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串聯的日子（日月譚）
1966年的秋天，隨著“文革”的發起，隨之而來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串聯運動。當這一運動的政治積塵被拂去後，現在，大約是可以被視為是世界旅游史上的一個吉尼斯記錄。
究竟全國有多少大專院校和中學、包括中專技校的學生，參加了大串聯，也許永遠是個未知數，但是，有報紙為證，僅該年的10月18日，在北京一地，被接見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 當時稱為“革命小將”──就達150萬之多，以至於整個裡三層外三層的隊伍竟然綿延50華裡。更何談在全國各地轉悠學生，西出天山祁連，東游黃海之濱；北到黑龍江內蒙，南觀海南島的天涯海角，大串聯的學生可以說是無處不在。
因為“停課鬧革命”，大串聯期間，不用到校沒有課可以上。開初是規定家庭成份好的“紅五類”出身的學生可以到北京等地串聯，有關部門還專門印發了供這些學生使用的免費乘車證，這乘車證現在成了奇貨可居的“文革”文物。我的家庭成份欄中填的是“職員”，屬於“紅外圍”性質，規定從上海出發，最遠可以到江蘇省的北緣徐州，這是一個我迄今還未曾到過的城市。
但是，這些規定實行了最多不會有半月，由於“造反有理”致使學校管理系統的癱瘓，轉眼任何學生可以免費乘車到任何城市去進行“革命的大串聯”了。沿途也有紅衛兵上車盤查家庭血統的，“出身不好”而又膽小的學生，在承認了自己的成份後，被帶下車去的事情也很多。
免費大串聯，首先是乘火車和輪船的不用買票。那些時日，上海的北火車站的大權，為幾派人馬輪流易手，但是對學生的免費上車是毫無二致的。那時出門，沒有行李不備錢糧，任何停在站台內的火車，只要有本事有力氣從車門或是車窗中擠進去就行。至於列車什麼時候開車，到什麼地方去，完全不在考慮之內。火車廂內擠到水泄不通的地步：從過道到廁所，從座椅底下一直到行李架上，到處擠滿了人，連薄如刀背的靠椅背上都躺著在睡覺的人。
由於火車運行的時刻表全部混亂，火車只能開開停停，摸著鐵軌向前，由上海到北京開上三五天是很正常的事。以至我迄今留下這麼一個情結：能夠坐在臥鋪車廂中並且准點到達你要去的城市，就是神仙般的日子。車至半途，遇臨時停車時，從車窗翻出去在野地黑天中“方便”的人，黑壓壓的一片；能從囊中摸出一塊硬饃或是幾片醬菜當眾就餐者，會招來無數飢饞的眼光。
當時大串聯的學生都是十六七歲到二十來歲的人，沒有閱歷也沒有錢，出門坐火車絕大多數是人生的第一遭。那個時代沒有今日的旅游一說。有膽小的，從上海出發，就近去一次南京或是寧波或是杭州的親友家，也就算是經過風雨見過市面了。膽子大一點的，則一去十萬八千裡，隔了個把月後出現在教室裡，穿了新疆帶回來皮靴吹起海南島拾來的海螺號，讓同齡人羨慕得沒法透氣。最令青年學子激動的是到過北京，受到過接見的。口氣大的，後來在講話中因此而動輒就敢說：“毛主席也見過我‥‥‥”再就是去湖南的韶山、江西井崗山等地的。
大串聯的日子，莘莘學子領先一步，享受過今日公費旅游的諸般好處的皮毛。每到一地，在政府部門設置的“接待站”中，出示學生證後，僅須填上一行表格，就可以領取飯菜票、臥具和其他物品，接受免費的醫療，登記下一站游程的免費車船票。在大串聯的後期，進入隆冬季節，在北方還有發棉襖棉大衣的。我在自江西南昌到井崗山的步行串聯中，因為生病，而在一個小鄉村的接待站享受到病號飯的待遇：一碗專門為我下的雞蛋面。這種境遇，對於“小時候，家裡窮”的孩子來說，簡直是件刻骨銘心感激涕零的事情。
但是，這種非常共產主義般的好日子，很快就使得國家無力負擔。當年10月，大連海運學院的15名學生，突發奇想，組織起“長征紅衛隊”，步行了2 千多裡到北京去串聯。為了減輕運輸部門的壓力，《人民日報》專門為之發表了《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鼓勵學生步行串聯。但是，步行串聯帶來的各種問題更多。單單為步行的學生准備的草鞋、扁擔、雨衣、水壺以及在沿途鄉村設立接待站等，就成為一項巨大的實事工程。
由於提倡步行串聯，有很多喜歡拉隊伍的學生“司令”出來組織長征隊，號召自發而聚積其麾下的學生，從江西的井崗山沿紅軍的長征路線走到陝西延安等等。但是，開過誓師大會的隊伍，開拔後沒有走出遠，就鳥獸散了的居多。1967年初，這一大串聯的壯舉終於到了窮途末路，代之而起的口號是“復課鬧革命”。鐵路部門在沿線的各站組織人力，嚴厲堵截還在到處閑逛的學生，記帳發給回家的單程車票，或強行趕回。這樣，史無前例的大串聯遂在進行了5個月後， 澎湃的勢頭終於基本得到了遏制。
隨之而起的是1968年底的上山下鄉運動。這一次，城裡的學生真正由城市走向窮鄉辟壤，踏上了自己人生的艱難旅途。這人生苦旅中再也沒有接待站，而且，這趟遠門一出就是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