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re proud of it!鞏旻
2004年6月13日星期日
住：Hotel Alka, Varanasi
也不知道是因為向外國人問問題更加容易還是外國人的手表更加准時，似乎不少印度人都喜歡向我問時間。當然，我並不介意別人問我時間，除了最基本的戒備以外，我甚至把這個看作印度人民對我友好信任的體現，而且也是聊天的開始吧。所以，問我時間很容易，如果問的人會英語的話，絕對沒問題；我的手表也還算准時，雖然是街上30元買來的便宜貨，但是其金屬外殼和石英機芯保證了它一年也不過誤差個一兩分鐘。這只手表不得不說是中國人勤勞和智慧的像征，在如此低的成本下居然可以生產出如此高質量的產品，而且能為印度人民貢獻一點它的力量，也算是為中國產品做個好的廣告吧。
如果說為中國產品做活廣告是全中國受益的話，回答時間後接下來的談話則是我個人受益了。——我必須和普通印度人談話，因為我需要了解他們的看法，他們的見解，以及學習他們的智慧。因此在旁邊隔間的一個男孩走過來問了我時間後，我也走到他們的隔間多此一舉的問他火車到了哪個站。談話於是就這樣開始了。
他們算是火車上衣著比較整潔的了，共有三個人：父親、姐姐和弟弟。父親的職業是District Entertainment Tax Officer，地區娛樂業稅收官員，簡單的說，就是收電影稅的人。也虧他們想得出這麼一個職位，印度每年生產1000多部電影，比美國還多，世界首屈一指，再加上普通工商業並不發達，估計電影帶來的稅收占到國家總稅收的不小比例，也難怪有這麼一個職位了。姐姐是在校大學生，讀Political Science的，政治科學，未來國家的領導人啊。弟弟還在讀高中，呵呵，正好成為我中印友好思想的重點灌輸對像了。
既然在火車上，聊天當然從火車開始了。他們問我中國火車的速度怎樣。如果在法國或者德國有人問我這個，我可能會回答“中國火車票很便宜”；但是在印度他們的票價更便宜，我只好回答“中國的火車很快”了。然後，為了讓他們相信，我畫了張中國地圖，大致標出了北京、上海、廣州、重慶和深圳幾個城市，和他們做起了除法：北京到上海1500公裡，12小時，時速125公裡；北京到重慶2100公裡，25小時，時速84公裡；北京到深圳2400公裡，24小時，時速100公裡；廣州到深圳140公裡，65分鐘……就像小日本推銷新干線一樣向印度朋友們推銷我們的藍箭准高速列車。為了作出比較，又翻開我的Lonely Planet，查到印度最好的火車，從新德裡到孟買的Rajdhani快車，1388公裡，16.5小時，時速才84公裡。而其他的火車，除了少數長途的Rajdhani和短途的Shatabdi快車，大多只有40公裡每小時的速度。然後他們一致贊嘆：“中國火車就是快啊！”弟弟更是激動得好像明天就要去公投或者游行要求引進中國藍箭列車一樣。我喝了口水，又說到上海的磁懸浮，30公裡，只要7分鐘，更是讓他們覺得像神話一樣了。其實個人來說，我覺得磁懸浮是一個經濟上很失敗的工程，有中國特色的領導拍板型工程，89億人民幣啊，平攤到13億人身上每人貢獻了7元錢啊！我算幸運，花了7元錢買到了一個在印度吹噓的機會，別的人呢？
於是話題自然而然的轉移到中國的經濟發展上來了。稅務官問我：“What was the key of China’s development in just 50 years?”中國50年發展的關鍵是什麼？這是個很大的問題，我說來說去也只說到了改革開放，吸引外資等等。
做完了中國外交大使兼商務部長，終於有機會向他們問我關心的問題了。第一個問題就是種姓制度（Caste System）。2003年夏天，我曾經代表香港大學參加過一個在英國倫敦舉行的國際青年科學論壇，論壇有來自60多個國家的250多位精英，我曾經問過一個來自印度的女孩子，你們是否還有種姓制度。她只是冷冷的回答：“No! We don’t have this system.”現在我再次向面前這位讀政治科學的大學二年級女生問出這個問題，她的回答竟然是：“Yes, of course!”於是我小心翼翼的再問，那您怎麼看待這個制度呢？她的回答讓我一生難忘：“We are proud of it!”
