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舊稱武林水、錢塘湖、西子湖，位於杭州市之西，自宋代開始通稱西湖。三面雲山，一水抱城，山清水秀，風景如畫。湖體呈橢圓形，水面面積5.06平方公裡，湖岸周長15公裡，水的平均深度在 1.5米左右，最深處有2.8米，最淺處不到1米。蘇堤和白堤將湖面分成裡湖、外湖、岳湖 、西裡湖和小南湖五個部分。一山（孤山）、兩堤（蘇堤、白堤）、三島（阮公墩、湖心亭、小瀛洲）、五湖（外西湖、北裡湖、西裡湖、岳湖和南湖）、十景（曲院風荷、平湖秋月、斷橋殘雪、柳浪聞鶯、雷峰夕照、南屏晚鐘、花港觀魚、蘇堤春曉、雙峰插雲、三潭印月）構成了傾倒天下的國色天香。西湖的美不僅在湖，也在於山。環繞西湖，西南有龍井山、理安山、南高峰、煙霞嶺，大慈山、臨石山、南屏山、鳳凰山、吳山等，總稱南山。北面有靈隱山、北高峰、仙姑山、棲霞嶺、寶石山等，總稱北山。山的高度都不超過400米，但峰奇石秀，林泉幽美，。虎跑、龍井，玉泉等名泉深澗奔騰喧虺，煙霞洞、水樂洞、石屋洞等洞壑境秀神奇。它們像眾星拱月一樣，捧出風韻絕世的西湖。在以西湖為中心的49平方公裡的園林風景區，分布著主要風景名勝四十多處，風幕雲幛，珠簾玉帶，煙柳畫橋，長亭短榭，萬千姿態、蔚然奇觀。唐代詩人白居易曾說：“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峰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點波心一顆珠。碧毯線頭抽早稻，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宋代大文豪蘇東坡更加直截了當：“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好是杭州”，再好再美的言辭說不盡西湖的旖旎風光。陽春三月，草長鶯飛,，煙雨台榭，柳掩桃迎；夏時荷花映日，蓮葉接天，水光瀲灩，山色空蒙；秋天則層林如染，金桂飄香，秋濤卷雪，平湖秋月；冬日則暗香浮動，疏影橫斜，斷橋殘雪，遠山凝黛。“山色湖光步步隨，古今難畫亦難詩”，只有蘇東坡的《湖上初雨》才寫出西湖的天生麗質和動人神韻，被公推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西湖千古絕唱：“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西湖“明珠”的雅號，來自“西湖明珠自天降，龍飛鳳舞到錢唐”的古老神話。一萬二千年前，杭州還是一片波濤接天的大海，西湖則是一個與錢塘江連成一片的淺海灣，以後由於泥沙的沉積，大海終於被隔斷，漸漸演化成為一個地質史上的“瀉湖”。而後的千百年中，西湖承受了山泉活水的養育、歷代人工的疏浚，造就了西湖的千媚百嬌。從山洪衝積的瀉湖到波光漣漪的西湖，西湖之所以能夠眾廢獨存，恰恰是因為它最後能冠上西湖這個名稱，得益於錢唐，也就是今天的杭州的歷史發展。杭州是一座有悠久歷史和文化的古城，早在四千多年前，人類已在此繁衍生息。在三千年前的周代之前，杭州屬於“揚州之域”。春秋時，這裡曾是吳越爭霸的疆場。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杭州始設縣治，始稱錢唐縣，屬會稽郡。至南北朝，改縣治為郡治，稱錢唐郡（唐時因為避諱，改“唐”為“塘”）。隋代開皇九年（公元589年），錢唐郡改稱杭州。到了唐代初期，杭州日見繁榮，居民已達十萬之眾。歷史上有過不少賢人治理西湖的記載，李泌、白居易、蘇東坡、楊孟瑛、李衛、阮元，但都是在唐代之後。唐朝大歷年間，李泌來杭州任刺史，開六井，引西湖水入城，使杭城飲水擺脫了東海鹹潮的威脅。長慶二年（公元822年），詩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築堤疏井，進一步治理西湖和開發杭州，使杭州成為著名的風景城市。宋室南渡，建都杭州，歷時一百五十余年。作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杭州更顯得畸形繁華。宋高宗趙構耽樂湖山，在鳳凰山一帶營建“紫禁城”。“一色樓台三十裡，不知何處覓孤山”，其盛可知。宋代大詞人柳永的一闕《望海潮》把杭州的景觀著實鋪陳了一番：“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裡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據說“此詞流播，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裡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為此，宋人謝處厚悲歌獨唱，語出驚人：“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裡桂三秋。那知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裡愁！”
自從蘇東坡將西湖比作西子（西施），西湖便蒙受了誤國的惡名。宋人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評論柳永詞，不無憂慮地深深感慨：“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裝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於歌舞嬉游之中，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也。”後來，南宋群君臣苟且偏安，鎮日迷戀湖光山色，醉心舞台歌榭，朝廷腐敗，政事荒廢，內積民怨，外媚強敵，終致國力衰竭，六傳而亡。眾怨難歸，西子湖又成了禍根之一。在“女色亡國論”被奉為金科玉律的封建時代，西湖誤國已成鐵案。其實，興亡衰變與湖光山色紅粉佳人有何相干？就在南宋君臣政事荒廢，流連嬉戲之時，南宋詩人林昇痛心疾首，義憤填膺，寫下了那首著名的《題臨安邸》：“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清人陳仁錫慧眼獨具，不但看出了西湖的“冤情”，而且敢於為西湖仗義執言，“節俠心即紅粉心”之論言簡意賅，石破天驚：西湖山水占盡嫵媚，但並非全是燈紅酒綠、兒女情長。西湖風光怡人情性，隱寓其中的天地正氣更激勵愛國之心，愛山水與愛家國原本一脈相通，棲霞嶺下的岳墳正是西湖的英雄氣所在。羅大經興黍離之嘆，事出有因，但把朝廷的偏安苟全歸咎於西湖，卻失之偏頗。西湖蒙羞，罪不在湖山勝景，湖光山色，天設地造 ，而城市繁榮，亦天功人力，前賢開拓，後人創繼，鐘情山水並無過錯，愛美之心乃人之大善。民族英雄岳飛被秦檜以“莫須有”罪名殺害於風波亭，臨死前還發出“前僕後繼，還我河山”的壯烈遺言；明末志士張蒼水，身陷囹圄，解送杭州途中猶賦詩：“國破家亡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於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當他慷慨就義弼教坊，臨刑前還要無限深情西望，贊嘆“好河山”！“西湖三忠”（岳飛、於謙、張蒼水）、西泠二傑（秋瑾、徐錫麟），無一不是西湖山水的熱誠崇拜者，他們的千秋功業也正是愛山水與愛家國相統一的百世典範。清代才子袁枚詩曰：“江山也要偉人扶，神化丹青即畫圖。賴有岳於雙少保，人間始覺重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