此中國人一 直講官話、套話、假話，說假話、說謊話成了中國人的習慣與生存的需求。外國人不知道， 像巴金這樣著名的知識分子，能在文革後講真話反思懺悔過去是難上加難。
為什麼新中國的大學總是培養不出能獲諾貝爾獎的傑出人才？最近我們的溫總理在 北大訪問時倒說出了良知的思考 ：“一所好的大學，在於有自己獨特的靈魂，這就是獨 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學，大學必須有辦學自主權。”關鍵點是沒有充分思想自由，對於傑出人才的成長，思想自由簡直就如同空 氣與水分對於生命一樣重要。其實，中國從來不缺乏有潛質的思想家、科學家。可是當 學者對學問的興趣被腐蝕，當學術研究被一些信條束縛而得不到自由，當獨立意志不能 自由實行，當研究成果成了教條思想，當從事學術研究和思想創造所需要的最根本元素 均難以具備──怎麼指望能出傑出人才。回想 ：共產黨號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高 舉了自由與民主大旗，向人民承諾與提倡的社會主義是崇尚知識、科學和文化，實現政 治民主、思想自由、社會公正的社會，所以吸引了廣大知識分子在身邊才成功。可是真 正掌權一進入社會主義，情況就不同了，毛推行的是國家社會主義，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將知識分子一概視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實行思想改造。
自從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知識界發起的第一場圍剿胡適先生的政治運動開始，隨 後 57 年的反右派，直至文革十年浩劫，在大陸不尊重人才造成人才斷層的惡果，就注定 了中國從此不要想出世界級的諾貝爾獎人物。胡適先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首席發起人， 是中國近代思想界的泰鬥，他一生提倡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獨立思考整整影響了中 國知識界幾代人。解放後發起的一系列知識界思想政治運動，都是圍繞著批判胡適的觀 點，一次次清除受胡適思想影響追求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55 年的“反胡風”、57 年的“反 右”、66 年的“文化大革命”，每一次都是要趕盡殺絕獨立思考的知識分子。我曾想不通， 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陳獨秀都是胡適的知友，包括毛澤東青年時都崇拜景仰過胡適先生， 甚至千裡迢迢從湖南趕到北京，去北大圖書館打工當助理員，就是為了在北大聽胡適的 課，去追求胡適陳獨秀等人的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如果沒有年輕時勇於探索、追求思想 自由、獨立思考，中國共產黨從哪裡來？但是，為什麼一旦自己掌權成為獨裁者，反過 來卻容不得這些人呢？中國知識分子自從 1951 年批判圍剿胡適運動開始，一直存有“戒 心”，學違心講假話，做“聽黨話的人”，夾緊尾巴生活，他們原有的獨立思考的勇氣與 才氣早被一次次政治運動窒息，所以文革結束後巴金一再呼吁國人講真話。在近代的歷 史中，中國知識分子常常會由於自身及外部的原因，甘願放棄自己的思想和多年的成果， 多數人已沒有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心甘情願地匍匐在政治壓力與世俗的種種力量面前。 於是，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就充斥著“軟骨病”、“迫害狂”、“奴隸情結”，又從何談起自由 之思想和獨立思考呢？改革開放後，知識分子中的精英派絕大多數嘴巴裡又塞滿了人民 幣，他們在為錢而瘋狂還能講什麼？這樣的民族怎麼可能誕生偉大的人呢？而諾貝爾的 一生恰恰向我們昭示了 ：科學的研究應該服從於對人類的愛、對真理的愛。惟有這份愛 才能引導國人堅持獨立思考、不盲從，才能產生服務於全人類的真思想。
一個成熟和負責任的大國，應該超越民族自豪和國家榮譽，具備一種“兼濟人類” 的情懷。只有先愛身邊的人，才能將愛擴展至所有的人。只有這樣，屬於人類自豪和榮 譽的諾貝爾獎才會青睞我們。反省“為世界作貢獻”這個問題，這幾十年我們一直在“遇 著問題繞著走”和“減少改革成本”的改革路徑上走，積澱下了許多問題。世界銀行認為， 在短短二十多年時間裡，中國貧富差距拉得這麼大，世所罕見。正如有學者所說，發展 中國家的科學家和經濟學家們，想要得到國際承認，必須要以自己國家大多數人民的切 身利益為基本出發點，對本國人民的切身痛苦有親身感受，有終極關懷。否則不僅會脫 離本國人民，在國際學術界也不會得到認可，所以中國諾獎夢的落點應是“中國問題”。
聯想到當年“反文革第一人”劉文輝的言行，以及隨後的慷慨就義，我不懷疑中國 人的能力。唯願後來者能堅持“自由之思想和獨立之人格”，歷史的慘劇才會不再重蹈， 我們的民族才會有希望。恰如當年賀麟先生所言 ：一個思想自由的民族必是一個不甘心 於人後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