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日：步行兩小時去“串門兒”
和我一起從北大來的一位姓朱的師弟跑來訪我，坐了不一會就起身，邀我一起去看看另一位同學的丹麥家庭。那位同學姓蒲，算是我師妹，住得離我家不遠。朱在這幾天裡已經吃夠了面包＋奶酪，昨天聽說蒲師妹從國內帶來了一些做回鍋肉的調料，他頓時喜形於色，呵呵，此番前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回鍋肉也。
我們在車廂裡聊了一路，可能是剛來的緣故，彼此都在不知不覺地拿中國和這裡作比較。我們發現了一個很有趣的現像，就是在過馬路時，國內總是行人讓車先走，動作慢了挨司機罵兩句是常事；這裡卻總是汽車讓行人先走，司機看見有人要橫穿馬路，不論有沒有紅綠燈，都會老遠就放慢了車速，甚至在你面前停下來，揮手示意你先過去。當然也有開快車的，但是極少。
朱說這裡“民風淳樸”：如果你迷路了，根本不用擔心，隨便攔住一個路人，說“Excuse me”，他們都會停下腳步，認真地為你指引方向。有回我向一個德國人問路，他說自己也是剛到這個城市，隨身帶著地圖，於是我倆就站在馬路旁邊打開地圖指畫了半個小時。在地鐵裡就更好辦了，穿制服的工作人員只要看見你面露迷茫，就會向你走來問是否需要他們的幫助。
不過今天問路這招卻不靈了，丹麥雖然風景絕好，可是人煙稀少，大路上竟然看不到一個人，讓我和朱很是撓頭。按說蒲的住址離我並不遠，下了火車之後，坐兩站公共汽車就到了。今天是星期六，公車比平時少，朱看了看車站的汽車時刻表，下一班車還要半小時才能到。我倆商議著一共才兩站地，擱在北京最多也就走個二十分鐘，於是決定步行前往。
事實證明北京的交通規律到了丹麥完全不好使，我倆走了有足足40分鐘，連一站地都還沒走到。已近中午時分，二人飢寒交迫，我的腦海裡持續浮現出李安的電影《飲食男女》中的各種飯菜飄香的畫面。
不得已敲開一戶人家的門。這家人盛產孩子，十幾個小家伙估計沒見過中國人，盯著我們看了半天。女主人的英語很有限，跟我們比劃了一陣，終於明白了我們要去的地方。她讓兩個孩子帶我們去。孩子們在前面走，我們老老實實在後面跟著。其中的一個小女孩睫毛特別長，忽閃忽閃的，像極了我小時候玩過的洋娃娃。
就這樣，十一點從我家出發，到了蒲那裡已是中午一點，午飯只好在那裡蹭。嘗到了正宗的鵝肝醬，其實味道不過如此，朱悄悄的說，還不如咱們的“阿香婆”哩。
丹麥真是個安居樂業的地方，星期日全國休息，超市商場統統關門，這對國人來說就是放著現成的生意不做，簡直不可思議，但是看看這裡的人們就知道，這是有道理的。他們已經習慣了悠閑自在的生活，這從行人的步伐就可以看得出來：什麼叫怡然自得，什麼叫閑庭信步，這就是了。而在北京，到處都是匆匆的人群，手機永遠響個不停，哪裡能有什麼閑情。
Sophie感冒了，我拿了兩袋板藍根囑她喝下，到晚上她的症狀就減輕了很多，還是咱中草藥好使。
2月2日：麻煩的一天
中午吃飯時又碰見Adam，今天可沒有時間跟他聊天。我今天下午的課是有關民主問題的討論，從國內帶來的有關資料全都存在我帶來的活動硬盤裡，可這硬盤在哥大的蘋果電腦上罷工，我得趕快去找計算機部的人來幫忙。
輾轉找到計算機部，誰知大門緊鎖，門上貼了個條說今天不上班，唉，丹麥人就是放假太多。
垂頭喪氣地回到餐廳，Adam還在慢條斯理的品嘗他的三明治。他開玩笑的說你好像很忙哦，我本來懶得跟他說話，禁不住他三問兩問，於是告訴了他我的硬盤問題。他在隨身的筆記本電腦上試了試我的硬盤，依然不行。看著我沮喪的樣子，Adam帶點幸災樂禍地唱著自編的歌：“I can’t help you. It doesn’t work （我幫不了你了，它就是不工作）”。
下午的課因為沒有資料，只好准備瞎說一通。反正是小組討論，丟人也是組內的事情。我們組只有Eric一個男生，他很有風度地請女士們先發言。於是我在發言時告訴他們中國人集體觀念很強，不像美國人崇尚個人主義，所以中國實行民主集中制等等。待我說完，老師宣布討論時間到了，不好意思，我把Eric的發言時間給占了。下課後計算機系依然沒有人，只好心情郁悶地去逛街，也對丹麥物價之高有了初步體會。因為稅高，超市裡的東西很少有標價十克朗以下的，服裝和日用品都比中國貴出許多，便宜的只有兩樣，巧克力和化妝品，尤其是化妝品，香奈兒、蘭蔻這些化妝品的價格只有國內的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