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在新疆時聽一位當地朋友講的故事，講的是他自己的一段經歷。朋友講這個故事時，我們正一起坐在一家叫“李桂蘭”的清真飯館裡，這家外觀簡陋的小飯館位於克拉瑪依市區邊緣一條冷清得簡直就稱不上是“街”的路邊，生意卻好得出奇。門前的空地上支起一座爬滿南瓜秧的棚子，棚子底下擺著洗手用的水桶。
看得出朋友是這裡的常客，和那個招呼客人的小姑娘熟得不得了，小姑娘稱他為叔叔，不僅周到殷勤，就是店裡一時半會兒沒有的烤肉串，也肯為我們到鄰近的鋪子裡取來。那個館兒裡的燉羊肉是我在新疆吃過的最好的，很是鮮嫩，成摞的那種肥瘦肉相間的烤羊肉串也慢慢地變成一根根鋼钎子扔了一桌。朋友那個念高中的兒子那天也在坐，禮貌地和我們打過招呼，就姿態文雅地一起吃著，讓我感受到一種很溫馨的家庭氣氛。當然還有朋友那位與之形影不離的高鼻子、深眼窩、一臉大胡子的漢族司機，他對被人疑為維族早已習以為常。“在我們新疆養大的娃娃都這個模樣兒。”他對自己的像貌似乎頗為自得。我看了看朋友的兒子——那個戴眼鏡的白淨大男孩，問：“他不也是在新疆出生長大的麼，怎麼就不這樣兒？”司機滿有把握地說：“等他再有了娃娃，就長這個樣兒了。”
難道一個地方的風水真的能改變一種世代相傳的長相？可真是由不得人不信，在那片土地上，的確是很少見到纖弱的人——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漢人還是維人。那些蒙頭巾、穿紗底絨花長裙的維族婦人差不多都要比同年齡的漢族女人大上一圈尺寸，所以口內女人到了新疆多半會被襯得纖細小巧，能在外觀上找回不少自信。即使是那裡的漢人，也多半高大、強壯、粗獷、善飲，甚至毛孔裡也散出那種與當地其它民族一樣的氣息。
我那位朋友卻是身材矮瘦，比他那個未成年的兒子還小著一號，除了那種大杯猛灌白酒的架式外，外表上不太像新疆人。
“我是河南人，”朋友說：“六十年代初來的，來了就沒有回去。”
“那時我還小，跟著我娘來找我爸。我爸原來當兵，聽說是轉業到了新疆的兵團，每月能掙四十多塊錢。那時我爺爺、奶奶都在，還有叔叔、姑姑等一大家子人，日子過得太難。
我娘喂了口豬，賣了當路費，非要到新疆來找我爸，就為看看他到底在干什麼。
我跟著娘坐上火車出發了，坐了好幾天，才到了烏魯木齊，找到了接待站。人家看了我們帶的地址，說兵團是在石河子。我們就又往石河子去，那時烏魯木齊到石河子的路還沒修好，走了好久，終於到了兵團的團部。
團部的人說我爸在的是個施工單位，隨著工程到處走，不知道這會兒開到哪兒去了，讓我們先住下等著。我們就住下了，吃住都先記賬，說好將來再從我爸的工資裡扣。就這麼住了有一個多星期，突然有一天有人喊我們，說是我爸單位有拉糧食的車來了，讓我們快跟上走。
我們坐在那卡車廂的糧食包上到了我爸他們連的駐地瑪納斯，到那兒一抬眼，就見著一排排的地窨子。你們知道什麼是地窨子嗎？就是在地上挖個坑，再挖個斜坡進去，蓋上頂子，人就住在裡面。連裡的地窨子是一長溜，挖的時候在一邊留出了一排高台當炕。那天剛好趕上我爸被派了修房的活兒，正往地窨子的頂上上泥呢，我一眼瞧見我爸，就大聲喊起來，我爸一回頭，見到我們，傻了。我娘事先沒給他寫過信，他一點兒也不知道我們要來。
我娘一下子就掉下淚來。
連裡的干部聽說我們娘兒倆來了，馬上把我爸找去，說放你兩天假，自己去挖一個‘房子’，需要什麼材料只管到連裡領。兩天之後，我們自家的地窨子剛剛落成，就有人來叫我娘一起去干活兒，我娘納悶，怎麼到這兒來看看還得干活兒？
那干部說當然了，兵團的人都得參加工作。工作是修渠，很累，娘干下來了，領上了第一個月的工資。我娘就這麼參加了工作，成了兵團的職工，我們還怎麼回得去？
後來再大一點，我就到很遠的團部去上學，一學期才能回一次家。學校的條件比家裡好，住的是一排排的磚房，不是地窨子。我在那兒從小學上到高中，直到後來上大學才離開。”
聽完他的故事，我說我覺得那兵團的頭兒對手下人挺不錯的，家屬來了，主動地就給住房、給安排工作，你知道有多少人就為這點子事兒要忙活半輩子呢。朋友想了想，笑了，說倒也是這麼回事，他的家鄉直到現在還是國家級貧困縣，如果當時不出來的話，現在連吃穿都不一定能顧上。
聽朋友說石河子、奎屯一帶是河南人的天下，直到現在還流行河南活。當地維族學著講的漢話也多半是地道的河南口音。
他的兒子明年就要離開家了，克拉瑪依沒有正規的高校，念大學的孩子們都要走，大多是到口內去。朋友說他的兒子想學農業，因為傾慕袁隆平。他也覺得不錯，引額濟克工程完工後，克拉瑪依正醞釀著大農業的開發，他甚至想過要花上個二十幾萬買下一套當地正在推出的“庭院經濟”住宅，包括一座二層小樓和九畝地，作將來的退隱之所。可孩子的奶奶卻堅決反對，說從你爺爺奶奶輩兒就已經成了工人了，你怎麼能又倒回去種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