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遭遇日本人
在保加利亞的幾年中，我經常被保加利亞人誤認為是日本人，而且熱情地跟我打招呼，“拷尼切哇！”起初，我總是頗不服氣地“教訓”一下他們：“哎，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國人！”次數多了，我麻木起來，人家跟我“拷尼切哇”，我也“拷尼切哇”，反正只是打個招呼而已。看到這，我們的一些愛國志士說不定開始罵我了。但有什麼辦法呢？你總不能去跟每個保加利亞人都費上兩火車的唾沫去解釋一番吧？
保加利亞人把我們中國人當成日本人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就像對於中國人來說，所有歐洲國家的人長得都差不多，我們分不出來法國人、德國人和保加利亞人有什麼區別；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和越南人對於保加利亞人同樣也像是像一個模子刻出來的。讓他們第一眼就能看出我們是中國人，而不是日本人，的確勉為其難。更重要的原因是，保加利亞人更熟悉、更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日本人與歐洲國家的貿易、文化往來比中國早得多，也頻繁得多；而且日本人在宣傳本民族語言文化等方面投入和力度，不能不讓我們佩服。光在保加利亞這個面積僅有半個四川省大、人口比北京市人口的一半還少的小國家，日本每年派遣四十多名志願者。他們工作在學校、圖書館、電腦公司、旅游點的服務行業等場所，遍及保加利亞所有大中城市。他們為保加利亞工作，卻不拿一分錢的報酬。此外，保加利亞日本游客數量眾多。在保加利亞的大街上，你看到一個東方面孔的旅游團，不用問，保證是日本人；來保加利亞旅游的中國人卻是鳳毛麟角了。日本人比中國人更受歡迎，很多方面是和兩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密切相關的。
在保加利亞，我接觸過幾個志願者，都是普通的日本人，而且對漢語有著很大興趣。
第一個要說的是我的日語老師。她姓石田，是一位30來歲的姑娘。她很小的時候，父母離婚。母親辛苦工作，一手把她和妹妹帶大，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單親家庭並沒有給她留下陰影，她性格開朗，待人熱情，做事認真，勤奮好學。她是晚間業余日語班的教師。日語班是利用索非亞大學的教室，由日本志願者任教師，面對保加利亞社會上所有對日語有興趣的人，幾乎不收什麼學費，這是日本推廣日本語言文化的一項措施。因為學員都是白天工作的，所以大部分人課外不會花多少時間在日語上，能每次保證不曠課的，已經算是好學生了。石田對學生們的“消極態度”表現出非常無奈，但這絲毫不影響她對教學的認真態度。她認真備課，還准備不少的課外練習，對學生的作業批改地極其認真，圈圈點點，勾勾畫畫，密密麻麻一大堆，讓我很是感動。因為我自己是當教師的，深知那圈圈點點背後的辛苦。每次上課，石田都抱著很多東西：錄音機、教材、學生作業、練習題、考勤本、白板筆和各種各樣的教具，一幅“搬家”的樣子。有時我看不過去，就幫她拿一些。這時她總是用我們最熟悉的日本人的方式，鞠一個近乎九十度的躬，同時說“阿利嘎島庫勾扎伊麻司達（非常謝謝）”。
她還很好學，工作之余的時間都安排得滿滿的。她不僅參加了英語課程班、保加利亞語課程班，還跟我學漢語。石田來保加利亞前也是教師。她一出國，在日本那樣的競爭異常激烈的地方，原來的職位自然丟了，她回日本後要重新找工作。她告訴我，在日本，漢語是第二大外語，如果一個人能說漢語，找工作的機會就會多得多。這著實讓我這個中國人驕傲了一把。
日本文化中的“重男輕女”、“男尊女卑”思想是中國人所熟知的。當今日本社會，這種現像已有很大改觀，女性婚後工作的情況也越來越多，但深深根植於日本文化中的傳統觀念，改變起來似乎慢得多。在朋友聚會上，日本男孩子一般都是“君子遠庖廚”的，他們只坐著看電視、聊天、聽音樂，理所當然地等著女孩們把飯菜送上桌。因為他們的腦子裡根本沒有“幫忙”這根弦。
