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二十三日，我因為工作只身一人從青島去日本東京。這是我第二次去日本，是一九九七年九月闊別日本後，首次再踏日本土地。這次也是我一個人，但全然沒有去年在西班牙的忐忑不安感覺。下了飛機後，我決定坐電車去東京。“JR”（日本國鐵）線電車很快來了，提著行李箱就上了開往久裡浜的電車，因為我第一次做電車去東京，不知道自己坐的對不對，心裡多少有些不安，車廂裡人很少，但有群從國內來的中國人，在旁若無人的嘰裡哇啦。心想，只要有大群中國人，肯定不會錯。 電車在我熟悉的節奏中，向前行駛著，我的思緒漫無邊際飄揚。整潔的街道從車窗外掠過，車廂裡沒有國內常見的吵雜聲，乘客要麼看報刊雜志，要麼閉目養神，不能不令人感慨。我對日本的感情是比較復雜的，國人中恨日本的人多於喜歡日本的，而我對日本即喜歡又討厭。我喜歡的是日本人善於學習、敢於正視自己，這也是日本近一百年來能占據世界強國一席之地的原因。世界上很多國家衰落之後，很難振興起來，只有兩個國家作到了，一個是德國，另一個就是日本。另一方面，我討厭的是日本人尊敬強者輕視弱者，通俗地講，欺軟怕硬。中日關系將是中國人永恆的話題。
電車行駛了兩個小時，抵達東京車站。我准備轉乘有樂線地鐵去後樂賓館，事先已經委托駐日大使館的朋友預定了房間。蒙朧中，我上了快車，一站到了新宿，只好將錯舊錯。因為政府在新宿京王飯店搞城市推介活動，再說我對新宿十分熟悉，臨時改變主意，打算隨便找個酒店住下，對接下來的活動方便。於是，我在新宿車站下了車，車站裡人來人往，川流不息，這一切，我是那麼的熟悉。本來想走西口，但轉了半天，從南口出來了。新宿西口是東京都廳所在地，十分繁華，但比東口遜色得多，主要是電器店多，尤其照相機店多。我的佳能相機就是在西口“瑤道巴西”相機店買的。雖然已經夜裡二十一點多，但西口仍然燈火輝煌，與八年前沒有什兩樣。
天空已經完全黑下來，下著小雨。這和我第一次到東京的天氣一樣。八年前的留學生活歷歷在目。當年是日本朋友岩雄先生到機場接的我，乘高速火車到了東京，轉乘電車到東長崎車站。我們倆一人拖一個箱子，冒雨到了我的住處。今天我一個人仍然冒雨拖著一個箱子，順著馬路走，我想看見飯店就進去。但一路上就沒有發現飯店，於是我只好順著路再往前走。我知道，華盛頓酒店就在前面，實在找不到，只好住華盛頓酒店了，雖然超標准。大約走出去十幾分鐘，還沒有到華盛頓酒店，我懷疑走錯了路，心裡不踏實，於是我向一個走路的日本人問路，他說就在前面。又往前走了四、五分鐘，。那個日本人往右首一指，告訴我到了，還把我領到了酒店深處的入口，告訴我總台在三樓。辦完手續，已經十點多了，我決定去吃飯。
出了酒店，准備找家小飯店吃飯。小雨還在淅淅瀝瀝地下。在一座寫字樓下，有一個“櫻花水產飯店”。於是我決定進去看看。有一對年輕人相擁著走上來，我想這個飯店可能適合我。這是個地下室酒店，裡面熱氣騰騰，用餐的人仍然很多，都是一些“二次會”、“三次會”的人。日本人喜歡一晚上吃兩次、三次飯，日語叫“一次會”、“二次會”、“三次會”。我靠門口坐下來，點了一份定食，定食就是套餐。這是我十分喜歡的一種就餐形式。與八年前比，便宜了許多，記得以前一份是一千日元，現在只有七百多日元。看來日本的物價下跌了不少，服務員都是中國的留學生。解決了飢餓問題，思維又活躍起來。實際上，我一踏上日本國土目睹發達的交通、豐富而科技含量高的商品、彬彬有禮的日本人，更多的是反思，日本為什麼在這一百年時間裡成為世界強國。這一點康有為思考過，章太炎去研究過，魯迅在日本棄醫從文也是受到日本崛起的啟發。雖然在人類歷史長河中，日本的崛起的歷史和中國的衰落歷史畢竟都是短暫的，但日本是戰敗之後迅速振興起來的國家，誰知道它還要強盛多少年呢！而我們衰落後再也沒有振興起來，日本的成功值得我們去借鑒。後來，我一個人又去這個店吃了三次飯。
