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八十年代上半期，一種幾乎絕跡的文字，悄然震動學界。想安靜似乎都有點不可能。它秀麗娟細，造型奇特，古意盎然。近二千個符碼，只有點、豎、斜、弧四種筆劃，書寫呈長菱形，可采用當地方言土語吟詠。舊時當地不少才情女子采用這種男人不識的“蚊形字”互通心跡，訴說衷腸，將其刺繡、刻劃、戳印、書寫於紙扇巾帕女紅，傳記婚姻家庭，社會交往，幽怨私情，鄉裡逸聞，歌謠謎語，也編譯漢文唱本。主人去世後，它們多作為殉葬品焚化或掩埋，只有寥寥少數作為紀念品珍藏保留，因此民間遺存極少。這種神秘的字符史書不載，方志不述，當地族譜碑文，可說無一蛛絲馬跡，外界少有知曉。
這是什麼文字？這就是自古流傳於江永一帶鄉村婦女中的文字符號——女書。
我到江永的第一晚，住在縣文化館。在文化館，一位很文儒，書法寫得很好的老人，蔣館長的父親留我吃晚飯。席間，蔣館長神秘地說，晚上帶我去見兩個人。這是兩個什麼人？他們和女書有什麼關系？女書到底是什麼？什麼樣？我的腦子裡冒出一串符號。
我見的第一個人就住在文化館的後院，是一位近七十歲的老人。小蔣說，老人叫周碩沂，是發掘女書第一人。見到周老師，我便迫不及待地提了個問題。我說，在冷水灘來江永的汽車上，有位乘客告訴我，女書的發現很偶然，是一位鄉村小學老師布置學生寫作文，題目是“你身邊最有趣的事”。結果，一位學生寫了他奶奶會一種希奇古怪的字。作文引起老師的注意，於是，女書被發現了，是這樣嗎？周老師說，這老師就是我，也確有這回事。但女書不是這麼被發現的。
周老師告訴我，最早提到這種文字的大概是1931年和濟印刷公司代印的一本《湖南各縣調查報告》，但記述寥寥。大約同時期，少年的周在父親的筆記中看到了有關女書的一段記載。同時，當周還是一個小學生時，就常被鄉鄰的姑娘大姐們叫去為之記錄土話女歌，並有機會看到姑娘婆姨們寫女書、讀紙扇。五十年代初周調到縣文化館，才正式開始調查研究女書。後他用女書寫的一幅對聯被從省裡來的一位文博干部看到，此後二人共同研究，並將研究報告寄給了當時中科院語言所《中國語文》雜志社的一位編輯。正當女書就要從迷霧中走出時，一場反右，三人全被打成右派。女書研究又中斷了。直到1979年以後，逢太平盛世，周等人又開始重新研究，後陸續有重量級的語言文字和民族民俗學者加入，逐漸地這種罕見的女性字符“密碼”終於從偏僻山鄉進入世界視野，引起了海內外的濃厚興趣和廣泛關注。，據說，女書現已成為國際國內的一大研究熱點。
我生性好動，注定不能當學者，也歷來對枯燥的古文字敬而遠之，但好奇心卻使我被一個問題反復糾纏著，女性文字?為什麼呢?為什麼這一方水土的女人們，會去創造和使用它呢? 在以男性為中心的封建社會裡，男子如何能容許婦女學習和使用自己不懂的文字？
這就涉及到這種神秘字符的起源了。
民間比較多的說法有兩種。
一是王妃造字的傳說 。傳說不知在什麼朝代，永明縣（江永縣舊稱）有一位才女胡玉秀，長得很漂亮，被送進皇宮。人家都以為她一定生活得很幸福，誰知道玉秀在宮中過得極其辛酸，生活非常冷清。她遠離親人與姐妹，滿腹憂傷，卻無人訴說。於是，她根據家鄉的女紅圖案創造出了一種別人都不認得的文字，那就是女書。把自己的不幸以及對親人的無限思念都寫了出來，然後托人帶回家鄉，並囑咐她的親人：“如果要認識她的字，必須按傾斜著的方向去辨認，並按土話的讀音去理解其內容。”後來，人們為了紀念這位創造女書的王妃，在桐口村建了座鳴鳳閣，以此紀念傳說中的王妃。
二是盤巧造字的傳說。相傳在很久以前，桐口山衝裡有一個名叫盤巧的姑娘，她三歲會唱歌，七歲會繡花，長到十七八歲時，沒有一樣女紅不精通，她喜歡結交姐妹，而且聰明伶俐。可是，就在盤巧十八歲那年，一場大禍降臨在她頭上。有一天，盤巧在山上扯豬草，官府的獵隊發現了漂亮的她，便把她搶到道州府去了，官府內，牆高院深，前有崗，後有哨，盤巧插翅也飛不出去，她在這裡受的苦沒有人知道，又沒有人為她寫信傳音，盤巧的眼睛哭腫了，嗓子也喊啞了，始終無濟於事。為了將自己的遭遇告訴家人，盤巧冥思苦想，終於想出了一個辦法。她根據平常與姐妹們織花邊、做鞋樣的圖案，每天造一個字，３年時間造出１０８０個字，她用自己造的字寫成一封長信，藏在一條由她養大的獵狗身上，讓狗帶信給家鄉的親人。那條獵狗很通人性，到了桐口山衝後，就東家進、西家出。終於，一位心細的姑娘發現了獵狗頸下的信，打開一看，好像是天書，於是，她邀集了４９個姐妹，想了４９天，才把盤巧的信認出來。從此，姐妹們用盤巧造的字編歌，又好認，又好記，代代相傳到如今。
