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邊上的民主行進
離開土耳其的最後幾天，因為臨近國慶紀念日的緣故，伊斯坦布爾城市的主要街道國旗飛動，張燈結彩。
也許是因為伊斯蘭文化反對偶像崇拜的緣故，人們走在大街上，看到最多的人物肖像是國父凱末爾的大幅歷史黑白照片。接下來，就是個性十足、常有驚人之語的現任土耳其的執政黨正義與發展黨負責人、總理埃爾多安的彩色照片了。有媒體認為，埃爾多安已經和凱末爾一樣，注定要載入土耳其的史冊。
埃爾多安的出現，是一個時代的標志和符號。這個時代的發端，源於80年前，一次花瓶式的民主游戲。
在主要依靠精英式思考和設計的凱末爾主義改革時代，雖然形式上推行過 “代議制民主”，但是一直是共和人民黨一黨執政。1931年，土耳其明文規定，共和人民黨和國家的機構是一致的，黨的總書記就是政府內務部長，各省黨的領導人同時擔任該省省長，黨主席就是共和國總統。
凱末爾逝世後，伊涅紐將軍繼任總統和黨主席，他宣布土耳其是“一個政黨、一個民族、一個領袖”的威權體制。然而時移事易。二戰後，國內外形勢巨變，也正是強人伊涅紐自上而下地再次推動了民主化運動。1945年，土耳其開放黨禁。這一舉動部分原因是迎合美國而抗拒蘇聯的南下勢頭。
開放黨禁的第一次嘗試是在凱末爾任內。1930年8月，曾經當過總理、後來出使巴黎的的老戰友費希特寫信給凱末爾，要求成立一個反對黨。在後者同意後，費希特等人登記注冊了自由共和黨。一個經過許可的反對黨的正式出現，使得方方面面的積怨得到彙聚與爆發。許多地方發生了反政府的暴亂。到11月15日，這個政府掌控的形式主義反對黨實驗只好收場。
民主化雖然是西方化的改革的延續和深化，但卻為宗教復興創造了寬松的環境和條件。凱末爾時期，宗教勢力被嚴格限制參與政治。但是，延續近千年的伊斯蘭傳統與壓倒多數的信眾人口資源，是一種現實存在。一旦政治管制松動，就會出現宗教情緒的反彈。在貼身肉搏的激烈選戰之中，哪怕是非宗教背景的政黨，為了選票的需要，也十分現實地以宗教為號召吸引選民。
1945年春，國民議會巴雅爾等4名議員要求民主改革並被人民共和黨開除。1946年1月，他們另組民主黨。 1950年，善於迎合多數農民與宗教勢力政治訴求的民主黨在大選中取得53%的絕對多數票，取代了連續執政27年，堅持凱末爾主義不動搖的人民共和黨，巴雅爾當選土耳其第三任總統，曼德列斯任總理。對此，伯納德。劉易斯評價，“在經過如此一段長期的執政以後，即或是一個由天使們組成的政黨，恐怕也會被人趕下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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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上台後的民主黨很快就對民主制度“過河拆橋”，步了一黨獨大的後塵，而且比共和人民黨采取了更加嚴厲的專制措施，包括報禁、禁止其他黨派活動、鎮壓政治對手等，在黨內也不允許出現不同聲音。1960年，民主黨通過一項法令，禁止所有政治活動、封禁報刊和關閉大學等等。這項法令激起了反對派的不滿，，觸動了懸在土耳其政壇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軍隊。當年，軍隊發動政變，推翻了民主黨的專制統治。
在一年半的軍政後，軍政府還政於民，開始了土耳其歷史上的第三次民主化。
其後，土耳其由正義黨執政，政局總體較為平穩，經濟發展也較快。但是，正義黨依靠宗教力量，在上台後實行親宗教色彩的政策，比如大規模修建清真寺、開辦宗教學校、重新強調教規等。70年代末，經濟社會出現劇烈動蕩。土耳其軍方於1971年、1980年兩度出手干政，並於1980~1982年再次實施軍政。
1982年，土耳其軍政府頒布了新憲法，第四次實施民主化，建立了多黨制、半總統半議會制的政治制度。新憲法還規定，最高法院可以取締任何反世俗的政黨。此後，土耳其逐步放寬了組織政黨等限制，完善和發展了民主制度。
1983年，在軍方主導的政變後第一次選舉中，15個新政黨有12個被封殺。有資格參選的三個黨，有兩個有世俗或軍方背景，但大部分選票仍然投給了有宗教背景的祖國黨。代表祖國黨出任總理的厄扎爾，經常強調在學校開設宗教課程的重要性，他實際上也執行著一種傾向於伊斯蘭和阿拉伯國家的外交政策。
在新的游戲規則中，天鵝與大蝦、梭魚們重新登場角力，仍然是宗教色彩濃厚的政黨勝出。
1983年，土耳其繁榮黨成立，主張按照伊斯蘭教教義治國，並聯合伊斯蘭教國家與西方對抗。90年代繁榮黨日益在大城市中取代了世俗主義政黨的位職，凱末爾主義的合法性受到挑戰。1996年，立場變得溫和的繁榮黨通過選舉執政，但第二年 6月，土耳其軍方發動“軟政變”，向繁榮黨政府提出包含二十點內容的最後通牒，迫使繁榮黨政府下台。很多人認為，這是戰後軍人有限干政的第3.5次政變，軍方的政治平衡能力逐漸衰減，或許就是最後一次政變。
