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我怎麼說你好——Varanasi鞏旻
2004年6月14日星期一
住：Hotel Alka, Varanasi
不少人說：“沒有到過Varanasi等於沒有到過印度。”也有人說：“Varanasi是印度中的印度。”這些說法都有它們的道理，如果你把印度等同於印度教，把印度教等同於印度教聖地的話。
Varanasi的確是一座原汁原味的古老城市。恆河沿著城市東部穿過，帶走一個個印度教徒的骨灰，也催生一個個新的教徒。它把印度的傳統保留得別無二致，也把印度的醜惡暴露無遺。記得余秋雨教授在2000年的時候曾經寫過一本書叫《千年一嘆》，其中有一篇就是寫Varanasi的。老先生畢竟涵養比較好，用的題目是“我拒絕說它美麗”，把自己的厭惡之情用委婉再委婉的方式表達了出來。我來到Varanasi之前，曾經以為老先生是在上海和香港養尊處優慣了，受不了印度的髒亂差才得出這樣的看法，而我——作為一個草根階層出來的背包客，應該是受得了這些而且能夠看到Varanasi作為宗教聖地神聖的一面的。我錯了，當我對著Varanasi皺眉頭的時候，我甚至想把這篇文章的題目列作“國家的恥辱——Varanasi”，直到我慢慢平靜下來，才開始反思Varanasi帶給我的啟示。
Varanasi最值得一看的就是恆河旁邊大大小小的Ghat，這Ghat是一個印度獨有的詞，指的是河邊的石梯。而這些石梯的主要功能，就是方便千千萬萬的印度教徒來聖河邊沐浴、洗衣；幾個大的石梯還肩負火葬場的功能，燒完的骨灰直接掃進恆河回歸大自然。
整個上午好好的休息了一下，以彌補昨晚欠缺的睡眠，下午就沿著恆河西岸向北走，以便觀察這些Ghat，同時感受最印度的印度文化。沒走幾步，一個老頭就不請自來，自稱是焚化場的工作人員，工作間隙來帶外國游客游覽這裡，只想介紹印度文化，還分文不收，然後就追著我來講解火葬的流程和意義了。不管我怎麼裝聾作啞，說普通話廣東話四川話，還故意用蹩腳的英語說“No English”，他就是不屈不撓的跟著，還口中念念有詞。他把我拉到火葬場旁邊的欄杆前，說我可以站在這裡看；這時，又有一個中年人跑過來，對我推推攘攘，說我不能站在這裡看，我侵犯了死去的人。媽的，真的要爭你們兩個人自己爭去，扯我進來干嗎？我開始意識到兩個人是一伙的，只不過是一個唱白臉一個唱黑臉罷了。我決定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繼續沿著河往前走，對生死神聖的感受也隨之大打折扣。
老頭繼續邊跟著我走邊講解，而那個中年人則遠遠的跟在後面。路過一個印度教神廟，老頭叫我進去看看，說那個神廟有一萬年歷史了。我看著那廟頂嶄新的雕塑，能有十年歷史算不錯了。不是說印度人數學很好嗎？怎麼連數量級都估計不准啊？而且，等我一進去了，又叫我捐贈點盧比啊美金啊什麼的做香火錢，我可吃不消，於是拒絕了。
繼續往前走著，我又到了一座水泥建築物門口。老頭又叫我上去看看，說上面風景很好。我看看這個建築物，不是寺廟的樣子，應該不需要捐錢吧，而且門口也沒什麼人，應該也不需要買門票吧，便打算上樓去看看恆河的風景。為了避免可能的麻煩，還跟老頭說好：“No Ticket?”“No Ticket!”“No Donation?”“No Donation!”一切說好了，就上了樓。
這就是一個三層的爛尾樓，樓裡面一片狼藉，地上布滿了從建築廢料到生活雜物的各種垃圾。老頭指著房子裡一個角落，說Mother Teresa死在這裡。Mother Teresa，德蘭修女，不是97年死在加爾各答嗎？怎麼又死在這麼一個爛尾樓裡面了？咱雖然不是無所不知，至少也不是一無所知吧，好歹德蘭修女還獲得過香港大學的榮譽學位，也算咱的半個校友吧。另外一個角落裡躺著一個奄奄一息的老婆婆，老頭又說，這位老婆婆出生在一個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她為了做善事，捐贈了自己所有的財產，追隨德蘭修女去幫助窮人，現在落得這麼悲慘的結局……追隨德蘭修女，怎麼也應該穿一身修女袍吧？怎麼穿著印度沙麗就被指鹿為馬的說成修女了？這位老婆婆也真可憐，自己到恆河邊來等待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刻，還被這老頭利用來講述美麗故事。德蘭修女更可憐，到印度做了一輩子的善事，死後還被印度人利用來騙外國游客。印度啊印度，你到底是怎樣一個民族？
