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是那麼多名人共同的家園
他們從這裡走出去
演出了一幕幕驚動世界的大戲
但在這裡是他們的人生大戲開始的地方
這裡是他們成長的——搖籃
徽州人傑地靈，代代名人輩出。在由黃山日報社等單位舉辦的“千年徽州傑出歷史人物”評選活動中，入選的30位歷史名人均可載入中國名人史冊。“徽州名人故居游”雖然尚未整體包裝閃亮登場，但它作為與徽州幽雅韻味相吻合的文化旅游的發展潛力，已經日益為人們所重視。
紅波曲曲探源頭
張曙（1909-1938年），一位與聶耳齊名的革命音樂家，周恩來同志當年在他的追悼會上親致悼詞時是這麼評價的：“張曙先生之可貴，在於他和聶耳同為文化戰線的兩員猛將”。他相繼肄業於上海藝術大學和國立音樂學院之後，便以音樂為武器，投身到抗日鬥爭的創作和活動中去，寫下了《洪波曲》、《保衛國土》、《蘆溝問答》、《丈夫去當兵》、《日落西山》等200多首歌曲，最後壯烈犧牲在日寇飛機的炸彈之下，成為中國音樂史上“九歌傳四海，一死足千秋”的著名革命音樂家。
張曙的故居在安徽省歙縣坑口鄉柔川村，早在1988年1月就被歙縣人民政府定為縣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柔川不僅是張曙的誕生地，而且是他萌發音樂細胞並獲得音樂文化啟蒙的地方。當我們來到這裡探訪時，張曙的侄子張鳳山熱情地接待了我們。他說，盡管這裡山高路遠，但每年都有好多人慕名來這兒參觀。
張曙故居坐落在桑嶺下的小路旁，背靠長滿杉樹和翠竹的後山，面臨潺潺山溪，那高高的塑有麒麟祥物的馬頭牆和那飛檐翹角的磚雕門罩告訴我們，這是一幢建於明末清初的徽派古民居。故居房屋布局為三開間、前後兩進、雙天井、前二樓後三樓的磚木樓房。開門見廳，是為名“亦政堂”的會客廳。張鳳山說：當年廳堂上方是懸掛著“亦政堂”的橫匾的，可惜在“文革”中被砸掉了。匾額下方懸掛的是朱子格言書法中堂，兩側楹聯是：“為善讀書是安樂法，蒔花種竹生妙明心”。而迎門兩根柱子上懸掛的楹聯則是：“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富貴福澤厚吾之生”。
張曙在這兒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時光。他7歲入私塾，而且從小就跟隨村中唱燈班主張樹滋學習民間樂器和民間音樂。從此把音樂和自己終身的至愛。張曙當年使用過的一把土三弦至今還掛在他故居的廳堂上，旁邊是他留下的一只沒有了外殼的口琴。如今我們睹物思故人，似有陣陣熟悉的徽韻在耳畔流淌……
在通往後廳側門的板壁上，張貼著一張1924年7月的《官報》，那是張曙14歲時離開故鄉隨父到浙江衢州求學，最終以全校第一名的優異成績從衢縣高等小學畢業的大喜報，雖經77年滄桑，卻依然清晰完好如初，堪稱一大奇跡，成為張曙故居的一大亮點。
前廳二樓東側的廂房，是張曙居住的房間。他當年睡過的雕花紅漆木床和用過的寫字馬鞍桌等舊式家具依然擺放如故，我們甚至驚訝地發現：當年他父親寫給他的好多封家信居然還擺放在馬鞍桌的抽屜裡，而桌上的小皮箱和高腳瓷油燈則向人們講述著他一次次奔波於衢州至徽州的情系故鄉的故事，講述著他一個個挑燈苦讀的不眠之夜。
1934年6月，田漢應邀來這兒住過幾天。這不僅是張曙的最後一次故鄉之行，而且他的這間鬥室也因寫出過《義勇軍進行曲》歌詞的田漢的光臨而顯得蓬篳生輝。張鳳山還告訴我們：1988年12月20日，歙縣舉行“張曙誕辰八十周年遇難五十周年紀念大會”時，張曙的兩個在北京從事音樂舞蹈事業的女兒曙雲、曙生來到故居後，也堅持要住在她們父親當年居住過的房間裡和木床上。
紅波同曲曲探源頭，張曙故居看不夠。如今，張曙的塑像聳立在歙縣縣城練江畔，故鄉的人們將永遠紀念他。
幽蘭飄香憶故人
15 年前我曾探訪過胡適故居，訪問記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神州副刊上發表後，曾經引起一些反響。因為當時胡適故居尚未辟作景點，仍被他人居住著。記得那次探訪還是通過縣裡的一地官員幫助才得以悄悄進行的。
這次再訪胡適故居，情況大為不同，用不著走後門，更用不著悄悄行，因為今日胡適故居已成為省級重點保護文物單位，並被安徽省績溪縣列入名人故居游中的一個景點迎接海內外的游人。
