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太了解中国清代历史的人很少有人知道陶澍这个人物，因为他的个性太不张扬了，以致于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提起他，就连专门研究清史的学者也很少写到他。这一现象其实早有人注意过，那就是浩如烟海的中国史往往会湮没一个杰出人物，而这个人物却在中国史上起到过影响历史进程的关键作用。陶澍就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他，清代中后期的经济改革会向后延迟；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睁眼看世界的魏源。
从湖南邵阳到安化虽然只有不到200公里的路程，但却整整走了一天，才在下午四点到达安化市的小淹镇，这原因主要是走的全是山路。原来，我们所走的路线是湘西有名的雪峰山区。遥想在那烽烟滚滚的抗日战争岁月里，中国军队就是在雪峰山阻挡住了日本军队向中国大后方的军事进攻，才保卫住了以老蒋为首的中国政府坚持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望着茫茫群山和曲折难行的山路，让我不免想起一句经典老话“无湘不成军”，不免怀念起牺牲在这里的数万中国军人。
小淹镇是一个挤在山沟里的小城，城虽不大，但却耸立着十几栋高楼，让人一下子联想到，这主要是因为有限的空间逼着可怜的楼房只能往高处生长才能满足小镇人口的居住的需求。
因为天越来越晚，所以一下了长途汽车就向当地人打听陶澍墓地，打听沙湾坪村。只是当地人只知道沙坪湾村而不知道陶澍。那无所谓，只要到了沙湾坪村，还怕找不到陶澍？于是，我急忙打了一个带棚的三轮摩的，向四公里地以外的沙湾坪村奔去。
穿过小镇向西，辗转来到一个大江边，在这里还要坐轮渡。好在等的时间不算太长，对面就有渡船抵达岸边。连人带车上了轮渡，望着远处的山和宽大的水面，问一句摩的小司机，才知道这又是流过魏源老家的资江。
( 资江边的渡口）
记得家里贫穷的陶澍在十八九岁时，曾溯资水而上，专程慕名拜访过魏源的祖父魏志顺。魏志顺见这位少年谈吐不凡，便以礼相待，还给予无私的资助让其攻读学业。那时，魏源只有四五岁的光景，不会对这件事有什么记忆。想不到这位少年后来竟然考中进士，官做到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成为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二品大员。也正是陶澍那次对魏家的访问，才奠定了他与魏源后来的那种忘年交的亲密关系。
船到对岸，向人打听陶澍，老人们问我：“你要找陶丞相吧？”，当地人竟然把陶澍看成了丞相。于是在老人的指点下，我们顺利地进了陶澍墓地。
墓地前一个古朴的石牌坊，也算是大门了。进去之后，路两边的石兽石人都整齐地列着队在欢迎着我和老哥的到来，因为这里太寂寞了，当地人太熟悉一般都不来了，而外地人来的更少。据当地人介绍，原墓周围有青石围墙，入门处有御碑亭，环砌直径15米的雕花石栏。墓冢为三合土筑成，前有石人、石马、石虎、石兔等。原墓久已破坏，石人石兽散落他处。2006年当地拨款重修，恢复了原来7000平方米的墓地规模，石人石兽等也都归于原位。现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陶澍字子霖，湖南安化人，清嘉庆七年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江西道监察御史、晋闽皖等地布政使、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使。因办海运、理盐政、赈灾荒、疏河道政绩卓著，道光皇帝亲赐其墓庐为“印心石屋”，并谥为“文毅公”。中国近代洋务运动的干将张之洞评论说：“论道光来人才，当以陶文毅为第一。”
我来到新建起来的那崭新的御碑亭前，里面立着四个巨大的石碑，因为文字太多我没有时间细读，但可以想象得到，能有当朝皇帝为其歌功颂德，这份荣耀在二品官里也是不多的了。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为满清王朝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细数一下，他至少在两个方面做出了成绩：一是改革漕运，二是改革盐政。
在满清王朝的中前期，漕运、河务和盐政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的三大政务。满族人入关，北京一带粮田被圈地，北方粮食早已养活不了北方人。八旗兵丁、满朝文武百官的俸米，都要靠大运河从南方运来。只是到了道光年间大运河严重淤塞，每年都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疏通，再加上沿河兵吏的盘剥，一石白米运到北京，其价格竟是南方的两到三倍。朝廷不堪重负。道光五年，陶澍在江苏巡抚任上，魏源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帐下当幕僚，三人同官一地，互相紧密配合，试办漕粮海运。从上海分两批发出1500多艘粮船，把163万石粮食运到北京。为国家节省157万两白银。