第二天中午，新聞發布會一結束，我見沒有什麼事情了。我趕緊奔車站，決定利用下午時間去慶應大學三田校園看看，那是我八年前留學的地方。再次坐上綠灰色相間的山手線電車。在三田車站下了車，順著當年上學的路，去慶應大學。馬路仍然窄窄的，兩側店鋪林立，路上都是學生模樣的人，沒有什麼變化。快到大學校門的時候，路的右側多出個“刀削面”餐館，這絕對是當年沒有的，整個店面是黑地紅字，十分醒目。我想，如果是黃地紅字也許更符合刀削面的特點。進了校園，依舊如此。我在院子裡佇立許久，清楚的記得，九六年入學後的一天下午，身著校服的男生舉著校旗排練，口號聲氣吞山河，頗有武士道精神。我感慨很深，這樣的民族太可怕了。若不是夾雜著幾個穿超短裙的女生跳起熱舞，我還真以為戰爭開始了。後來，我才知道是慶應大學的啦啦隊為一年一度的“慶早戰”（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的校際棒球比賽）熱身。在慶應大學的一年裡，這個校園給我留下了眾多的回憶。
我個人認為，慶應大學是日本民族崛起的裡程碑，日本近代思想就起源這裡，當然軍國主義也起源這裡。這裡出了很多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橋本龍太郎等就畢業於慶應大學。校園裡還保留著鹿鳴館、圖書館等德國式建築，圓形花壇裡的幾棵百年銀杏樹依然挺立，周圍的椅子座滿了課間休息的學生。拍攝幾張照片，然後從當年上課的教學樓穿過，去後面的小賣店。在小賣店買了慶應大學校歌CD、領帶和印有慶應標記的杯子。這些都是我當年覺得貴沒有買。這些紀念品都有慶應大學的校徽——兩支交叉的鋼筆尖。出了小賣店，來到慶應大學老圖書館。這是一座德國式建築，門前佇立著福澤諭吉的半身銅像。來慶應大學不能不瞻仰使日本走上富強的思想啟蒙者。慶應大學的校訓“筆比劍厲害”就出自大學創始人自福澤諭吉之口。我請路人為我在圖書館前拍了一張照片。然後匆匆離開了校園，趕往下個地點-----池袋的東長崎，當年住過的地方。
從三田到池袋乘電車需要四十分鐘時間，由山手線在池袋倒西武線時，我不知道到哪個站台坐車了。因為比當年多了一個站台。我問車站工作人員。他指示我坐開往所澤的電車。東長崎車站還是老樣子，沒有變化。我第一次往中國打電話時的灰色公用磁卡電話仍然呆在牆角。
出了車站就是東長崎的商業街“銀座”，街道兩側仍然掛滿廣告式的彩旗，街道整潔，當年的肉店和菜店還在，胖老板仍然在展示他精細的刀功，我從他面前走過，他抬頭望了望，顯然他已經不記得我，我常光顧的雜貨店已經改為彈子房了。來到當年的住所，一切依然如故，周圍的環境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我當年住過的房子在二樓，從院子望去，似乎有人住，陽台上涼著男士衣服。院子裡靜悄悄的，見不到一個人，我在那裡前後左右好一頓拍攝。東京就是這樣子，十年之後去也是這樣子，城市經過高速發展後，速度明顯減緩，街道變化不大，仿佛城市處於靜止狀態，整個日本，除了小泉還活著，其他都死了一樣，也許正因為這種”死”更可怕。
走出院子，時間已經是下午兩點多，應該吃點飯了。於是我來到附近的烤鰻魚店。飯店是一對老夫妻開的，這是我在日本吃第一頓飯的地方。鰻魚米飯讓我體味到了日餐的好吃。飯店依舊，刻在木板上的店名十分熟悉，但門上掛著“休業中”的牌子。飯店沒有營業，不知道兩位老人還健在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