2001年，繁榮黨重組為正義與發展黨。它標榜是保守、溫和的伊斯蘭右翼政黨，主張建立法律至上、尊重人權與自由的現代共和政體，建立並完善市場經濟體系。2002年11月，正發黨在議會選舉中獲勝，實現一黨執政，結束了土耳其自1987年以來多黨聯合執政的局面。2007年7月，正義與發展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46.5％的選票，獲得大勝。今年6月，以埃爾多安為首的正義與發展黨在議會選舉中贏得第三次勝利。
這次選舉結果表明，宗教色彩鮮明的正發黨一黨獨大，傳統世俗化政黨人民共和黨千年老二的基本政治格局已經固化。
2010年，正發黨發動了全民公決，削弱了軍隊和司法的權力。一些人認為是有利於民主政治，但是，這兩大維護世俗的力量被逐步削弱，將有利於伊斯蘭政治勢力的壯大。
土耳其民主政治發展之路曲折蜿蜒，宗教與世俗、軍隊與政黨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頻繁互動。其間的國際國內因素錯綜復雜，不明就裡的外人如同霧裡看花，甚至難以置喙。
國內學者昝濤先生認為，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土耳其精英致力於在土耳其的社會中植入西方式的現代性。但是，他們是通過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來實施其政策的，換句話說，是政治權力保證了他們對公開的和潛在的反對者們的控制與主導。
隨著民主化時代的到來，土耳其"被管理的現代性"注定要受到挑戰。自1946年土耳其實現了多黨民主制後，文化多樣性的原則逐漸在這個國家獲得了政治上的重要性。經過1950年代土耳其的民主化和社會結構變遷，伊斯蘭教勢力和少數族群意識開始在這個時期發出它們在民主時代的聲音。
經過凱末爾主義改革，土耳其選擇了世俗化發展道路，但95%以上的人口為穆斯林，世俗化在某種程度上是依靠法律強制實現的，它在許多方面是不徹底的。世俗化主要盛行於大城市，堅決擁護凱末爾的也只是那些受過教育的精英階層。由於這些人掌握著軍隊、政府機構和教育機構，盡管所占人口比例不到一半，但影響要大得多。
土耳其廣大的農村地區，中部和東部地區文化教育非常落後，生活水平低下，他們的觀念同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工商界階層有很大的差距。在這些地區，伊斯蘭教的傳統影響非常強烈，伊斯蘭價值觀深入到多數土耳其人的心靈。
二元化的社會結構造就的是兩個土耳其並存的奇特景觀。共和人民黨的民意基礎大多來自土耳其的大城市及歐洲部分發達省份。恰恰相反。正發黨背後站立著大半個安納托利亞半島的欠發達地區。在這種情景下，誰能拿多數票，誰就是強者。
走回傳統還是加倍西化？----帕慕克在小說《伊斯坦布爾：一座城市的記憶》中的疑惑，也是整個國家民族的面臨的基本選擇。
民主化和經濟現代化使邊緣大眾卷入政治，導致了政治上的多元化，從民主黨開始、經繁榮黨到正發黨所代表的政治伊斯蘭力量的崛起，對世俗化現代化模式形成了挑戰，表明伊斯蘭主義現代化模式已經出現。在民主化進程中先後出現的軍事政變可以看做是軍隊從社會、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接管共和人民黨整合社會職能的不得已之舉。目的是要壓制這些異己政治力量的坐大，從而維護凱末爾主義的正統路徑，雙方多次較量的結果，是新興中產階層與草根階層代表的伊斯蘭力量的不斷上升，而傳統社會精英代表的世俗化力量節節敗退。
也有論者認為，土耳其已經並將繼續出現“保守主義浪潮”。正發黨的經驗為對差異、多元主義和文化多元主義的懷疑和消除鋪平了道路。宗教保守主義、世俗保守主義、種族保守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建構了土耳其社會的性質，擴大和加深了政治、社會和文化的分化。土耳其的變革一直同保守主義攜手同行，正發黨的強大的多數政府未能創造政治和社會穩定。它也沒能把變革和保守主義同土耳其的民主及其鞏固結合起來。它的經驗卻使保守主義的力量在中產階級、文化認同和社會群體中日益增大。由於保守主義的影響和力量增大，社會的信任已經消失，不同階層、認同和群體中的不寬容卻在增長，土耳其變成了一個亨廷頓眼中自我撕裂的社會。?
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接受那種非黑即白的思維定勢。不要忘記，在一個嵌入式資本主義後發國家中，在宗教復興的天平裡，普羅大眾往往把真誠渴望社會公平的砝碼傾注進去。而世俗化的大旗下，也經常暴露出權貴階層權錢勾結、官商一體的馬腳。從這個意義上說，正發黨的連續三屆勝選，新強人埃爾多安的出現，也是表明，改革在償還歷史欠賬。兩極分化、貧富懸殊等種種社會不公現像，不可能被人民群眾長期容忍和認同。不斷深化的民主化進程畢竟提供了一種糾錯的機制與多元選擇的可能。
發展中國家的崎嶇民主之路，常常有一種煙花效應。綻放時五光十色，萬民歡騰。熄滅後黑暗如初，曲終人散。
我倒是有一種更為另類的擔憂。在中國水利史上，長達七百多年裡，暴戾洶湧奔騰不羈的黃河，曾多次演出了奪淮入海的情景劇。
那種草創、稚嫩而畸形的民主體制，是否被當做了一條方便滔滔洪水宣泄奔逃的淮河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