二是改革盐政。明清时期食盐一直是官府笼断经销，清前期食盐的税收占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但道光后，管理盐政的官员胥吏随意盘剥，致使盐价飞涨，民间怨声载道，朝廷不但赚不到钱，而且还要亏损。道光十二年，陶澍已由巡抚升任为两江总督，他在江浙生活工作多年，深谙盐政弊端，于是提出大胆改革。具体办法是把引盐改为票盐，基本原则是人不分东西南北，皆可以向盐运司课税后领取盐票就可以贩盐——改官办为民营。试办一年，不但扭亏为盈，而且还盈利200多万两白银。
陶澍的改革给魏源的影响是巨大的，魏源的许多思想都来自于他的这些社会实践，而两个人的交情更是深厚无比。
魏源21岁时随父第一次进京，首先拜会的是陶澍。第二年（公元1819年），陶澍出任川东兵备道，在宣南诗社成员集会万柳堂时，魏源吟诗为其送行，这可能是陶、魏之间最早的文字交往记录了。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陶澍调任江苏巡抚，魏源则在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幕府，三人同官一地，关系十分密切。“善化贺耦耕制军长龄，为江苏布政使，延（魏源）辑《皇朝经世文篇》，遂留意经济之学”。魏源与巡抚陶澍，“以文章经济相莫逆，凡海运水利诸大政，咸与筹议”。
陶澍一向鄙视空谈，主张实用，对当时的空谈非常反感，他说：“后世高谈性命，逃之于空虚，议论日多而无当于实用，学术之所以不能如古，盖在是矣。”在这一点上，魏源与陶澍十分相近，他批评空谈和无用之学说：“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诘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
正是有了这样的共同见识，又在一起工作了14年之久，所以他们在漕粮海运、盐政改革和治理河道上，一个手握重权抓到实处、一个提出思想出谋划策；对上说服皇帝，对下说服僚属，排除各种干扰和阻力，完成了许多前人或当代人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
（御碑亭里的石碑）道光十九年（公元1839年），61岁的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病逝。临终之前，他请魏源为其“编次奏稿，并托以后身志状”。（把自己为官时期的奏书编缉起来并写墓志铭）陶澍去世时魏源十分悲痛，亲书挽联：“知遇感殊深，石屋印心，牖北垂询商大计；施恩诚普及，灵车返里，江南遗爱念宏规。”并为陶澍撰写了墓志铭、神道碑铭、行状，对陶澍的生平业绩给予真实而崇高的评价，称陶澍“为翰林能诗，为御史能言，及备兵川东，摘伏发奸，又为能吏”。强调陶澍“生平所至兴革，务挈大纲，导大窾，若治安徽之荒政、之水利、之清厘库帑，治江苏之松江、娄江、白茆河、孟渎河，他人得其一皆足名世，而于公则为绪余”。又下结论说：“今东南民计国计，莫困于漕盐，公所排决疏导可垂久大者，亦莫于海运与票盐。后有来者，欲大苏东南之困，为国家筹百世之利，非赓其绪而恢之不可也。”
统观魏源与陶澍的交往史，只有一件事情魏源没有按照陶澍的意见办，那就是魏源在科举考试上屡试不第，陶澍劝他向权臣穆彰阿走一次后门，“投贽穆彰阿以取巍科”。魏源不但没有“投贽”，反而连穆彰阿主动来看他，他都不想见。分析个中原因，除了穆彰阿在清流中口碑很坏外，还与年轻气盛的魏源自视清高和涉世不深有关。而陶澍在宦海中沉浮多年，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也算是深通世故了。
今天看起来，不论古今中外，私下里拉关系走后门都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的。陶澍能劝说魏源去走关系，不是铁到一定程度那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离开陶澍墓地时天暗了下来，来到资江边上，看江面上一叶小舟漂荡着，撑舟的老汉自由自在地划着，就像是一幅高古的隐士图。资江上下千里，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那可是湘西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它孕育着两岸文明，也滋养着两岸湖南儿女，同时也送走了多少湖南儿女远离家乡，可是，像陶澍这样能魂归故里的人并不多。我问当地一位老太太，陶家在这里还有后人吗？她告诉我，陶家早就搬走了，在这里，只有陶丞相的墓地了，我的心里不免生出几许叹惋。因为我此行的目的多在魏源身上，所以没有再深究陶家后人的下落，这一课题，看来只能留给专门研究陶澍的人了。
（离开陶澍墓地，我还是留了一个影，以后，恐怕没在机会再来拜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