周老師說，其實那都是美麗的傳說。為什麼會有女書，應該也是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可能很久的古代，當地的瑤、漢人中就有一種地域性的文字。後來，秦始皇焚書坑儒，統一文字，男人當然不敢再使用當地文字而習漢文字，而那時候女人是沒有社會地位的，她們干什麼，只要不違婦道，官家和男人們是不太在乎的，因而，被廢棄不用的當地文字，也許是古瑤文在她們手中傳承並發展成了深閨裡的女書；第二個原因恐怕和當地古老的婚嫁習俗有關。江永地處湘桂粵邊界，當地婚俗既保留了封建社會漢族舊婚俗的繁褥禮俗，又受南方少數民族特別是瑤族女尊男卑觀念影響，婦女婚後三天即返回娘家，直到懷孕生子後才正式在夫家居住。這一古老婚俗客觀上使得當地新婚少婦在婚後很長一段時間內還能自由享受少女時光，與同村姑娘玩耍，唱習女紅。“不落夫家”這種由對偶婚家庭向一夫一妻制家庭過渡時期的婚姻形式，是否反映了母系制對父系制的頑強抗爭？當地這種一方面與男性社會隔絕，另一方面內部又特別活躍的“女性社會”的形成，會不會為一種“女性密碼”的滋生成長提供豐厚的土壤？
當然，上面這些考據有些是周老的判斷，有些則是我毫無根據的“聯想”和“假設”，萬不可當成“學術觀點”。
我見的第二個人是歐陽紅艷，這是位非常了不起的女子，對女書極其痴迷。今年三十出頭的歐陽紅艷原是縣發展計劃物價委員會的一名干部，為了研究女書，不惜把工作辭了。由於幾位“女書”高人相繼去世，“女書”面臨傳承危機，於是，英文水平很高的紅艷萌發了搜集整理女書資料，編輯《女書英漢字典》的想法。1998年以來，她利用節假日和休息時間不斷地尋找“女書”傳人，向她們學習“女書”。一次，她聽說夏層鋪有位老婦會識女書，不惜走了幾十裡山路，腳底磨起了血泡，才找到她。四年來，她先後拜師於陽煥宜，周碩沂門下，在識別挖掘和整理的基礎上，紅艷每天都加班加點編輯《女書英漢字典》。為了使其更加准確無誤，她除了請老師周碩沂審閱外，還多次到上江圩對女書進行深入考證，並與女書傳人共同探討，經過反復核對，多次修改，一本20多萬字的《女書英漢字典》初稿終於完成了。我在紅艷家看到了裝訂得整整齊齊的打印稿。紅艷說，曾有多家出版社願意出，但最低要兩萬塊出版費。
受縣委宣傳部兩位部長催促，我五月一日上午從千家峒匆匆趕往上江圩普美村。
普美村是湘江上源瀟水一座四面環水的小島。其實，在我看來，普美村最醒目的存在還不是女書，而是那條清清的瀟水。在我看來，瀟水同樣是一條謎一樣的河流。江永的原野是平坦的，沒有所謂分水嶺橫亙其間。珠江水系南下的謝沐河和湘江水系北上的瀟水，竟在這一坦平原中各自婉誕而去。都龐嶺以不同的集雨區域分配著瀟湘之水。令人驚奇的是瀟水。它從高山之陽的迎風坡流下，劃過原野，又重新回到山腳。高聳的都龐嶺及南嶺山脈,居然都沒有將其阻隔。它只顧緩緩地在大山夾縫裡尋找出路，一路逶迤地彎過重重青山奔到嶺北，在永州彙入發自靈渠的湘江。這是一種怎樣的韌性執著啊。
走過瀟水上的那座吊橋，一條卵石小徑彎彎曲曲通向普美村。春日的艷陽正以一種柔和的暖調，映照著河邊的普美村。
村子沿河岸一線排出，分散而不擁擠。徽派民居風格，把挑檐伸進河邊的岸柳樹梢。春忙時節人們下地還未歸來，村子裡靜靜的。只有一些悠閑散步的雞和豬仔，在陪著老人和孩子們。河裡的小舟也靜靜地泊在濃蔭下，不見漁人。瀟水波光粼粼，水牛臥在波光中一動不動。那瀟水靜靜地流淌著，閃動著一首無聲的歌。
縣裡對女書還是相當重視的，投資相當多的錢在村旁建了一座女書博物園。我在宣傳部蕭部長的帶領下看了女書陳列館，女書學堂。她告訴我，縣裡的最終目標是渴望實現女書村寨露天博物館與全國重點文化保護單位和世界文化遺產的三位一體。
經過蕭部長以及前面周老和紅艷的介紹，在浮光掠影地參觀後，我大體的印像，女書是一朵苦菜花。它不像藏族的《格薩爾》、蒙族的《江格爾》、柯爾克斯的《瑪納斯》，都是英雄史詩、神話傳說。女書基本就是婦女訴說自己的苦難經歷，用男人看不懂的符號在姐妹間互相慰藉，宣泄情感，傳遞姐妹間的情誼。有一段寫童養媳的女書，內容是：“十八歲女三歲郎，夜間洗腳抱上床，睡到五更撮奶吃，我是寒妻不是娘……”
罷了，罷了。女書，其實對於我這樣的獵奇者倒真不用去談什麼學術，不用談它對於文字學、語言學、婦女學乃至歷史、考古、人類及民族等學科，具有怎樣特殊的意義和研究價值。值當是留下了一道風景，留下了一個謎一樣的生活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