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與禾大壯及上海的老豬坐在茶館裡談起今年的墨脫，又想起了關於西藏的點點滴滴。忍不住要寫些亂彈的文字，講講關於自己知道的西藏。最早有關高原的描述和故事全部來源於我姑姑的一家人。我的全家都是喝著湘江水長大的，姑姑60年代支邊到了西寧，嫁給來自陝西的姑父後就一直在青藏高原工作，直到前些年去世。從姑姑寫給奶奶的信裡知道高原上空氣稀薄，沒有蔬菜，生活條件艱苦但是工資比內地要高不少。信封上的落款永遠是德令哈路XXX號，這個地址對於10歲的我印像極深刻，因為那時的我不能理解這個奇怪地址的含義。分明是西寧市的地址，為什麼要用一個名字奇怪的城市來命名一條街道。姑姑和表哥表姐們來北京時臉上都有兩塊紅暈，他們叫她高原紅。而且在高原生活多年後，他們的模樣和我早先的記憶有了很大的不同。姑姑告訴我，只要在高原生活久了就有這兩塊紅暈。學醫的表姐給我解釋高原紅的成因，我也之能聽得似懂非懂。晚上聽他們和父母聊天，聽他們講述高原的工作生活條件有多麼艱苦。最痛苦的事情是沒有新鮮的蔬菜，所有的人都有便秘的毛病。那時候在北京幾分錢一斤的大白菜是來自高原人們的美味佳肴。每年奶奶過生日的時候都可以收到來自姑姑的彙款，一般都是100元。爸爸從郵局取回來交給奶奶，那是10張10元的大團結。對於80年81年前後的內地人，那可是很大一筆錢了。我印像裡當時一台國產的飛躍牌12寸黑白電視也才120元左右。不過那時的我還全然不能理解高工資背後需要付出的代價是什麼。兒時對《農奴》等幾部關於西藏的電影印像也頗為深刻。尤其是對貴族殺死達娃，用她的皮做鼓的情節尤其令我和一幫小伙伴們覺得頭皮發涼，恐懼無比。84年姑父因為癌症被轉到北京的301醫院治療，我才第一次見到他。姑父是個老青藏，把自己的一輩子都貢獻在那裡，是最早到高原工作的學生干部之一。第一次聽到藏族人糌粑是怎麼制作的；藏族人如何以袍子上的油多為財富的像征；班禪經過青海回西藏時的盛況以及藏族人的宗教狂熱。十幾歲的我委實理解不了藏族人為什麼要把一張張鈔票鋪在大師腳下以換取摸頂的機會。藏區的風俗和文化連同大堆的問題就此留在腦海裡，然後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慢慢淡忘。高中時代的死黨父母都在青海工作，一個是勘探石油的，一個是研究青藏鐵路的。20多年前聽到要把鐵路修到拉薩簡直比天方夜談還要離奇，兩個人打開地圖還裝摸做樣地研究了一翻。我那死黨從小生活在高原，上了中學才到北京寄居在姨媽家裡，對高原生活的艱苦程度有切身的感受。學校搞了個關於“感謝父母恩”的作文大賽，死黨寫了篇很小的時候在高原過生日的文章。說媽媽問他有什麼要求，他死活要吃一頓餃子。高原工地上沒有新鮮蔬菜更不能保存鮮肉，媽媽問他能不能用雞蛋面代替。我那死黨當即大哭大鬧，滿地打滾，非要餃子不可。媽媽想盡了各種辦法搞到了一只西葫蘆，開了兩盒午餐肉罐頭，終於給他包了餃子。“餃子很好吃，一共有27個，全被我吃了。”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他文中的這句話，兩個少年還為此感動了自己一把。我是校刊的編輯，頗有些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地為死黨的文章加了個類似編者按的東西，講了幾句諸如：那27個餃子是用母親的心包成的之類的話。如今真到了養兒方知父母恩的年紀，回頭發現那段文字確實濫情到令自己要吐出塊肺的程度。那餃子的滋味現在想來應該是五味雜陳，欲說還休。高考完畢，我和死黨興高采烈地買了兩張火車票逛蕩了50個小時到了西寧。高原的陽光和藍天是純粹的，如同那年輕的心。穿越了柴達木盆地，走過了萬丈鹽橋，第一次看到昆侖山頂上終年不化的積雪。兩個十幾歲的少年站在青藏公路邊面，聽著自己的心跳，對著雪山發出嚎叫，青春的荷爾蒙與熱情一起在藍天下飄蕩。在格爾木的長途汽車站見到了姑父說過的滿是油漬的藏袍；被陽光燒灼得黝黑發亮的面龐；身上綴滿各種叫不上名字的寶石的藏族少女；腰裡別著長長藏刀的漢子。一把銀色刀鞘上鑲嵌著紅寶石的藏刀無限地吸引著我的注意力，跟隨著那個藏族漢子走出去幾裡路，搞得他不斷地回頭看我，以為要對他圖謀不軌，幾乎要拔刀相向。兩個人在畢業前的夜裡，在宿舍中冥想，一輩子要實現的100的夢想應該是什麼，然後認真地寫在本子上。西藏是眾多夢想中的一個。無數次的央求死黨的爹媽，想搭勘探局的順風車去拉薩，卻被死黨母親以安全的原因無情地鎮壓了！