上莊村的通往胡適故居的水泥路被命名為“適之路”，村人們也不再諱談他們村的這位具有幾十個博士頭銜的鄉友，而是擺設攤點出售著各種與胡適有關的或無關的旅游紀念品。與他們攀談，你可以聽到許多其它書刊上見不到的關於胡適的故事，並每每會不經意地撞上胡適家族的親戚後人，於是說者平常心，聽者心一驚，煞是有趣和溫馨。
坐落在村子中間的胡適故居是一棟極為普通的徽派風格古民居，屬於三間兩進的磚木結構樓房，匾額上的“胡適故居”四字系著名書法家錢君先生的題書，而廳堂上的一幅楹聯“身行萬裡半天下，眼高四海空無人”也出自錢先生之手，但聯文卻是胡適當年為錢君的出國遠行而作的，現在他又將此聯文回贈胡適故居，堪稱聯壇趣事；回過頭來仔細品味一下，似乎這內容更切合胡適些。
胡適故居後廳左廂房是胡適誕生地，而前廳左廂房則是胡適三十歲時為遂母願返鄉娶江冬秀為妻時的洞房。游人們不僅興致盎然地爭看其中的紅漆古床之類的家什，而且更傾情於廂房窗戶上栩栩如生的蘭花木雕鑲嵌花板，因為從這些胡適誕生地的蘭花木雕上，完全可以破解諸多海內外胡適作品研究者所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為什麼他一生對蘭花那麼情有獨鐘，讓蘭花進入他的詩進入他的文章甚至進入他的講演稿中？
胡適故居的牆壁上，懸掛著許多文化名人的字畫；而在故居的展櫃裡，則陳列著胡適著作、胡適書信手跡和關於胡適及其故居的文章。
離胡適故居不遠處的一幢古民居的牆壁上，從上而下書寫著八個大字：“胡適文物館歡迎您”，原來這是該村台屬胡八弟私人創辦的專題文物館。其間陳列的胡適文物一部分來自他赴台灣探親時帶回的與胡適有關的物品資料，一部分則是他多年搜集到的東西。這家庭式的胡適文物館不啻是胡適故居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又讓人於這山間小村中感受到一縷縷市場經濟的氛圍。
義成連著《資本論》
在中國所有的名人故居中，王茂蔭故居應該是最值得探訪的了，因為他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的680多個人物中惟一的中國人的名居。
王茂蔭（1798-1865年），字椿年，號子懷，安徽省歙縣人，中國清代著名經濟學家和金融家。1832年他考中進士步入仕途後，歷任清道光、鹹豐和同治三朝戶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和左副都御史等高職。他畢生致力於我國經濟史尤其是貨幣史的研究和實踐，他的貨幣觀點及鈔幣發行方案最為引人注目，被學術界評價為“我國封建社會貨幣理論的最高成就”，著有《王侍郎奏議》傳世。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談到貨幣或商品流通、論述“強制流通的國家紙幣”問題時，以第83條大段注釋的方式專門提到了中國理財官王茂蔭及其“主張暗將官票寶鈔改為可兌現的鈔票”的觀點，從而使他成為《資本論》中提到的惟一的中國人。
王茂蔭的故鄉安徽省歙縣現在是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他的故居就在歙縣雄村鄉義成村的義成街上。現在去探訪他的故居先要乘汽車到雄村桃花壩渡口，然後橫渡新安江，再沿江岸徒步3裡山路即可到達。但不需要多久就可乘車直接到達了，因為在建的徽（州）杭（州）高速公路正好從義成村邊經過，築路鋪橋大軍的號子聲為我們的名居探訪大壯了一番行色。
王茂蔭故居是於清代中葉他自己手上建造的，他將其命名為“天官第”。村人們說，那塊一直高懸於門楣之上的“天官第”巨匾在“文革”浩劫中已經不翼而飛，到現在還未找到。這故居是王茂蔭一生中情牽夢繞之地，因為他“京宦三十年，未嘗攜眷屬”，他頻仍回故鄉省親；晚年他抱病返鄉處理母親的喪事後不久，自己也在這兒惜別人間，葬於離此不遠的岑山渡玉子山上，墳墓遙對故居大門。