爬到樓上，我拍了一張恆河的照片。這時，那個中年人不知道從哪裡突然跑出來，硬說我拍了焚化屍體的照片，說著就來抓我的數碼相機，說要檢查。我當然不肯給他，這部數碼相機價值30000盧比，可是超過一個普通印度工人一年的工資啊，這家伙拿了我的相機會怎樣，我還不知道呢。我左手護著相機，右手下意識的握住了腰間的瑞士軍刀。這時，老頭又開口了，說些什麼你是一個好人，你要是拍了燒屍的照片，他們那些人——說著指了指火葬場邊眾多的死者親屬——會衝上來砸爛你的相機，抓爛你的衣服……我在德裡曾見過兩個印度女人吵架，我完全明白這些穿著沙麗的肥胖女人發瘋後是什麼模樣。我也一下明白了我自己的處境：只要這兩個家伙對著那眾多的死者親屬們用我聽不懂的印度話喊一些什麼，我完全可能走不出這個地方！在這麼一個宗教高於一切的地方，別指望什麼警察、什麼司法，也別指望什麼真理、什麼正義。不是什麼是真的他們就相信什麼，而是他們相信什麼什麼就是真的！我要是指望把相機給他們看，證明這裡面沒有燒屍相片，可能相機一到他們手中就馬上被扔進恆河！
這時老頭又開口了：“你是一個好人，你只要捐贈一點錢，我不會說的……”媽的，說來說去還是要錢，剛才還說了不需要捐錢，現在就又是狗屁了。好吧，開個數吧，多少？這危急關頭，我也只好舍財免災了。“By heart”，老頭說。靠！都擺明敲詐了，還隨意。於是，我掏出30盧比，准備打發他。老頭又說話了：“不夠！至少要捐一公斤木頭。”一公斤木頭？這我倒是第一次聽說，敲詐人還有敲詐一公斤木頭的。好吧，說吧，哪裡有木頭？老頭說，木頭要買，價格是150盧比一公斤。150盧比一公斤木頭？我大腦馬上開始了數學折換，150盧比，大致就是30元人民幣。木頭價格我還真不知道，但是就算是大米，一公斤3元人民幣也能買到吧。木頭的價格是大米的10倍？我還不如拿大米來燒屍體呢！算了，跟這種人是沒有邏輯可講的，赤裸裸的敲詐就是敲詐，咱也不是不明白，木頭不過是給它加上了一點神秘的印度色彩而已。
最終我妥協了，抽出150盧比，並提出一個條件：“你叫他”——我指著那個中年人——“給我消失！”“No Problem!”老頭回答了這句在印度會聽得耳朵長繭的話。麻煩總算告一段落。
擺脫了那個老頭，連同他“不認識”的中年人，以及所謂追隨德蘭修女的老婆婆，我坐在恆河岸邊，陷入長久的哀痛之中。在經歷了次次有驚無險之後，我終於第一次中招了，三成被騙，七成被詐，而且還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大腦，我的軍刀，在恆河面前統統失效了。損失的錢對我來說或許不算什麼，但是考慮到這筆錢是一個誠實的印度工人兩三天的工資啊，我的妥協，我的投降，客觀上助長了印度的不正之風，讓坑蒙拐騙成為比誠實勞動更有回報的職業，這難道不是我的過失嗎？除此之外，這件事對我產生的挫敗感也是空前的：此前，有人偷過我，沒有成功過；有人搶過我，沒有得手過；更多人騙過我，被我一一識破……這些，都給我莫大的信心來對抗這個社會的醜惡。終於，我失手的地方叫恆河，後來的游客將繼續承擔我失敗的苦果，他們回國後會繼續講述這些醜惡的傳說……
我面前依然是靜靜向北的恆河，對岸有人把包裹好的屍體慢慢的放入河水中——那些是不能火化的聖人和孕婦，在對岸沉入水中。右邊是晝夜不熄的燒屍火堆——我看見一具屍體放了上去，不過15分鐘就只剩下一只左腳。左邊是在河邊玩耍的小孩——他們時不時會來騷擾我一番，似乎也不需要讀書。後邊則是顏色鮮艷的破舊建築——窮人躺著，不知是死是活；神牛走過，全是瘦骨嶙峋；一堵刷了石灰的牆上塗著鐮刀斧頭的標志，用印地語和英語寫著“Vote for CPI(M)”，投票給印度馬克思主義共產黨，竟然讓我思維不知所措。印度的過去，在我右邊；印度的未來，在我左邊；印度的簡單，在我面前；印度的復雜，在我後面……
回到酒店對著恆河的門口，又看見那個老頭對著一個白種人嘮叨著什麼。我對那個白人搖搖頭，又做了一個拳頭打人的姿勢。白人擺脫那個老頭，朝酒店門口走來——原來他也住在這間酒店。於是我們簡單的聊了幾句，原來白人來自愛爾蘭，帶著愛爾蘭彪悍的民風，他教了我幾句他的常用語：“No money! No donation! You ask me for money, I throw you into the river! I let your blood ou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