“We are proud of it!”，“我們以此而自豪！”，我已經不僅僅是驚訝和意外了，我甚至覺得有點頭痛了。女孩雖然長得不算特別漂亮，但是粉紅的外套，流利的英語和大學的文化，也讓我對她產生了一些好感，至少真的把她當了朋友，而突然發現朋友和你原來觀念迥然不同，的確是一件讓人痛苦的事。女孩繼續熱情的向我講解，按照印度教的理論，所有的印度教徒，按出生分為婆羅門（Brahmin）、剎帝利（Kshatriya）、吠舍（Vaishya）、首陀羅（Sudra），以及我們熟知的賤民（Untouchable）。每個階層再按姓氏分成幾千個種姓，這樣每個人的姓氏就體現了他的階層。在創造人類的時候，婆羅門是梵天的嘴裡出來的，他們的職業就是祭師；剎帝利是從手上出來的，於是他們做官員和士兵；吠舍來自大腿，他們做商人；而首陀羅來自腳，他們做農民。而賤民是整個制度之外的最低階層，是“不可接觸的人”，從事的當然只能是掏糞，火化屍體之類的肮髒活了。婆羅門的後代永遠是婆羅門，剎帝利的後代永遠是剎帝利，而賤民的後代子子孫孫都是賤民！想改你的種姓？這輩子別想！安安分分的做你的賤民，勤勤懇懇的完成你的賤民工作，下輩子可能會有機會投個高種姓的胎……這些聽起來像來自另外一個世界的話，現在竟然清清楚楚的進了我的耳朵！
這是一列從Delhi開往Varanasi的火車，從首都開往聖城的火車。在倫敦遇到的印度女孩告訴我他們沒有種姓制度，火車上的女孩告訴我他們有。前者說沒有意味著官方上印度沒有，或者至少政府意識到不應該有；後者說有意味著社會中真的有，而且人民還認為的確應該有。我曾經從2003年6月的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雜志中讀到，印度的憲法禁止種姓歧視，並明確廢除了賤民階級。而我面前這位讀政治科學的大學生，或者說一個剎帝利階層的年輕人，現在明確的告訴了我，沒有，還遠遠沒有。火車繼續行駛著，從國家首都開往印度教聖城，從中央政府開往僧侶婆羅門，從憲法開往《摩奴法典》（Laws of Manu），從“誰都有權投票選舉”開往“人人生而不平等”……印度通向文明的道路還相當漫長，正如這趟漫長的旅程，唯一不同的是，他們正在由聖城開往首都，而我則是從首都奔赴聖城。
火車開過一個個村莊和小鎮，時不時看到有窮人沿著鐵路走著。稅務官指著他們對我說：“這些人身無分文，居無定所，個字不識，一無所有，甚至連名字都沒有……他們走到哪裡住到哪裡，找到什麼吃什麼，就像社會中的野生動物。這些就是四大階層以外的賤民，是不可接觸的人……”他一面說著，一面顯出一種充滿優越感的神情。我心中的火焰仿佛一下被全部點燃，全身只覺得熱血沸騰。對著外國人鄙視自己的同胞，要是在中國，我非跳起來打你不可，然而這是印度，除了得出結論這是一個不團結的民族以外，我還能說什麼呢？
我很想回答他們之前提出的那個問題，中國50年發展的關鍵是什麼。我想大聲對他們說：“我們之所以能夠高速發展，是因為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勞動，我們把每一個同胞都當作人來看待。我們的發展，是靠民工的汗水和知識分子的腦汁共同堆積起來的……”但是，話到嘴邊卻未能出口，因為有四個字突然跳入我的大腦——戶籍制度。
我憤怒於種姓制度對人的分級，我們的戶籍制度不也一樣把人分成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嗎？我憤怒於種姓的世代相傳，我們的戶口不也一樣跟父母而定嗎？我憤怒於婆羅門剎帝利與賤民的生來不平等，我們的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又平等嗎？更加讓我痛心疾首的是，印度實行了種姓制度1500年，其所宣揚的不平等早已深入人心；但人家現在的政府是明確規定廢除這一制度，至少在法律上，它已經不再存在，在身份證上，沒有種姓一欄。而我們的戶籍制度，是由我們當代的政府規定和現行的法律保障的，在任何表格上，還有“戶口”這莫名其妙的一欄，我有什麼權力說人家呢？而且再進一步說，印度中央政府規定全國上大學和公務員招工預留15％的名額給賤民，因為賤民占總人口的15％。而我們呢？好像某個教育發達的特大城市大學收生的分數線反而比中西部的農業省分還要低幾十分吧！
我開始相信坐在我對面的一家是好人了，他們對新認識的外國朋友是如此的坦誠和熱情，而我卻在心裡暗暗鄙視他們，讓我對自己的虛偽很是羞愧。我於是開始想，歧視賤民或許並不是他們的錯，如果一個人生下來就被他所尊敬的僧侶告知“人生來就不平等”，“種姓制度是合理的”，那麼久而久之他這麼認為也無可厚非了。如果一個人生下來就經歷著戶籍制度，並且享受著戶籍制度所帶來的利益，那麼他贊成戶籍制度也就不足為奇了。但是作為有思想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我們難道不應該反對這樣的制度嗎？印度雖然落後，但卻是一面鏡子，有的時候，它能讓我們看到我們自己的落後。作為戶籍制度裡的婆羅門（直轄市城市戶口），我衷心希望政府能夠早日廢除這個制度，因為我相信，我們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同一片土地，我們，都是一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我們，生而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