與其它古民居相比，王茂蔭故居給我們留下極為深刻印像的有這麼幾處：其一是左屋前廳兩側廂房的窗戶，竟為長寬各為四尺多的方形花窗，如此大窗在徽州古民居中是極為罕見的。其二是右屋後廳書房的落地隔扇花牆，頂天立地蔚為壯觀，木雕牆體上點綴著古瓶形漏窗和長方形有色玻璃，在此坐擁書城，定當忘卻偏居山村一隅的空寂。其三是在幾處廂房的石礎上，都鏤空雕刻有古錢形通風口，每每讓我們嘆服這位理財高官的敬業高風，王茂蔭真不愧是個把自己的一生都執著地獻給了經濟學研究和實踐的歷史名人。
在這一獨特的故居裡，我們透過歷史的滄桑解讀王茂蔭、走近王茂蔭，同時也更親切地走近了《資本論》的那個有名的注釋。
屏山春水向東流
在中國戲劇、電影人物長廊中，著名表演藝術家舒繡文的名字與她在《名優之死》、《一江春水向東流》等近百部戲劇電影塑造的藝術形像一樣為人熟記被人懷念。不久前，舒繡文的故鄉安徽省黟縣龍江鄉屏山村向世人推出“舒秀繡文故鄉游”文化旅游項目，受到海內外游客的歡迎。
背靠如屏青山、地處黟縣盆地一角的屏山村兼有山鄉小鎮與江南水鄉的風景特色：說它是山鄉小鎮吧，可又有一條小河穿村而過，將屏山村分為左村和右村兩個部分，十幾座單孔石拱古橋又彎腰弓背地跨河將它們緊緊相連；說它是江南水鄉吧，可村莊分明又在山丘環抱之中，並無河網交錯舟楫帆檣。人們說，還是用那句“小橋流水人家”來狀述屏山村的景致最為貼切，只不過這“小橋”是古老的石橋、這“流水”是向東流的一江春水、這“人家”是青磚黛瓦馬頭牆的徽州古民居罷了。
舒繡文故居在右村的中央部位，是一座前後兩進、一樓一底、帶花園小院的民宅。大門門楣上方刻有篆書“春回黍谷”四字，既讓人遙想到舒繡文那做過清廷官吏的祖父和曾經執鞭從教過的父母親的家學淵源，又讓人聯想到她的電影代表作《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那個“春”字的巧合妙趣。
村人告訴我：當年舒繡文的父母親是在安慶中學教書時相識相愛自由結婚的，而舒繡文則是在襁褓中隨父母親一塊來到這屏山村故居的，直到6歲那年才跟隨母親一塊離開屏山村北上天津回到在南開中學任教的父親身邊，然後北上南下在北京、上海等地讀書、從藝。“繡文”這名字是她祖父在故居裡取的，寓意這舒家長女長大以後能有她母親那樣的刺“繡”巧技和父親那樣的滿腹“文”才。
舒繡文在屏山小村僅只生活了短短六年時間，抗戰時期她從上海來屏山故居探望父母也是來去匆匆，然而故鄉的人們卻一直關注著她的成長關愛著這位屏山的女兒，村裡的男女老少都為她而自豪。“文革”結束後一批優秀電影又與廣大觀眾見面，舒繡文主演的《一江春水向東流》成為這裡方圓幾十裡人們最喜愛觀看的影片。隨著公社電影放映隊的巡回放映，屏山村人竟如趕集一般夜夜追隨放映隊跑東跑西，以這種獨特的方式寄托對舒繡文這位慘遭“文革”迫害的名人鄉親的哀思。舒繡文的名字也隨即成為辭條被收錄進《安徽歷史人物》和《新編黟縣志》中。在1983年舒繡文逝世十四周年的時候，她家鄉的地方黨報《徽州報》連續用兩個版面全文刊載舒繡文的遺作《從“集美”到“五月花”》，編者按寫道：“我們特將此文轉獻給讀者，以志哀念”。
在一幀周恩來和鄧穎超同志親切接見舒繡文的歷史照片前，透過畫面我們似乎還能聽到他們當年歡聚一堂不絕於耳的談話聲和歡笑聲。舒繡文能夠從一個屏山村裡的小女孩成長為國家一級演員，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全國劇協常務理事、全國影協常務理事、中國文聯委員和北京人藝藝術委員會主任，是與黨的培養和許多領導同志的關懷分不開的，因此她在臨終之前把自己一生的積畜和財產作為黨費全部上交，實在是令家鄉人們崇敬。
如今，屏山村正在大步地走向世界，舒繡文的名字將會被更多的人所認識。
賓虹草堂墨香濃
著名山水畫家黃賓虹先生的故居坐落在安徽省歙縣潭渡村。黃賓虹故居是其祖上所建，建成於1718年，至今已有280多年的歷史了，經1987年重新修繕後正式對外開放。現在是安徽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巨型條石築成的故居大門上方建有造型別致的徽派門罩，門楣上方的石刻題字“黃賓虹故居”龍飛鳳舞，系一代草聖林散之的手跡。
進入大門便是一個長方形的院子，卵石鋪地，花團錦簇，青藤滿牆，葡萄繞架，讓人心曠神怡。院中的枇杷樹、金桂樹均有二人多高，而那棵石榴樹上則掛滿了紅燦燦的石榴，與建有美人靠長椅的紅漆走廊相映成趣。