有一次，一個保加利亞人開車帶我、石田、一個日本女孩、一個日本男孩四個人一起去參加保加利亞著名的玫瑰節。我們五個人是以石田為中心的。也就是說，我們都和她比較熟悉，而彼此沒有什麼交往的。回來的路上，我、石田、日本女孩三個人坐在後排，我們商量應該付給保加利亞人汽油錢。我們大概計算了一下公裡數和汽油價錢後，決定我們四個“老外”每人付12多列瓦，總共給保加利亞人50列瓦的汽油費。但接下來，遇到一個難題：怎麼跟坐在副駕駛位置上的日本男孩說明我們的想法，並征得他的認可。石田和那個日本女孩非常為難，因為她們覺得付錢的事情沒有提前說好，現在跟男孩講不好；最大的問題是，是我們三個先商量決定的，再跟男孩說，便不可避免地有點“命令”的嫌疑了。作為日本女性，對男性這樣做是非常不禮貌的。她們相互推來推去，誰也說不出口。最後，還是我忍不住了，跟男孩說明情況，並征求他的意見。男孩非常爽快地表示同意。事後，我問石田：“你是不是覺得中國女人很強呀？”石田笑笑，說：“是應該這樣做的。但在日本社會，女性總還是比較被動的。”
在和日本人的交往中，對於中日兩國的一些復雜而敏感的問題，我們本著“求同存異”的國際友好交往原則，盡量回避。但回避並不意味著妥協，真正觸及到這些問題時，我絕對是“存土必爭”、“毫不猶豫”的。我與一個姓“志村”的日本女孩的交往中，有兩次觸及過政治問題。
志村也是一位志願者，在索非亞大學的圖書館負責管理日語書籍。她工作也很認真。圖書館是五點下班，但一到四點半，她的保加利亞同事就都回家，只有她堅持到五點才離開；她也利用業余時間學習漢語。
2003年中國“神州五號”載人飛船升天，這是令世界震驚的一個消息，也是讓海外華人揚眉吐氣、無比激動的一個消息。中國發布這個消息的第二天，我一走進教室，黑板上寫著一行字“祝賀中國宇廟飛船升天！” 這是我保加利亞學生特意為我寫的，盡管他們寫錯了字（錯把“宙”寫成‘“廟”），但那份真誠讓我幾乎流下淚來。幾天後，我見到志村，她問起我對“神州五號”升天這個事情的想法。我滿臉驕傲地說：“這是一件大好事。這證明中國的科技水平提高了，中國更強大了，我作為中國人覺得無比地自豪和驕傲。”我注意到她的臉上表情瞬間有些僵硬、有些不自然，一句話也沒有說。對神州五號，與中國有著微妙關系的日本人的心情是“復雜”的。那一刻，我心裡說：你復雜你的吧。中國，我為你驕傲！
去年春天的一個周末，我約了志村和一個中國朋友去參觀古代保加利亞第一王國首都——普利斯卡。春日陽光撒滿了綠色的田野，一路上，學了兩個月漢語的志村用夾雜漢語、保語詞語的英語跟我們聊天，遇到漢語、英語、保語都說不通時，便拿起筆寫漢字。而且，往往是漢字把我們交流的困難解決掉，此時，我們便會心地大笑。回程的火車上，記不清怎麼說到“關於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話題上來了。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沒有什麼錯。這只是對我們祖先表示尊敬的一種方式呀。為什麼不可以呢？” 志村對中國人、韓國人反對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態度頗為不解。
“可是靖國神社裡供奉的是東條英吉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甲級戰犯。你們日本人也承認他們戰犯。戰爭對世界上所有人民都不是好事情。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帶給中國人民和韓國人民巨大的災難，給日本人民同樣也帶來了災難。”我的中國朋友據理力爭。
“東條英吉發動戰爭是錯誤的，但他們畢竟還我們的祖先呀。作為一個人，拜拜自己的祖先不能算什麼大錯吧？”志村道。
“問題是，小泉是日本首相，不是普通人。同樣的事情，首相和普通人所代表的是不一樣的。比如，我們幾個都是普通的人，我們是朋友，我們就可以隨便一起坐車去旅游，我們可以一起吃，一起住，怎麼都可以。但如果你現在是首相，你和我們一起吃、一起住肯定就不合適了。因為你已經不代表個人了，而是代表了一個國家，一個政府。”我心平氣和地對她說。
她眼睛眨了眨，目光先是驚異，繼而明朗起來。她微笑了一下，沒有再說什麼。看得出來，她已經接受了我的觀點。
我認識的一些日本人，真的是很不錯的人，似乎跟我們中國人差異不大，但他們是在日本社會影響和教育下成長起來的，對一些問題的觀念和看法與我們差別又是那麼大。這不值得大驚小怪的。沒有接觸，也就沒有溝通和交流；沒有交流，就不會對問題有更深入的認識。真理越辯才能越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