拉薩終於沒有去成，只是在藏區的邊上轉了一圈。但是湖水深邃的藍，天空透明的藍，雪山耀眼的白和無限的誘惑永遠定格在年輕的心裡。在回北京的火車上與死黨相約一定要一起去拉薩。再次聽到關於西藏的故事已經是大學裡了。我的一個留校工作的大師兄給我講他在西藏的種種故事。這個老兄的經歷本身就是一個傳奇。超過35歲的人上大學的年代裡有一個叫“講師團”的東西，大約相當於現在的“西部志願者組織”。不過可以參加的人員都是各個大學選擇的優秀畢業生和入黨積極分子之類。在那個畢業生由國家包分配的年代，選擇晚一年參加工作到老少邊窮地區去當老師還是需要些勇氣的。畢竟和現在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不同。這老兄已經在江西萍鄉的一所中學裡當了一年的中學老師。回了北京不到3個月，發現下一批人的目的地是西藏，腎上腺素就禁不住如滔滔江水般奔騰。對一個心中充滿冒險衝動的年輕人而言這樣的機會簡直是千載難逢。於是連夜寫了份申請交到學校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再“鍛煉”一年。這樣的表態校方當然是當成典型，又是鼓勵又是表彰。這老兄可謂是狗運亨通，在去拉薩的飛機上和當時自治區副書記熱地坐在一起，一口流利的英語和雄辯的口才徹底讓副書記認定他是個難得的人才，下了飛機就被直接安排進了自治區外事辦公室。而學校帶隊的學生處長大人在貢嘎機場樸出機艙就頭暈目眩，險些一頭栽到舷梯下面，立刻被送去搶救，當天便被送回北京的家中。處長大人就住在我家樓下，何況學生處長這個角色干的多半是四處張貼處分、開除學生布告的工作。每每說到此處，大師兄的臉上就是洋溢的壞笑。師兄被分配的工作聽起來有點令人啼笑皆非——到大昭寺去教喇嘛們學習英語。而實際的任務是暗中監視喇嘛們的一舉一動，定期彙報他們的思想動向。年輕喇嘛們和任何年輕人一樣，對外面的世界和知識充滿好奇和渴望。喇嘛們會偷偷收藏女明星們的照片。而來源則是五花八門，有雜志上剪下來的照片，有整張掛歷，還有從印度帶過來的明信片等等，無一例外地藏在褥子下面。師兄對此也是見怪不怪，從來不會向老喇嘛舉報這些事情。隨著彼此間信任的增加，小喇嘛們開始放肆起來，甚至與他討論起男女之事。在師兄的描述中，布達拉宮的輝宏，大昭寺的聖潔，天葬的神秘都逐漸具體起來。還清楚地記得師兄形容的拉薩三大怪：廁所身帶，野狗四處竄，公共汽車郊外站。在那個還是相對封閉的時代，西藏的一切都似乎是傳說中的故事甚至是一個傳奇。每段語言都可以激發我無限的遐想。拉薩暴亂時，大昭寺的年輕喇嘛沒有一個上街鬧事。師兄的工作被政府的高層一致認可，又是立功又是入黨，回到學校時儼然是一副英雄的模樣，被眾人景仰，也成了重點培養對像。那個多事的初夏之後，身在美國的他卻一去不回。再次見到他已經是在6年以後的香港。師兄已經是芝加哥期貨交易所裡的頭牌經紀人，有了自己的別墅，名車，酒窖，盛情邀請我有機會去他家裡做客，享用他儲藏的名酒。那時我還沒有機會來圓我西藏的夢想，還被他大肆嘲笑了一翻，說我是舍不得外企的工作，沒有點男人的樣子。他的太太也是我們大學的校友，在他去洗手間的時候卻悄悄地對我說，讓我勸勸他：“不要在那麼賣命的工作，該有的東西都有了。他現在每天回家都喊累，幾乎就像一灘爛泥一樣的睡去。而第二天早晨又像個沒事人一樣，打上領帶，穿上西服繼續去上班。他也總是說不干了，換個工作，可是那東西就像是毒品一樣的迷惑他。我真擔心他那天就不行了，還要錢干什麼用。男人不聽女人的勸，你跟他說說可能好使！”4年之後的一個午夜，我被手機的鈴聲從睡夢中驚醒。電話那邊傳來的是師兄太太的哭泣聲：“他死了！今天早晨出門的時候還好好的！上午11點多他一頭栽在鍵盤上就去了！”我已經去過西藏，還沒來得及和他交流彼此的感受，也沒機會去品嘗他珍藏的葡萄酒。掛了電話，一個人呆坐在黑暗的床上，不知道他的天堂裡是否也有透明的藍天和輝煌的宮殿，那些當年的小喇嘛是否會為他超度。高中時代的死黨在我們約定去西藏的前一年的夏天為情所困。在雍和宮橋下的護城河邊和我一直聊到天亮。那時他的父母都已經從高原回到了唐山，幾十年天各一方的家人終於可以團圓。但是無論家人，那17個餃子，還是西藏的夢想都沒能讓我留住他。20天以後他追隨已經嫁為人婦的前任女友去了美國。我開車去他們曾經住過的房子裡收拾東西，那小子唯一要帶走的是為女友拍攝的一大紙箱照片。開口要跟我說那27個餃子，話出半句就痛哭流涕，泣不成聲。關於西藏最初印像的那些人一一消失在記憶裡。9個月後我要再付她的約會。