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塞羅那的隨後幾天幾乎成了尋訪高蒂的旅行。貼著made by gaudi 標簽的建築物就像一塊塊骨骼，支撐起整個巴塞羅那。錯過了一個，根本不用擔心，不多遠就能看到另一個。米拉公寓（casa mila）詭異的蜂巢式設計；奎爾公園（guell park）將山川融於雕塑，將雕塑融於建築的新藝術主義；聖家堂把對宗教的信仰化為對自然的皈依，這些都讓我不禁驚呼：這是怎樣一個高蒂，有著怎樣的大魄力，才能在芸芸眾生中脫穎而出，成為後世建築界頂禮膜拜的"上帝"？高蒂出生在一個手工藝世家--上代和上上代都是銅匠，追溯更古遠的祖先，甚至還可以找到鐵匠、木匠，遺傳基因讓高蒂天生具有良好的空間解構能力與雕塑感覺，我甚至相信高蒂作為雕塑家是先於他作為建築師存在的，因為那些鐵片、馬賽克，毛石、鏡面、碎瓦殘陶乃至完整的瓦罐瓷盤在高蒂看來都可雕可塑，而且他對這些建築材料施加的技藝並不遜色於那些偉大雕塑家對石頭材料施加的技藝。我還相信高蒂同樣是一個出色的音樂家--因為我聽到那一塊塊磚瓦是凝固的音樂，那波浪形的建築曲線是流動的音樂，那絢爛的顏色是綻放的音樂，一切都是美的旋律。
高蒂處在這樣一個時代，那是一個封建貴族開始沒落的時代，那是一個工業資本家蓬勃發展的時代，那是一個公眾輿論還沒有足夠能力爍金銷骨的時代。高蒂從封建貴族那裡得到精神上的支持--沒落的貴族們仍想延宕往日的榮耀；他從新興的工業巨子那裡獲得資金的支持--有了錢的資本家急欲建立新的社會模式；而公眾的力量又不夠強大，看到"醜陋"的米拉公寓，只能在一邊小聲議論：看那個"采石場"、"蜂巢"、"蠕蟲"--甭說公眾，當高蒂把聖家堂建到大馬路上，政府也只能任他由他無能為力。高蒂在三方甚至四方力量的真空制衡中竟然呼吸到自由的空氣，他只在乎自己想什麼，要去做什麼，讓別人去說吧，他不怕。
除了時間的偶然性，高蒂還處在一個邊緣性的空間--西班牙相對於法國是邊緣；巴塞羅那相對於馬德裡是邊緣；高蒂選擇的工作地點在巴塞羅那郊區，相對於市中心又可說是第三邊緣，總之都是處在off center的位置，這種位置上的特殊性既是對center正統性的偏離，又能保持並構築獨自的concept的自由。高蒂在建築風格上仍可看到法蘭西哥特式建築的影子--尖塔聳直，直插雲霄，但在技巧上又不使用凌空的飛扶壁，取而代之的是經過驗證平穩可靠的小支架。在裝飾細節上則更進一步，完全用曲線代替直線，這在高蒂建造巴羅特大樓時被發揮到極至："尖銳的角會消失，所有的物體都會顯露飽滿的曲線，陽光從四面八方射入，仿若天堂美景。"空間上的偏離讓高蒂的建築多了份自由，少了份束縛；多了份創意，少了份做作；多了份揮灑，少了份羈絆。沒有了負擔，高蒂已經不再左顧右盼。
聖家堂是高帝最偉大的作品，他把生命中最後的46年都貢獻在這裡。1926年6月7日的黃昏，像往常一樣，高蒂完成當天的工作從聖家堂到市中心的聖菲利普教堂禮拜，他漠然於繁華的街道，腦海中仍在構建聖家堂的壯麗--這裡應該用到什麼結構，那裡該用什麼顏色，尖頂的線條是不是太突兀，就在那一剎那，一輛電車駛過，所有的結構，顏色，線條都被封印在他的頭腦中，就像被雅典娜封印在瓶子裡的海神波塞東，永世。余秋雨說?"沒有悲劇就沒有悲壯，沒有悲壯就沒有崇高。"果然，車禍造成了悲劇，悲劇成就了高蒂/5天之後，西班牙舉行國葬；72年後，高蒂被宗教界追封為聖人；在他出生後的第150個年頭，世界範圍內的紀念高蒂活動正喧囂沸騰。悲劇也成就了巴塞羅那/高蒂的若干建築作品每年為這個城市帶來超過5億美元的旅游收入。但，悲劇畢竟是悲劇，他死了，聖家堂也死了--人們相信真正的聖家堂只存在於高蒂的頭腦中，雖然直到今天它仍在被續建，每天還有大量如我一樣的游客在這裡穿梭往來，但這只是一座活著的廢墟，沒有人可以將封印重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