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點的陽光一如既往地逐漸發紅，與高處湖藍的天一起，反映在一邊騎樓的玻璃窗上，窗上方的券拱和壁縫裡，一兩株青青的小樹在風裡飄搖。當山牆後面成群的海鳥掠過時，屋裡的人正好推開半扇窗，於是那束反射的光線跳躍著映到眼睛裡。我在眯起眼瞼的瞬間就覺得溫暖，有點像在許久以前，那個小城是自己的，只是不知道什麼時節離開了。街另一邊的騎樓背光，所以，在底下陰涼的廊道裡穿行時有點廖寂。那條街，別說是游人，就算是居住者也不多：偶爾見一些老人拿著癸扇子，端了碗飯，坐在門口的竹椅上扒拉；有小孩騎著粉紅色的兒童自行車闖出來，他使出吃奶的勁蹬著，小腳丫風火輪一般，車子卻慢動作似的，從我眼前緩緩而過。
我在騎樓下穿行的時候，有個老人讓我給他拍一張照片。D50給公子搶去貴州了，我拿那個手動的單反又沒有閃光燈，天色正暗下來，我沒法拍，只能坐在竹凳上陪他說了一會話。
他告訴我這裡過一段時間要重新整修，把牆面粉刷一遍，路邊擺上銅像和花壇，做成步行街，吸引游人。
我也略微說起我的城市，因為有很大面積的舊城區和騎樓，於是政府搞了個“騎樓城”工程，把每一棟老房子門楣上的繁復雕花，旁邊雕工的名字，石匾額上的商號或宅名，隱隱可見的文革時期的大標語，還有山牆上的各種裝飾，全部鏟去，重新粘上現在流行的石膏線和小天使，牆面重新粉刷成白色，再打上各種顏色的裝飾燈。當然還有同樣的花壇和銅像。我每次走過，都像在某個房地產商標榜的、具有“歐陸風情”的住宅小區裡游蕩。
他呵呵地笑：
“很好啊，這些破爛政府是應該管呀，該拆拆，該修修，還能利用的利用。”他又問：
“裡面呢？”我說應該還按原樣的，他揮揮手說：
“那修來有什麼用！” 我們的時光都以各人自己的方式逝去了，但建築，圍牆，街的拐角，以至整個城市，用它的時光，包容著我們許多的漏失的、有用或無用的瑣事，讓我們覺得自己那麼的與眾不同。可是，我們現在卻毫不遲疑地毀掉這種特質。當然毀掉它們都有個堂皇的理由：我們總得向前看，總得過得更好。而它們，有許多，甚至不能像老北京那樣——讓人們以此為榮，也不能像麗江、鳳凰那樣——讓人們以此為生。它們僅僅是某座小城裡失去昔日光華的，代表著一種沒有馬桶，沒有空調，沒有大陽台的居住空間，一種不能以車代步的狹窄街道，一種暮氣沉沉的生活方式。
問題是：失去它們後，我們是不是真的能過的更好？
在連細節都整齊劃一地規範我們的幸福，我們是否真能幸福？
我只是個旅者，這種質問的痛楚似乎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只要坐在對面竹椅上的老人盯著我說：我老了，我只需要一個馬桶。我的痛楚感就是小布爾喬亞式的。
但是，在那扇木格的玻璃窗緩緩地將正消逝的夕陽映入我眼睛的最深處時，我對這座城市的感激是真實的，這讓我迷茫而惆悵。 Dongdongdong在很早的時候跟我說起她的初戀，那時我去南寧看她：
“那天從畫室出來時還有一點雨。大雨下了一個下午，我還記得那個烏雲的樣子。我坐在他的自行車後架上，鑽在他的雨衣裡——半透明的那種，綠色的——把臉貼在上面，可以看到雨衣外面車輪劃過積水的筆直白線——已經泛著一種很舊的淡綠色了。一路都是開著花的紫荊樹。”
那時我坐在她對面拼命地鋸著眼前的牛扒，喃喃地回答她：
“注意，不要說花瓣一直飄落的細節——我牙倒了，牙倒了哈！”
她轉眼看著我說：
“我是說現在這條路擴建，樹全鋸了；以後，這條街賣奢侈品，高級時裝，一路都是落地玻璃；路口那裡在搞一處花壇；那些紅色的磚牆，都要拆掉——我要忘記他了。”
從餐廳的大窗望出去，她那條紫荊花的路正在全面施工，到處坑坑窪窪，塵土飛揚。
她回頭對我詭異地笑：
“你的教育路5號還在，不過，遲早要完蛋。豬豬，你要把碟子鋸掉麼？！” 我喜歡的一部蘇聯電影（蘇聯的電影總讓我非常喜歡，雖然我遠不是那個時代的人）：一個住在莫斯科的男子因為醉酒，錯上了車，結果到了另一個城市列寧格勒。那兩座城市因為統一的規劃而太相像了，相同車站，相同的街道，相同樣式的房子，甚至是相同的房門鑰匙。結果，這個可憐的男人，用自己的鑰匙打開一間相同的公寓的相同的門，與裡面住著的一位單身女子認識了，故事由此展開。和許多蘇聯電影一樣，裡面充斥著喋喋不休的滑稽的爭吵和羞澀的對視。不是每個人都明白蘇聯佬在說什麼——在看到最後，那個男人回到莫斯科，又憑感覺重返列寧格勒，並再次用他的鑰匙打開她的門時，我媽不可思議地大叫：
“什麼？她還不換鎖！又被偷偷溜進來啦！”
我一聽到她喊，就情不自禁想擁抱她——因為她，我與這部苦澀的喜劇溫柔的妥協了。 蘇聯人也用這部喜劇與他們被抹去的記憶溫柔地妥協了！ 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也該妥協麼——在那些像蒼苔一樣生滿在街角牆頭的舊日私語，與推土機下的磚瓦一起碎掉的時候——充滿溫情和愛憐地妥協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