故居主體廳堂正中板壁上，高懸著李可染先生題寫的“賓虹草堂”匾額，中堂畫為挺立於錦山繡水間的黃賓虹全身像，出自北京黃賓虹研究會副秘書長蔣勁虹教授之手，兩側的楹聯“恩如流長吟非苦，學似為山進豈難”系黃賓虹手跡。廳堂左間為黃賓虹的臥室，當年12歲的黃賓虹就是在這裡苦讀，並在歙縣童子試中名列前茅。
賓虹故居主展廳中間白牆上懸掛著黃賓虹的兒子黃鑒精心繪制的黃賓虹半身畫像，橫批“人民畫師”和楹聯“欽治學維勤，仰畫風獨創”系著名畫家賴少奇先生所書。展櫃裡存放著黃賓虹生前使用過的部分實物，有折扇、眼鏡、文房四寶、竹刻鎮紙、顏料瓷碾等，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黃賓虹兩封書信的原件。
黃賓虹故居畫室名為竹北（竹下加移），“竹以（竹下加移）”三字就題寫在院子中的圓形門洞上方。我知道這“（竹下加移）”字是指樓閣旁邊的小屋書齋的意思，然而導游卻以一樁軼事豐富了我們的欣賞：原來黃賓虹1944年在北京度過80大壽時，日本人專門為他擺的壽宴不但遭到他的拒絕，而且他還一氣之下把江南的鳳尾竹移栽到北京住地，借以激勵自己和其他中國人要像竹子一樣終生都要有氣節。這麼說來，“竹北（竹下加移）”當然是對這一壯舉的紀念了，聯想到黃賓虹“愛好溪山為寫真，潑將水墨見 精神”的名言，讓今天和後來的每一位故居造訪者都肅然敬回味無窮。
木樨香處育金花
我們是在驅車前往剛剛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的黟縣宏村的途中發現了賽金花故居的，在“北莊”的路牌下邊赫然寫著“賽金花故居歡迎你”的一行小字。停車一問，方知這裡是龍江鄉上軸鄭村，賽金花故居近在咫尺，大門正對這塊路牌。
賽金花（1864-1936年）原名鄭彩雲，人們一般只知道她是一代名妓，其實她更是一位“曾與我國國難史有一段不可分離的關系”的、貫穿晚清史事的風雲人物。其叱吒風雲之事有：一為清光緒年間，充任出使德、俄、荷、奧等國公使的徽州人洪鈞的公使夫人，五年間學會了英、德、法諸國語言；一為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力勸德軍統帥瓦德西“保護善良，不能妄殺人民”和“保護文物，不能重演焚毀圓明園悲劇”奏效。
映入眼簾的賽金花故居雖然有些破舊，但原貌猶存，在故居的花園、廳堂間徜徉，依然能遙見當年的富麗堂皇。據村人告知，故居占地至少有3畝，由於一直有三戶人家居住著，所以沒有受到多大的破壞。我們發現，村人們並不願意稱呼她那個廣為人知的妓名，而是口口聲聲地喊著“鄭彩雲”的名字，就像喊左鄰右舍的村姑。
故居大門就顯出豪華氣，門框是用整塊的黟縣青石料立就的，兩旁的八字磚牆氣宇軒昂。入門即是花園，花木中除了高大的枇杷樹、石榴樹外，最顯眼的就是村人們習慣稱之為“木樨樹”的桂花樹了，難怪進入主屋的門楣上方隱約可見的四字橫匾為“木樨香處”，讓人怦然心動不禁吟出“木樨香處育金花”的詩句來。
故居留給賽金花的印像應該是十分美好的，依靠在蘇州經商的父親鄭八哥每月捎來的“家用”，她和母親在這兒相依為命歡度青春年少時光。賽金花是由於母親病逝之後才離開這兒到蘇州隨父親生活，父親病逝以後她才被迫於1886年步入青樓。她的再次重返故鄉，是1903年因為一宗冤案而被清政府發配回原籍，幸得黟縣名流、後來曾任安徽省文史館員、省政協常委的程夢余先生的鼎力相助才又回到了上海。
賽金花的風風雨雨的一生是在1936年12月4日在北京結束的，安葬在北京陶然亭公園。包括北京大學寫過《賽金花本事》的劉半農教授和鄭穎孫教授在內的許多知名人士和北京黟縣會館的鄉人們都參加了她的葬禮。
現在，賽金花墓早已在“文革”之後得以復原；而黟縣這賽金花故居的修繕和開放也已提上了議事日程。我想，屆時賽金花本人的那篇《追述庚子國難講演錄》是應該陳列出來的，並且那句“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愛國是人人的本份”的深明大義的文字下邊是應該劃上紅線加以突出的。（囗/江志偉文，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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